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能开创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多亏了魏征的劝谏，因此魏征也被称为“千古第一诤臣”。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魏征能成为“千古第一诤臣”是他不怕死，把唐太宗气得在媳妇面前大骂“乡巴佬”也不在乎。

　　根据史书记载，唐朝之后的很多言官都不怕死，明朝的很多大臣更是敢跟皇帝公开地以死相争，胆子和气节看起来好像都比魏征强。但奇怪的是，后世言官在诤臣的评价上都不如魏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很多人至今对于“诤臣”的评价标准存在误解，认为不怕死地批评皇帝或者权贵是“诤臣”唯一的评价标准。然而现实中能不怕死地批评皇帝或者权贵的人有很多，其中还包括骗子、精神病或者先天痴呆。

　　因此“诤臣”真正的评价标准是“致君为尧舜”，也就是他的劝谏能否让君主成为让江山社稷稳固繁荣安、让天下百姓安享太平的好君主。至于言官个人的气节和脸面都是次要的，更不能以劝谏为自己谋私利。

　　魏征就是将“致君为尧舜”做到极致的真诤臣。只要能让唐太宗改正错误，让大唐繁荣安泰，个人的气节和脸面并不重要。因此魏征会用“拍马屁”的方式劝谏唐太宗，更不会为个人的脸面和私利而胡搅蛮缠。

　　与魏征相比，很多言官则过于看重个人的气节和脸面，忽视了劝谏真正目的应该是通过让君主改正错误而造福百姓。后世很多言官往往会为了细枝末节的问题与皇帝抬杠，而这些劝谏对江山百姓毫无帮助。

　　有些言官更是为了一己私利与皇帝或者当权者以死相拼，比如反对张居正“丁忧”的明朝言官和反对雍正“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清朝言官。这种言官看起来无畏生死、不惧权贵，但内心却充满个人的私欲。

　　综合来讲，“敢骂人”与“骂得对””是不同的问题。魏征是能“敢骂人”并“骂得对”，而后世很多言官最多只是“敢骂人”而大部分情况都是骂错了，自然评价不会高。毕竟正常人尊敬的是伟人而不是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