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曾经这样评价过詹姆斯二世，说他“为了一台弥撒，而放弃了三个王国”。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他之前，雄才伟略的爱德华一世都选择在宗教信仰方面妥协，而他才能比不得爱德华一世，却公开叫板，只能证明他天主教信仰之笃定和虔敬，难怪路易十四对他会有这样的评价。
就詹姆斯二世陛下而言，他的失败可直接归因于他狂热的天主教信仰。如果他像亨利四世一样做出妥协，未必不能享国长久，至少历史轨迹不会像我们如今所看到的那样。
1688年的不列颠存在三种信仰，分别是极右天主教和极左清教，以及中间派国教会，清教与国教会同属于所谓基督新教，但与天主教一样并不被主流所认可。而自爱德华六世以来，英格兰每一次政治斗争，同时伴随着宗教斗争，反过来说，同样如此。
1642年清教革命并非不能避免，当詹姆斯二世之父查理一世在1640年召集被激进的清教徒控制的国会时，他已经决定与国会妥协，乃至默许处决他的好友斯特拉福德伯爵。然而当国会将十二位主教投入监狱，并要求主教退出上院时，查理一世被激怒了。他变卖王后的珠宝，为国教会做出了他不愿为绝对君主制做的牺牲，1642年他在诺丁汉召集勤王义军，为守护国教会而战。
依照中世纪惯例，各阶级都有属于自己的阶级特权，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可能会惊讶于查理一世此次起兵的口号居然会是保卫英格兰古老的自由，但原因不难理解，当时的保王党人如此辩护道：“虽然国王陛下此前在引进绝对君主制时犯下过错，但他已经知错而改。现在的问题是清教徒控制下的国会已经逾越了传统的权利边界，损害到王权。各阶级权利的妥协以及混合共治是英格兰古老自由的保障，我们必须制止不知节制的国会。”不幸的是，国会也是以同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于是战争不可避免。
依旧例，一旦权利的边界出现冲突，并且始终无法妥协，就往往以司法、战争、决斗的形式做出裁决，裁定的结果是上帝所给予的，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因此东方人总会惊讶地发现，西欧国王与贵族的内战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冲突，而是对彼此特权的反复申诉和申明，打完之后接受现实。失败者很少受到亚细亚式的残酷对待，尤其国王被臣子公开处死这样的现象，在欧洲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以查理一世的祖先爱德华一世为例，雄才大略的长腿爱德华在继位之前，就因为父王亨利三世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失利，不得不捏着鼻子签订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继位后老老实实遵守。查理一世在挑起战事前对这样的预期同样能够承受，然而他不能忍受他所信仰的国教会被一时得势的清教徒修改地面目全非。信仰的问题是不能妥协的，于是查理一世以殉道者的形象死去，为国教会和后世的托利党士绅，尤其他的儿子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无法控制大局，1660年查理二世在万众欢呼中回到不列颠。国王与议会达成妥协，虽然他不再像历代先王自食其邑，不得不仰仗国会供给，并且常备军被遣散，但王权的主要支柱----国教会恢复了他们的土地、上院的席位、旧的祈祷书。
辉格史学家麦考莱认为17世纪英国革命的内容，在接下来1661年新选举出的国会里便已完成。是否如此，我们不必计较，只需知道此次国会后世托利党人前身保王党大胜，组成了骑士党国会。此届国会强调正统原则，比君主还保王，国王的统治非常牢固。
但是托利党士绅在忠于国王的同时也忠于国教会，只要国王依旧信奉国教会，他们不吝献出忠诚。但问题在于，查理二世没有合法男性后裔，唯一的继承人，他的弟弟约克公爵也就是日后的詹姆斯二世是个公开的天主教徒，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在辉格党人看来，信奉天主教意味着信奉绝对君主制，而这是与英格兰古老的自由格格不入的。而在托利党人看来，这更是对先王的背叛。
辉格党人无法接受一个天主教徒，宁愿推举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托利党人可以接受詹姆斯二世，只要他将信仰限制在私人范围。1678-1681年，辉格党人使劲一切手段，试图阻碍詹姆斯二世登基，不幸功败垂成，领导人物不得不流亡荷兰。1682-1683年，查理二世与正统国会达成妥协，为约克公爵登基铺平道路。1684年，查理二世在病榻上皈依天主教，詹姆斯二世称制。
与复辟时的万众一心相比，詹姆斯二世的王位并不牢固。虽然在登基伊始，他便粉碎了蒙茅斯公爵的入侵，1685年的新国会比1661年以来任何一届国会都更倾向于国会。然而他的王位是建立在托利党国教会士绅的勉强妥协之上，如果詹姆斯二世是个信仰国教会的君主，他不难依当时的国会之力，向具有英格兰特色的绝对君主制推进。但他始终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路易十四曾如此评价他：“为了一台弥撒，而放弃了三个王国。”
1687-1688年，他两度颁发《信仰自由宣言》，试图联合天主教徒与清教徒，颠覆他的统治基础：国教会，从而为天主教在英国的复辟，实现机会。今日网络上曾有一个流行语，叫：“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惊呆了”，虽然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但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总觉得这样形容当时的托利党-国教会士绅异常贴切。
我们不必理会本文作者无聊的恶趣味，只需要知道当时的国教会虽然感到不满，但出于忠君之热诚，还是勉强容忍了下来。他们当时抱以如下期望：只要我们伟大的国王陛下没有男性后裔，自然绝嗣，那么一切都还有希望。1688年6月，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老王位觊觎者诞生，英格兰人必须就此做出决断。
之后的历史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光荣革命了，两党联手从荷兰迎接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和他的妻子玛丽，被詹姆斯二世寄予厚望的马尔伯罗公爵，也就是丘吉尔的祖先，此时争当带路党，直接倒戈，詹姆斯二世恐惧自己自己遭受父亲的命运，仓皇逃向法国。这让英国士绅集体松了一口气，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为新王登基制造理由，因此此时王位已经自然空缺。
就英格兰而言，他们能够避免绝对君主制，保留英格兰古老的自由，与詹姆斯二世失去自己的王位一样，或许都出自偶然，与当时欧陆国家相比并无一定必然性，除了隔海相望的岛国优势以外，这使其没有过于紧迫的防务压力，不需要因为平原国家四面为敌而过早过分地发展常备陆军。
根据欧洲历史，发展常备军是与王权的集中成正相关的。为了满足军费需要，国王不得不发展官僚制，为其汲取税收，而强大的常备军又使其有底气甩开封建贵族的势力，并用军队来镇压人民。然而，这并不是唯一原因，还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原因有待梳理。
比如若是英国最终取得百年战争的胜利，他就将深陷欧陆泥潭，不得不应对周边国家的挑衅和敌对，就像日后的西班牙、法兰西、德意志被全世界包围的窘迫。又比如倘若不是甩开教皇单干，再无外部监督的亨利八世的早死，以及他的后继者爱德华六世体弱多病，再以及玛丽一世对新教徒的残酷迫害，引来国会反弹，导致伊丽莎白一世不得不每日兢兢惮惮，努力维持国会中的势力平衡，在都铎王朝时期完整的绝对君主制就可以被实现。又比如如果不是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是个老好人，无意在欧陆挑起事端，他好战的儿子又连吃败仗，光荣革命是否会爆发也未得知。
很多时候，命运真的是万事万物无可奈何的解释。我们都知道，自由意志与无可避免的必然性之间的激烈冲突成就了古希腊悲剧，然而英雄们最后的结果还是被命运碾压在地。命运垂青于他，我竟无法反驳。
当然，这是一个很偷懒的解释，就英国历史我们完全可以有超出这种宿命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