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大败的原因是什么(2)

  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郃与高览。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

  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

  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

  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

  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

  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

  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

  激励乏术,输在德行。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所谓厚德者,治道也。

  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

  等到关羽杀了文丑,郭图、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佯推不知”,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先喝退左右(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