明朝中期内阁首辅:李东阳生平介绍及历史评价

李东阳(1447年7月21日-1516年8月17日),字宾之,号西涯,出生于顺天府玄武湖,明朝官员。

  正德年间,刘瑾等八个太监倚仗权势胡作非为,引起了朝臣忧虑,于是爆发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弹劾“八虎”的斗争,为首者是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内阁大学士,他们也是受弘治遗命辅佐正德的顾命大臣。结果,昏庸的正德一心护着刘瑾等人,刘健、谢迁只好辞官而去,李东阳也多次请辞,但未被批准。从此,李东阳踏上了一段艰难的做官和为人的途程。

  李东阳虽出身于行伍世家,其父却是饱学之士,以开私塾为业,对他教育有方。他三岁就能写一尺见方的书法,有“神童”之誉。他17岁中进士,从成化到弘治初期,入翰林院任编修、侍讲学士、太常少卿近三十年,虽远离政务,却很关心天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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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阳

  弘治五年(1492年),天下大旱,朝廷征集对策,他摘《孟子》七篇大义,并将自己对时政的意见数千言一并呈上。弘治很赞赏,将他升任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内阁,专门负责诰敕之事,后又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在弘治朝,李东阳可谓春风得意,他在内阁与谢迁和首辅刘健同心协力辅佐弘治。弘治比较贤明,善于纳谏,注意节俭,不让宦官得势,因此,天下比较安定,旧时史家有“弘治中兴”的好评。对三位位同宰相的大学士,民间也有“李公谋,刘公断,谢公独侃侃”的称赞。

  李东阳关心民间疾苦,直言敢谏。弘治十七年,山东的阙里庙重建,他奉命前往祭祀,一路考察民情政情,回京后将所见灾患、时政弊端如实上奏,痛切地指出:“我自己若非经过其地,只在官府中看看公文,尚且不知详情,何况是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呢?”他最后说,过去皇上因灾异征求意见,群臣尽言无讳,但屡次下的诏旨因涉及内廷权贵,常常不了了之,这次他的上奏可不能再重蹈覆辙。弘治并未因李东阳触犯自己而愤怒,而是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

  李东阳还极力帮扶后辈,举荐才品兼优者,他推荐的士大夫学有所成者不在少数。他还是文章大家,朝廷的大著作多出自他的手笔,天下传诵。他又擅长诗词、书法、篆刻,是文学上“茶陵派”的领军人物。这个流派力图摆脱明初“台阁体”的一味仿古,对以后的明代诗风有相当影响。史书称赞:“自明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世奇后东阳而已。”

  这样看来,李东阳的官场生涯也算顺风顺水,唯一憋屈的是,正德期间,李东阳独留内阁,居于首辅之位,却须仰刘瑾鼻息,“悒悒不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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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阳画像

  正德由于年幼即位,只知玩耍,因此朝中大权都落到了掌管机要的司礼监太监刘瑾身上,正德只负责签字,对内容并不感兴趣。对此,刘瑾采取了特殊手段,所有奏章都要先呈送给他,称“红本”;刘瑾没多少文化,便带回家中,由其妹夫礼部司务等人篡改,心腹焦芳润色,称“白本”,再上呈皇帝。刘瑾下达的皇帝敕旨真假混淆,难以辨别。于是,这时期出现了许多迫害百姓和正直官员的暴政。

  对于内阁首辅李东阳,刘瑾表面尊敬,称他“先生”,实则将他当作可以任意处置的下属。焦芳被刘瑾安排入内阁后,因李东阳位在己上,便常向刘瑾说他的坏话。因此,李东阳主持编写的《通鉴纂要》完成后,刘瑾派人挑出一些文字笔画上的小毛病,就革除了几名誊录官,并欲株连李东阳。李东阳“大窘”,赶紧降身屈尊,请焦芳向刘瑾求情,这才免了灾祸。

  阁臣中还有个正直的大臣王鏊,为削弱焦芳的力量,李东阳又缓引王鏊入阁,可是,王鏊忍受不了刘瑾的凶暴,辞官而去,刘瑾立即又安排其他亲信入阁,所以李东阳在内阁始终势单力薄。

  但他没有像王鏊那样一走了之,而是小心翼翼地“委蛇避祸”,对刘瑾炮制的那些上奏的“白本”,他常不置一词;刘瑾在京城修造玄真观,他为之撰写碑文。这些有污他昔日清名的窝囊表现也为气节之士诟病。他的一个门生写信给他,说他如不辞官,就请他削去自己的门生籍;有人还向他投寄匿名诗,讥讽他是“伴食中书”,并以鹧鸪和子规两种鸟的啼声为喻,劝他不如归去。他忍受了这些误解,默默地坚持他当初独留内阁的打算,如他后来所说的:之所以委屈自己,就是希望能对朝廷起到一定的好作用。

  他毕竟有很高的声望,正德也信任他,所以刘瑾有时也不得不有所忌惮。如刘瑾实行对犯法者的连坐法,株连无辜的人,经李东阳努力求情,无辜者才得以幸免;刘瑾对被贬斥的官员实行罚米实边(将米搬到偏远地方,以充实边境),经李东阳周旋,改为在其原籍交付,免去了他们长途搬运之苦;还有几位官员因得罪刘瑾,“皆荷重校(枷刑)几死”,经李东阳出手相助,改为谪戍或贬为百姓。

  正德三年(1508年),御道上发现一封历数刘瑾罪恶的匿名书,刘瑾竟罚百官在烈日下跪在奉天门外,接着又将五品以下的三百多人关进了监狱。经李东阳力救,刘瑾也听说匿名书是太监所为,众官才得以赦免,可是仍有几人已被晒死和赐死于狱中。

  刘瑾对当初弹劾他的刘健、谢迁恨之入骨,他们辞官后不久,刘瑾就将他们列为奸党,后来又捏造“循私援引”的罪名,准备抄他们的家。也是多亏李东阳努力解救,他们最后以被削职为民了事。

  得到李东阳解救的贤臣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一清,他是后来诛除刘瑾的关键人物。此人文武兼备,曾总制西北三镇军务并任右都御史,因不依附刘瑾,被诬为“冒破边费”下狱,后经李东阳力救,去职还乡。后来,陕西的安化王反叛,据说经李东阳推荐,杨一清被重新起用当总制军务讨伐叛乱。平叛后,杨一清以安化王反刘瑾的檄文为引,与监军太监密谋,告发了刘瑾的大罪,刘瑾因此被处死。

  当初若没有李东阳的解救,杨一清就不可能复出;他不复出,刘瑾还会猖狂下去。后来,杨一清曾对人说:“宾翁(指李东阳)补天捧日无迹。”

  刘瑾被除后,正德开始继续宠信太监、游乐无度,荒于朝政,李东阳屡上谏言均不听。李东阳于65岁时以老病退休。《明史》说他:“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可见他是廉洁白奉的,也没置什么产业,致仕还家后生活并不宽裕。由于他精于诗文书篆,名满天下,前来购买书画者“填塞户限”,直到他69岁辞世。

  李东阳独留内阁,忍辱蒙诟,与刘瑾之辈相周旋,是源于他对为臣者的价值判断。他在所写的文章中曾将唐代的褚遂良同狄仁杰作比较,认为褚遂良死武则天之立,狄仁杰不死武则天之篡,是“死者难而易,生者易而难”。刘瑾乱政时,李东阳选择的是效法狄仁杰。对于狄仁杰,明末的思想家李贽有很高评价:“梁公(狄仁杰)……同尘合污,与世委蛇……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矣。”这评语基本也可用在李东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