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申报》是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新闻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媒体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持什么样的态度?本文试图以《申报》为视角来探求抗战前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媒体眼中的形象。

  一、访问延安

民国时的《申报》是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

  俞颂华和孙恩霖拍自延安的照片在《申报周刊》封面上发表。照片显示,延安城墙上赫然刷有"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停止内战"字样的标语

  1934年11月史量才遇难之后,其子史咏赓继承《申报》报馆全部产业;马荫良继任总经理,总主笔张蕴和负责报馆的业务。张蕴和身体欠佳,难以兼顾笔政和报馆日常工作,原副总主笔周梦熊遂代理笔政。不久,周梦熊另找出路离开了《申报》馆。俞颂华、伍特公和张叔通(张蕴和之弟)三人负责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俞颂华实际上主持《申报》笔政,并主编《申报每周增刊》(以下简称《申报周刊》)《申报每周增刊》多写为《申报周刊》。其前身是1932年7月15日创办的《申报月刊》,从1936年元旦起改为周刊,仍由俞颂华主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在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以共纾国难的趋势越来越明朗。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从这里不断发出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信号。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向三中全会提议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抗日。对此诸种情形,《申报》大力宣传。尽管国共关系有缓和的迹象,但是,陕北仍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仿佛一个禁区。人们无法真实了解中共和红军。这就使得中共中央驻地延安越发显得神秘。《申报》对延安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共产党对抗战的态度,帮助读者提高对抗战的认识,鼓舞人民抗战的热情"。在向延安派人的问题上,总经理马荫良的标准是,"要无党无派的,思想进步,有正义感的,会摄影的,最好懂得一些外文的"。报馆最后决定派《申报》记者孙恩霖和《申报周刊》主编俞颂华访问延安。

  《申报周刊》对《申报》派记者访问延安的目的作了明确解读:"溯自'九一八'后,开发西北已成为全国注意之问题。去冬双十二事变以后,西北一隅更为国内外人士视线所集中。现在陕省秩序业已完全恢复,全国和平统一亦露曙光,西北之前途,固足欣慰,而西北之实况,尤宜洞悉"。

俞颂华

 

俞颂华

  1937年4月9日,俞颂华和孙恩霖从上海出发。16日,他们到达延安。延安是一个小县城,是中共中央的驻地。当时,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息均出自延安。"在延安,他们走访简朴无华的市区和军民共居亲密无间的街坊,遇到许多春寒料峭中都是穿着棉衣的官员和士兵"。当晚,毛泽东在窑洞接见两位记者,向他们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强调"要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经过"共同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谈话"一直进行到凌晨三时"。17日,他们还见到了朱德、张国焘、傅连璋及徐特立。朱德、张国焘等人分别就军事、农业、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意见。17日夜,俞颂华和孙恩霖同当地军民到露天广场看抗日剧团的演出。条件虽然简陋,但演出的内容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8日清早,他们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希望报纸发挥作用,调动一切进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好抗战的准备"。随后,他们离开延安,4月26日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