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_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社会矛盾

鸦片是一种昂贵又使人堕落的毒品。道光年间鸦片烟价与黄金等,“较银四倍”。最初有能力吸食的是有闲的富有阶层,后来随着鸦片流入量增大,吸食者的范围大大扩大,既有纨绔子弟,也有官吏、士绅、地主、富商,甚至及于差役、兵丁、僧尼、道士、妓女等。一些大地主大商人瞄准鸦片的社会需求量大,且由于走私性质烟价昂贵又稳定,都像储藏金银一样囤积鸦片,作为发财的一种手段。包世臣曾提到当时有“以囤土之多寡,计家产厚薄”之说,可见烟毒泛滥的深广程度。

鸦片烟毒在中国泛滥加深了中国固有的社会和阶级矛盾,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_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社会矛盾

首先,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以往在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英国向中国输出的货物不足以抵偿他们从中国购进丝、茶,于是依靠散商从各地搜罗银洋以补偿。自鸦片介入后,中国出超的地位发生变化,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已不仅不足以抵偿鸦片烟价,而且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1821年后,鸦片走私激增,由于大量白银流出而形成的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了内地。

据英国公布的记录,1823年到1834年间,中国共有2520万元的白银流入英国。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20年(1820~1840年),从中国流出去的白银,至少在1亿元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银货流通总额的1/5,平均每年流出的不下500万元的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10。

白银外流引发了银贵钱贱的问题。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18世纪末制钱1000文即可兑换白银1两,到19世纪30年代,兑换1两银子需要制钱1600~1700文,30年间,银价上涨了600~700文。银价上涨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大大加重。

过去农民完纳田税1两银子,只需制钱1000文,此时则需1600~1700文,负担增加了60%多。农民必须拿出比以前多得多的农产品才可以完成原定租额。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农民抗租抗税的事件不断发生,租佃关系更加紧张。白银外流也引起清政府财政上的危机,由于白银日少,收税日难,各省拖欠的赋税额日益加大,清政府的库存日渐减少,形成了经济运行危机。

其次,鸦片泛滥大大削弱了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造成了工商业的普遍萧条和衰落。

中国社会的购买力本来十分有限,例如农民不仅生产所需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所需的手工业品。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之下,农民和手工业者仅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农民只有年成稍好时,才有可能出售部分农产品以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在流通领域,完全靠富有阶层的生活、享受消费来带动社会生产。鸦片泛滥,致使这一有限的购买力大部分被鸦片吸纳。在广州,负责进出口贸易的行商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有“百行生意,转动愈难”的感受。

某位公行商人在1834年曾说:由于银两日少,“各货滞销,损多益少……如遇一货而稍获微利,实近来罕见罕闻之事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情况大致如广州。林则徐曾在1838年对苏州和汉口的商业作过调查。调查后他曾说:“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

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工商业是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比较集中的领域,由于购买力的下降,经济活力的减弱,工商业出现倒退、衰落的现象,无疑是对中国稚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摧残,其后果是难于估计的。

最后,鸦片使清朝统治阶级更加腐化,政治更加黑暗。清朝统治阶级中吸食鸦片者人数不少。蒋湘南曾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活动在官员身边的“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林则徐认为:在上述阶层中吸食鸦片的人数要多得多,绝不止蒋湘南所估计的。他说,在整个社会中,“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

如果按照这一比例估算,统治阶级和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人中吸食鸦片者不下百万。这些人是社会的寄生阶层,他们是凭借或依恃势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根据当时清朝政府对官员及其服务人员的薪俸规定,他们的正常收入是很低的。因此,为维持与他们身份一致的生活水平,他们必须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去谋取财富。

沾上鸦片后,更刺激他们进一步利用职权,采取卖官、索贿和勒索等多种办法去巧取豪夺。下级官员为了满足上级官员的私欲只能变本加厉地去压榨百姓。这加剧了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腐朽,使官僚政治运作更加无序化。

清朝军队也由于鸦片烟毒的侵蚀变得腐朽不堪。清军官兵吸食鸦片在19世纪30年代已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清军官弁的饷糈很低,由于官长的克扣变得更低。为了生存,为了消费毒品,清军官弁干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清军除担负类似现代军队使命外,还兼具警察的职能。这就为他们敲索百姓提供了可能。

耆英说:“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借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代贼潜销牲畜,放牧营马于田间,名曰放青,阻夺货物于道路,指为偷漏。盗劫案发,则怂恿地方官,扶同讳饰;兵民涉讼,则鼓胁众丁,群起而攻。”如广东水师还竟然私放鸦片,索取规费。据包世臣说,许多将弁“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大批“缉私船”实际充当了走私船。

这样的军队无疑没有什么战斗力,后来在与英军作战中不堪一击不能不说是根源于此。这种情况绝不只发生在广东。曾国藩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总而言之,鸦片泛滥已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当时社会发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道德危机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