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熊光来说，1799年2月7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诡异的日子，这一天既被称为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但同时也被称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老黄历上同时印刷两个年号，全国铸造的钱币也是乾隆、嘉庆各半，甚至专门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两本，一本以嘉庆纪年，一本以乾隆纪年。

　　毫无疑问，在那一天之前，从作为一国之君的嘉庆皇帝到最底层的臣民，每个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的长长余荫或是阴影之下，但究竟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种，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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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吴熊光身上，可能阴影比余荫更大一些，尽管他曾被太上皇特简入值军机处，参与枢要，但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宠臣和珅排挤出京，改任直隶布政使。

　　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一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而彻底改变——1799年2月7日清晨7点，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太上皇乾隆驾崩。从此世上只有一个年号、一种钱币、一个皇帝。

　　这天晚些时候，吴熊光赶赴宫中，向他的前主子乾隆皇帝表示最后的敬意，也因此见证了转折时刻的来临——他被嘉庆皇帝秘密召见，目的是询问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就是在两年前将他排挤出军机处的乾隆宠臣、首席军机大臣、举国势焰最炽的权臣和珅。

　　皇帝的问话已经体现出明确意旨：“人言和珅有歹心。”

　　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新君嘉庆已经对这位老爹宠信有加的权臣憎恶至极，歹心可不是指贪腐，而是暗忖其有谋逆之心，实乃五行山一般的罪名。然后，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和珅跌倒。

　　2月22日，和珅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被赐死在狱中。次日，皇帝宣布和珅一案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