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年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在一次狩猎时获得一只“一角而足有五蹄”的兽,故定下年号为“元狩”,这就是第一个“年号”,而此前年号“建元”、“元光”、“元朔”是追记的。当然对于武帝究竟在哪一年开始设立年号,历代史家说法不同,也有研究成果认为是太初元年。在汉代以前,一般使用王号纪年,即“某王某年”或“某公某年”、“某侯某年”等等。只有在周代出现过一次“疑似年号”——共和,但那是由于当时王室淆乱,大臣掌管政权,无法用王号纪年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算不得真正的年号。汉武帝使用过的年号很多,计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或称延和),最后还有一个已经改元而尚未设置年号的“后元”。


武帝改元很有规律,元封以前是六年一改,太初以后则是四年一改。那么,这些年号又是根据什么命名的呢?《史记。封禅书》说:“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照这个记载,以年号纪年以前的改元都是按数字顺序命名的,文帝只改一次,所以可以用前、后来区分,景帝改了两次,前、中、后也够用,但武帝频繁改元,就不能用前后区分了,只能说一元、二元、三元等等,大家觉得这样纪年有点不够堂皇,于是建议用“天瑞”来命名年号。所谓“天瑞”,就是天降的祥瑞。第一个年号建元,是取其“始建元年”的意思,与天瑞没有关系;第二个年号元光,则是因为天现“长星”,亦即彗星,星乃三光之一,故名元光;第三个年号元朔,显然与历法有关,有人认为是那年的冬至正好是十一月初一(朔旦),与黄帝时相同,所以叫元朔;第四个年号元狩,得名于武帝狩猎,捕到一只独角兽;第五个年号元鼎,是因为在修建后土祠的时候出土了一只古鼎; 第六个年号元封,是因为武帝封禅泰山、梁父;第七个年号太初, 是当年改用《太初历》,要与民更始的意思。自武帝以后,年号这种纪年法就一直被延续下来,一直到清 宣统三年(1911年)

大多数年号的取名过程都是一场大型拍马屁现场,让人解释得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众所周知,西汉建立之后汲取了秦灭亡的教训,在统治上采用了郡县和分封杂糅的制度,既有亲藩封国,也有直属中央的郡县。很自然的,这种制度很快就产生了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藩王之乱之“七国之乱”。汉武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全面施行“推恩令”,开始从根本上削弱了诸侯势力,但这只是硬的一手。他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完成相应的工作,确立中央朝廷,尤其是汉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自上而下推行改元和年号合二为一的制度,甚至对以前改元进行追加年号,就成为构建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改元,是为了纪念天降祥瑞,证明了汉天子上应天命;年号则体现尊卑之分,凸显大汉天子凌驾于诸侯王之上的神圣意味。而这软的一手,也需要在事实削弱诸侯势力之后,才方便推行,也就造成了汉武帝太初之前年号都是追加的现象。

不得不说,刘彻的这个制度创新收到了他想要的效果。从一些现存的汉代刻石碑文上看,年号改元对当时政治体制造成了重大影响,在西汉初年的汉文帝后元六年的赵王群臣上酬刻石碑文中,落款还是“赵廿二年八月丙寅”字样,但到了汉宣帝时的鲁孝王石刻碑文,落款就成为“五凤(汉宣帝年号)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上下尊卑秩序井然,鲜明地体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从他统治时期开始,年号和改元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纪念意义,成了封建王朝中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事。

按惯例,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称为“改元”,一般会熬到次年大年初一,当然也有例外。年号蕴涵着帝王君临天下、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称为“奉正朔”。设立新年号君臣朝野为之瞩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肠,绞尽脑汁。有些皇帝喜欢换年号,好事坏事都要换,有的几年换一次,偶有的一年要换几次,爱标新立异的年号换得多,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是谁?比如汉武帝改了十一次年号,唐高宗李治改了十四次年号,他的妻子武周皇帝武则天改年号创下了18个的纪录,光公元692年就换了3个年号。一般朴素务实的皇帝年号换得少,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因为“贞观之治”的缘故大概是知名度最高的年号了——堪称坚持品牌,做大做强的典范。即使放在古代封建社会,也是许多帝王统治天下的榜样和目标。西夏崇宗李乾顺(公元1101—1113年在位)直接以“贞观”为年号,希望自己能取得唐太宗那样的成就。由于唐朝对东亚的影响太大,“贞观”这个年号在国外也颇受追捧,日本清和天皇(公元858—876年在位)就以“贞观”为年号,取得了不错的政绩,日本史学家因此也称他的统治为“贞观之治”。再比如唐玄宗兴盛明君时期用的年号是“开元”,所以这段时期就被称为“开元盛世”。而在开元29年,唐玄宗认为功业已就,一生中的大事都已经办完,想要开始享受成果,改元为“天宝”,唐朝也由此由盛转衰,年号变成了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