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淞沪抗战始末 两次淞沪抗战的悲剧结局

在中国抗战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淞沪抗战。第一场战役发生在1932年,中日双方虽然最终打了个平手,但中方依然被迫签订了耻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第二次战役发生在1937年,这一战历时122天,最终中国军队大败。所以,两次淞沪抗战对国人来说都以悲剧收场。
  当1937年底122天的淞沪会战结束时,战争伊始从各地陆续赶来参战的70余万中国军队,仅剩下40万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经过多年准备,投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兵力发动的一次进攻,却经过一场近乎无休止的悲壮流血,终以溃败而结束。
  回首5年前同一地点的那次规模小得多的战争,“一二八”之役中中国军队的行动虽然看似表现更为优异,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从仓促应战到多年备战,两次淞沪抗战失利导致的共同悲剧,颇值得体会其中的不同。

  “一二八”之役:未被允许的应战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一二八”日本入侵上海实在是一次仓促的应战。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入侵,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1年,陈铭枢由于促进宁粤合流,被蒋介石调任京沪卫戍司令官,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十九路军才被允许调戍来沪,维系京沪警备安全。当日本为转移建立满洲国的国际视线而于1932年1月中旬在上海寻衅时,已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幕后曾授意何应钦、朱培德电令十九路军于1月27日退出上海市区,却遭到已经宣布拒绝内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拒绝。
  蔡廷锴在对“一二八”的回忆中,说到自己当年在围剿红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从“九一八”中认识到由于连年内战而导致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为此他特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宣誓,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1933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编《“一二八”的一些纪念品》中,刊载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于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十九路军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
  这种近乎自发的抵抗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士气高昂,但十九路军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装备落后且后援不足。面对“上海地面辽阔,大家(在日本铁甲军、飞机、大炮优势火力面前)只能各自为战的困境”,蔡廷锴甚至提出可以“学我们在江西时,赤匪攻击我们的战术”。当时正在病中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更是在1月23日十九路军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中,以红军坚韧的战斗精神启发十九路军军官,以激励士兵的抗战精神。
  然而战争打响后,十九路军在战时最为需要的“平射炮和高射炮,经两军政务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炮一弹”。而对于“自1931年10月起,从未领到应得军饷分文”的十九路军来说,到1932年5月底“一二八”之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欠发的军饷已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以致国民党内在上海的一些人士说,中央是想看着十九路军被打光。
  功败垂成的抵抗和调停
  国民政府主要的对策,乃是从战幕揭开之时开始积极的外交努力,寄期望寻求国际社会干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然而虽然英美为保护自己在淞沪的利益而开始外交干涉,但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却是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在1月31日给罗干文的电报中说:“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为此战争爆发后,近在咫尺“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的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其原因是国民军政部已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而对于出现第二个十九路军自发前往上海抗敌的可能,军政部更是明确表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国民政府对于日本虽然一再让步,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但日本却依旧在淞沪付诸武力。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道出了当时的担心:“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以为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1932年2月初。张治中前往浦口,迎接已撤职在野由洛阳而来的蒋介石,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终于同意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散住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第88两师合成为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然而对于国联和西方国家的调停,日本利用调停之机从国内增兵,而国民政府从此再未调遣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当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后,中国军队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的英勇作战最终功败垂成。
  战争结束后,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中剖析第一次淞沪抗战暴露出来的弱点,“先从外交方面,我国最大的错误就是无根本的外交方针和真正的盟国。在表面上我们说是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实际上我们却没有一个心腹的国家做联盟式友邦”。而对于战争直接失利的原因,朱伯康写到:“事前不战不和又不准备,事后忽战忽和、忽和忽战,又皆听从敌方的操纵,凡此种种皆给日本以便利,将淞沪土地断送于‘运输艰难后援不济’的痛语中。这种宋襄公之仁,实为任何国家所不取的对敌方法!”
  未雨绸缪的秘密备战
  早在“九一八”之后,张治中就曾收到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何香凝要张治中转达黄埔军校同学:“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当“一二八”战事结束后,何香凝前往在常熟县东南东塘墅看望修整的张治中部时,再次赋诗《赠前敌将士》:“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参谋刘劲持回忆起1937年7月初,“我和同事漫谈时局,均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日本侵华受到阻滞,上海市面繁荣,日本浪人敛迹,于是思想上放松警惕”。然而曾参加了“一二八”之役、此时已是京沪警备司令,统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张治中,对于未来中日在上海的再次战争却深信不疑。
  早在两年前,张治中已经在国民政府授权下,在淞沪地区开始了极为秘密的备战工作。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的军事负责长官。张治中的任务,正是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教训,在淞沪地区制定长期抗战的对策。为此他“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完成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
  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30年代中期,张治中认为中日形势极为严重,为此于1936年9月23日和10月4日,两次向国民政府陈述在淞沪调兵备战的要求。张治中指出:“上海为我经济中心,系世界视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出,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需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亦属非宜。”为此张治中建议,“须有兵力六七个师,以四至五个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亦代,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这便是张治中制定的《上海围攻计划》的核心。这个先发制敌的构想在1936年底就已经被蒋介石所肯定。惟一尚未决定的,是何时发动攻击。
  在此背景上,日本在华北和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挑衅,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在1937年月7日于南京召开国防会议,确定了8月11日京沪警备军进军上海,发动对驻沪日军的围攻。
  “打给外国人看”的一仗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华东开辟战场,是抗战初期军事战略上的一个重要举措。民国史学家余子道认为,淞沪之战的战略企图和目的,绝非单一目的。南京大本营在1937年8月20日颁发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以“大本营训令”对淞沪作战规定,要“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而在政治意义方面,1935年以来国民政府理念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都讲保卫首都、保卫长江列为淞沪作战的既定原则。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就连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从作战方面,正如当时的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于是8月20日,蒋介石最终作出“扩大沪战”的决策,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军队进军上海。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淞沪之战的主流判断。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军有利的方面。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根据张治中的最低兵力部署,当时国军精锐之第88,87和36师都应该部署在淞沪战场。然而由于西安事变,第87师曾经调往西安长达8个月之久,而36师直到“八一三”之战爆发才火速调回。“(8月)13日晚接到最高指示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包括特别快车),统统为我师让路。”时任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说,“当时住在徐州、蚌埠及南京附近的军队颇多。为什么单独命令我师由陕开沪?因为我师和第87、88两个师是姐妹师,是由原国民政府警卫军改编而成。日夜兼程,经过两天两夜,16日即赶到上海。”虽然36师经过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情声援,但临阵逐次增兵,早已犯了兵家大忌。
  外交迷信导致痛失先机
  对于淞沪对日作战,张治中的基本观念是“先下手为强”。就在“八一三”之战爆发前半个月,张治中在7月30日向南京国民政府郑重提出,如敌军决定派陆军师团来上海,并已经开始登船;如敌方航空母舰来沪;如敌方在长江的舰只在上海集结,如敌人在上海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中方限期答复。日本方面如果有上述四种状况任何一种,国民政府应该首先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