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在长征中党一直（特别是在早期）行走在生死之间，早期的通道会议骑士也是党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当时的中央红军随时可能被敌人剿杀，而这次会议是其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
目前，一些党史著作对于通道会议与通道转兵，只是点到为此。甚至，有人还认为通道会议并没有解决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因为通道会议之后，中革军委仍然发出过北上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指令。这些著述的问题，都是犯了重现象不重本质、重电报不重事实的毛病。
笔者认为，通道会议有三大意义值得载入史册。一是确认了毛泽东正确的转兵意见；二是实际上变更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三是事实上开辟了中央红军通向黎平、通向遵义的正确通道。
通道会议作出转兵决策，中央红军实施转兵西进，实际上拒绝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实质上变更了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它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对“左”倾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总也压制不倒排斥不掉的领导权威和人格魅力。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挽危局，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赞同和支持，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比较一致的尊重，并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通道会议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由于李德、博古并没有完全认错和让位，继续坚持中央红军北上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使红军战略方针的彻底转变还不能够作出明确决定，但是毕竟促使中央多数领导人请回了毛泽东重新参加军事指挥，使中革军委作出了调整前进方向，避实就虚，转兵入黔的进军命令；这是长征以来毛泽东由闲置转入务实的开端，他的正确主张被接受，从根本上动摇了李德、博古不可一世的权威，动摇了陷入“左”倾军事路线而不能也不易自拔的最高“三人团”领导体制。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党和红军战略问题的发言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和红军原来比较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和领导作风。这些无疑提高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权力和地位，进而为下一步确立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毛泽东的指挥权力和领导作用，拯救处于危机关头的党和红军，提供了先决条件。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不仅有效地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内领导层的严肃斗争，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步化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实际上为黎平会议形成决议和遵义会议伟大转折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