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生前死后受到西南地区各民族爱戴尊崇,《三国志》里也有记述,说诸葛亮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 说起来,现在遍布全国的各个纪念诸葛亮的名胜古迹当中,还有西晋末年十六国时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巴氐人的首领李雄修建的,这就是位于成都南郊的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人写的对联,看了很有教益: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里又讲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谓之上”,又讲了政治上审时度势与法制上掌握宽严的重要性,确实把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诸葛亮两方面的特点都突出来了,也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上面曾谈到少数民族戏曲演的戏里有《斩马谡》,说起来,诸葛亮的“攻心”战略,还真是和马谡大有关系。马谡虽然在街亭的表现不怎么样,但是“心战为上”的建议,看来还是符合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的。
他在南征中正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才会出现“七擒七纵”的局面的。二次大战时也出现过“心理战”,不过那主要是指宣传攻势,似乎还和诸葛亮的作法有些不同。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在《隆中对》里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取得西川根据地后,要用和抚的基本方式来解决与生活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氐、羌和云贵川一带的西南民族的关系问题。当然,三国鼎立的竞争局面下,更能显示出三方不同的处理民族问题方式的利弊优劣来。说起来三方还真是有“和抚”、“征剿”和“征抚结合”三种方式的区别。
比如曹操,他对北方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征抚兼用,以征剿为主。他为了阻止袁绍与北方民族的联合,亲自率军北征乌桓就是一例。 到著名避暑胜地北戴河,当地人们会告诉你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当地俗称“桃山”的,就是当年曹操回师时吟咏“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碣石山,毛泽东因而写下过著名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诗句。当然,曹操也有抚的一面,否则蔡文姬也不可能从匈奴顺利归来了。至于孙权,则完全是征剿了,为了弥补他在竞争形势下兵力人口的不足,对东吴境内的山越族多次征战,强迫他们搬出深山老林,到平原定居,以充当家兵、佃客和奴隶。
但这引起山越人不断的反抗,反抗又引来新的征剿,形成恶性循环,内部反而增加了不安定因素,所以在三国争夺中,始终只能采取“保江东,观成败”的消极防御态势。而曹操依靠强大的武力,虽然使西部和北部后方平静一时,但没过多少年,这些民族就进兵中原,形成了五胡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
诸葛亮的方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总结一下他的经验,还是很有教益的。据史书记载和学者研究的结论,主要有这样几条:
一是让少数民族自治,尽量少留汉兵,少派汉官;
二是尊重当地民族习俗;
三是待之以诚,取信于民,和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还指示部下官吏在当地广交朋友,“投石结草”,拜为兄弟。这对后世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红军长征路过彝民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友好,约为兄弟的事,就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