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吴广选择在大泽乡起义只是巧合吗?起义地点怎么确定

  就秦帝国的历史来说,应该算的上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了。不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北却匈奴,南征南越的地缘扩张,已是非常难得了。这些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那些浩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够实施,所依靠的其实是诸侯国们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资源。以胜利者姿态成为中央之国之主的秦人,当然有权力这样做。只是相比于六国各自都有的,数百年的历史来说,新生的帝国毕竟太过于年轻了。

  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真正的安全期是在大部分的人民和精英阶层都出生在这个国家。换名话说,只有当那些前朝的遗老遗少们,被自然淘汰掉,换代的民众都有了新的国家认同感后,王朝的稳定期才会真正到来,这和所谓的“三代培养贵族”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看,秦人在学习统治中央之国的政治技巧上,反倒没有周人做的好。

  经历过那么多年残酷战争才得到天下的秦人,当然也是会想办法防止那些前朝遗民危害新生的帝国。他们所做的一项重大决定,就是把六国的贵族,都集中到咸阳居住,以便于监督管理。

  问题是,真正感受到压力的,并不只是这些贵族。那些底层的百姓,同样无法适应秦人那种以法家理论武装起来的,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这个农业社会来说,一个新生的王朝通常只要整合好了上层建筑,就不会遇到问题;但如果你不去试图大幅度的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那么你的麻烦就来了。秦人过于集中的管理方式,就让他们的帝国很快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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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给帝国制度麻烦的,是两个对我们这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来说,非常熟悉的人。我想只要是学习过小学历史的人,都应该对陈胜、吴广之名熟的不能再熟了。如果你来自海外,碰巧又对历史不感兴趣,也不要紧。只要在天涯泡上一段时间,也会经常听到一句话:“现在的中国就差两个人了”。不管你之前清不清楚这两个人,现在心里肯定都想到他们是谁了。那么恭喜你,答对了。这两个人就是陈胜、吴广(肯定不是陈水扁和吴淑珍啦)。

  陈胜、吴广的那次“起义”,之所以在我们的教材中定位这么高。是因为它被定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在此之前,也并非没有类似的举动,只不过既然我们的历史把秦朝作为“封建”时代的开始,那么之前的“起义”的主体当然就只能是奴隶了。这种硬生生的用西人的方法,来套用中国历史的情况,自然是非常不严谨的。只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不是这些学术问题了,所以也就不展开了。

  抛开套在陈、吴二人身上的阶级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倒也算得上是开启了“起义”的先河。毕竟秦人当时的高压统治,已经无法让他们成为“义”的代言人了;而诞生出“揭竿而起”这句成语“大泽乡起义”,在当时也的确第一个在秦国外强中干的身体上,撒开了一道口子。正是有了这道口子,那些六国故地纷纷而起的“义军”,才最终葬送了始皇帝千秋万代的梦想。

  秦末楚地主要义军示意图虽然在我们学习的历史当中,陈胜、吴广的名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陈胜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在那次看似偶发的起义事件中,所隐含的是陈胜超出常人的政治头脑,以及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我们知道,在正史的解释中,所谓的“大泽乡起义”,是由于陈胜、吴广以及900余人被征发至燕山南麓的“渔阳郡”戍边,在行至“大泽乡”这个地方时,由于暴雨冲毁道路,延误了行程,而引起的民变。无论是史记,还是后来的阶级论,都认定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按照秦朝法令“失期,当斩”。不可否认,就当时被鼓动的900余人来说,应该是相信这个判断的。因此才会在陈胜“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鼓动下,揭竿而起的。问题是秦朝的法令虽然严格,但对于雨水阻隔这种不可抗力,造成的延误,是可以免除处罚的。这一方面应对古人顺应天时的基本态度,也符合立法的原则。作为带队的屯长,陈胜并没有理由不知道这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