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有哪些政绩?

唐高宗李治,一般一提到他应该是这样:唐太宗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或者是那个让老婆篡夺了自家天下的窝囊男人;他是李世民“贞观之治”光芒下一星微光,他是李隆基“开元盛世”的背景板;他的宽厚被说成了怯懦,他的低调被当成了庸弱。但实际上,真实的他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位有为的帝王!

  一、从摆设到亲政——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一)架空皇权的长孙无忌。永徽六年之前,青年皇帝李治发现,大唐帝国的最高权力不在皇帝手里,而在首席宰相、托孤大臣、三朝元老和自己的亲娘舅长孙无忌手里,不管是杀伐决断、人事任免的国家公务,还是立储的帝王家事,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李治很沮丧也很无奈:他的太子之位名义上是舅舅给争来的,他的皇位是舅舅拥立的,这个舅舅从大唐开国一直为自己家“不辞辛劳”地“忙前忙后”……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似乎得感激舅舅。但是细一想不对,大唐姓李,现在却怎么看都像是姓“长孙”。而且,长孙无忌不仅独霸朝纲,还干涉李治的帝王家事(立储),李治的底线一点一点地被打破。终于,紧接而来的那起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让李治坐不住了。永徽四年年底,房玄龄两个儿子引发的一起普通家庭纠纷,被长孙无忌当成了政治清洗的工具,荆王李元昌、吴王李恪、驸马房遗爱、开国宿将薛万彻等政敌被一网打尽,到永徽五年二月份结案的时候,朝堂之上已经尽是长孙家的势力。以宰相班子为例,九个人当中,除了李勣是李治的人、于志宁首鼠两端外,褚遂良、韩暧、来济、崔敦礼等其余六人竟全是长孙一党。虽然长孙无忌仅仅是贪恋权力,并无伊、霍擅行废立甚至是王莽谋篡之心,但是,相权对皇权的侵蚀和冒犯已经到了让李治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二)李治的政治反攻。权力的道路上永远不允许两人并肩同行,皇权更不可以。李治性格宽厚但却不傻,政治上更是继承了祖、父的强大基因。所以,当发现自身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时候,他就开始反击了。第一步,皇后废立。这是李治和长孙集团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博弈,李治说:我的老婆我作主。长孙集团说:(王)皇后无过,不能废。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李勣的加入让本来处于下风的李治实现逆转。永徽六年十月,李治一纸诏书,王皇后被废黜,理由是“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当月十九日,根据文武百官的文武百官联名上疏,高宗李治册立武昭仪为皇后。李治第一次行使皇权。第二步,冲破铁幕。所谓“铁幕”,即长孙无忌在朝廷内外多年以来结成的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网。在这张大网中,长孙集团的势力遍布各个角落,帝国每一项任命、每一道指令都深深地烙上了长孙无忌的印记。这种形势首先在皇后的废立过程中被撕开了一个角——永徽六年九月,也就是在废立前一个月,长孙无忌的死党、同样老资格的褚遂良被贬出朝廷,长孙集团的末日号角开始吹响。第三步,太子废立。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由长孙集团拥立的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年仅四岁的李弘(和武后所生)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节节败退。第四步,长孙倒台。显庆四年,东都洛阳发生了一起所谓的韦季方、李巢朋党案。长孙无忌本来与此案毫无瓜葛,但是,在李治的直接授意下,此案的性质不仅变成了谋反,主角也变成了长孙无忌——这和几年前长孙无忌构陷吴王李恪等人时如出一辙。《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到:“帝(李治)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许)敬宗诬构之说。”纵横大唐官场三十余载的长孙无忌就此垮台。在这场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中,李治完胜。

  二、皇权的渐次旁落——“二圣临朝”的大唐夫妻店

  居家过日子,是老婆近,还是朋友近?当然是老婆。因为老婆怎么着也是自家人,而朋友关系再好理论上也是外人——大唐第三任领导人李治也是这么想的。

  事情开始于一个意外。唐高宗显庆五年四月,长孙无忌伏法,李治实现亲政。但他的意气风发仅持续了半年,十月,李治或者说大唐的转折点来了——他中风了。虽然没有半身不遂,但精神头却一落千丈,年仅三十三岁的他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老年。但是,朝议还得进行,政务还得处理,咋办?刚刚扳倒专权宰相的李治再也不信任朝臣,望着案牍上如山的奏折,他把目光转向了后宫。

  武后的政治春天从此到来。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关键时刻,武后自幼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和对政治的天生悟性和高度热衷,使她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李治惊喜之余,不仅带她临朝听政,还“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但是,这种夫唱妇随的和谐景象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李治发现,在权力问题上,自己可能“前门拒狼,后门纳虎”,因为枕边这个女人的权力欲望比任何男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她在培植自己的势力,李义府、许敬宗等第一批反长孙人士已经聚拢到武后的身边。第二,她在暗夺宰相的权力,武后集结了一大批名士(所谓“北门学士”),借修书之名,却行宰相之实处理各类奏折(“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第三,她开始垂帘听政,“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 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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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整个过程中,相信李治是矛盾的:不放权身体不允许;放权的话又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老婆总比大臣值得信任。所以,在反反复复、犹犹豫豫中,武后一步步走向了前台。但在这里,我个人坚信,李治虽然宽厚却不昏庸,犹疑却不糊涂,他甚至一直把握着分寸和尺度——但是,一是他身体做不了主,二是他还是低估了武后的欲望和野心!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李治驾崩于洛阳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一段历史从此谢幕,一段历史又从此开启。

  三、煌煌文治,赫赫武功——一段被严重低估盛世基业。

  由于武后的篡唐以及“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巨大光芒,李治的文治武功被彻底淹没。其实,当我们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重新站在公元七世纪中叶的天空来审视那段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段比之“贞观”和“开元”也毫不逊色的盛世之花,曾在那个被传庸弱不堪的唐高宗的治下灿烂地盛开过。

  第一,永徽之治。整个贞观年间,虽然号称盛世,其实一直是凭借着惊人的战力连续进行开疆拓土。由于得不到休息,整个帝国国力始终没有恢复。高宗李治一继位就立即下诏,“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 同时遵贞观故事,广开言路:“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他尤其对百姓疾苦极为关注,先后通过减少制币抑制通货膨胀、通过国家收购控制粮价,并号召全民勤俭节约。在这些措施下,虽然多遇灾年,但国民经济还是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这一段史称“永徽之治”。

  第二,《唐律疏议》。中国第一部最为完备的法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后世如宋、元、明、清等朝立法,都没有脱其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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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庞大疆域。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威望的顶峰并不是贞观,也不是开元,而是高宗一朝。显庆二年,苏定方曳咥河会战,以一万破西突厥十万联军,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大唐势力进入中亚和西亚;龙朔三年(663年),刘仁轨败日本、破百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平定高丽。截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统治下的帝国疆域已达至极盛, 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这一状况维持了32年。

  这么一位创立千古伟业的帝王,千百年来竟然一直被弱化甚至抹黑,我们的历史,有时真是太任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