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畏夏也是生行票友，与孟小冬本来就熟，凭他新闻记者的职业洞察力，很快就找到了小冬在津所住的地方。起先小冬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一心念佛，任凭叶君游说，誓不与梅兰芳相见，更未采纳叶的主张，与梅合演《探母回令》。叶原想借同台合演《探母》，从中调解，使孟梅重归于好，因小冬坚决不允而改和华伶合作。又因赈灾义演，慈善之举，小冬无法推托，接着又和尚小云合演了一场《四郎探母》。但她就是不答应再与梅兰芳公开同台、旧调重弹。梅也只有苦笑忍受。

　　正当孟梅感情处在几乎破裂的时候，小冬母亲因不放心女儿在津吃斋念佛，专程到津探望。叶畏夏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硬是说服老太太做小冬的工作，并将老夫人接到梅兰芳下榻的英中街利顺德饭店，精心安排让梅氏向孟母叩拜求援。老太太本来就非常喜欢这位温厚柔顺、和蔼可亲、人称“梅大爷”的女婿，现在见他又如此百般哀求，并保证往后决不再让小冬受气，也就满口答应。

　　在母亲的开导与朋友的解劝下，小冬终于破涕为笑，一场风波，始告平静，并于12月16日在天津法租界马家口的春和大戏院演完一出义务戏《捉放宿店》后，小冬随兰芳和母亲返回北平。

　　梅孟这次表面上的和解，并未能达到真正相互谅解，不过是变成了相互忍耐。接下来，他们又维持了大约半年之久“貌合神离”的夫妻关系。

　　分手 两败俱伤

　　梅孟真正分手的时间，当在1931年7月，是在6月5日梅兰芳第三次率团赴香港演出结束折回上海，参加了6月9—11日三天杜月笙祠堂落成典礼返抵北平以后。

　　其时，又有一件使孟小冬心寒而难以忍受的事情出现了。小冬听闻梅党中几位中坚人士和亲友，曾为梅的家庭纠纷，多次集会商讨抉择，想要帮助梅在“福、孟”之间作一决断。在众说纷纭难以肯定的情况下，梅党中魁首冯耿光就像拍卖行里的拍卖师一样，举起他手中的木锤“一锤定音”。

   他要梅舍孟而留福，所持理由很简单，他说:“孟小冬为人心高气傲，她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则随和大方，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与‘服侍人’相比，为梅郎一生幸福计，就不妨舍孟而留福。”他这个说法，把那些拥孟论者列举的冬皇优点，什么梨园世家、前程似锦、珠联璧合、伶界佳话等等，全都压了下去，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再赘一词。

　　不过这一次孟小冬没有马上跑回娘家，也没有不告而别再去天津茹斋念佛，而是在一天晚上，孟约梅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要求分手，梅自然不肯。孟说:“冯六爷不是已经替你作出了最后选择。他的话你从来说一不二，还装什么糊涂。”最后，孟很坚定地说:“请你放心。我不要你的钱。我今后要么不唱戏，再唱戏不会比你差;今后要么不嫁人，再嫁人也绝不会比你差!”

　　梅见孟小冬去心已定，话又说得那么刻薄，知道事难挽回，也就不再强留，但全身软而无力，便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至此，梅孟前后四年有余的支离破碎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画上了失败的句号。劳燕分飞，各奔东西，这次事件标志着梅兰芳和孟小冬两人的最后分手。梅孟仳离，恐怕没有赢家，其实是两败俱伤。当年还有不少梅孟戏迷为之一掬同情之泪。

　　这年夏秋之交，孟小冬拜访了结拜姐妹姚玉兰，姚此时已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姨太太。姚让杜月笙出面给在北平的梅兰芳打电话，告知小冬要在上海请律师，正式离婚。杜的意思是让梅兰芳拿笔钱出来，算作离婚补偿，从此与孟脱离关系。大亨开口，梅兰芳不敢得罪，一口应承给4万(折合今天人民币至少40万)。为付这笔钱，梅兰芳把他心爱的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的花园住宅卖掉，并于1932年全家迁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