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崖天书”是怎么来的?“红崖天书”的文字是什么意思?

在举世闻名的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大瀑布以西37公里,霸陵河大峡谷的晒甲山的山崖上,有一块红色巨型崖壁,上面刻有数十个大小不一,“似篆非篆”、“似隶非隶”的图符,被称为“红崖天书”。因其具有“绝对之神秘性”而闻名中外,被称为我国“四大不可识别文字古迹”之一,其真实内容至今有待确证。

“红崖天书”位于贵州安顺关索岭一处红色岩壁上,由一些非凿非刻的符号组成,其中大者有人高,小者如斗,似文似图,若篆若隶,排列参差错落。自从人们发现“天书”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对其研究和释读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明朝,当时主要是一些读书人对其感兴趣;第二次高潮是清朝光绪年间,出于好奇,人们纷纷拓印天书,或考证,或收藏,或用以送礼,“天书”的名声开始越传越广,对其释读的工作也加紧进行着。

但正是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一件事,使得现在的人们再也无法目睹红崖碑上天篆的原貌了。当时,永宁(现贵州关岭县)州官令当地团甲急速摹印一批碑文以便送人,一位自作聪明的团首罗光堂先用桐油拌石灰涂在凸字面上,以便敷衍了事地拓下一些碑文。后又因洗刷不去石灰桐油,竟叫来石匠将岩面铲脱一层。最后,只好参照原拓本的某些符形,随意刻画一些,再涂上一层丹砂。此举给后人破译“红崖天书”之谜带来难以想像的困难。

但这却并没有削弱人们对这一神秘天书的兴趣,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兴起了释读“红崖天书”的第三次高潮,其间,更多的学者试图从文字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目前已有十几种说法。

最新的一种解说认为它是建文帝的“伐燕檄诏”,隐藏着一段历史谜案。研究者认为明初“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躲避数月后,他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刻写于红崖之上。

根据这一大胆的假想,研究者进而“破译”出“天书”的内容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御制)。”

 

对此,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关于建文帝的下落现在仍是一桩谜案,历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两种主要说法:一是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一是建文帝流落海外。至于他是否逃到了贵州,仅靠“红崖天书”来断定证据是不足的,至多只能是一种个人猜测,在史学上价值不大。

还有人认为,“红崖天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是比殷代甲骨文更原始的图画会意文字,或称古图形文字。它有形可象,有意可会,其造字的原理和释读方法,与甲骨文一样。不过后者是前者图形的线条化,在表现方法上前者更原始,可说是古文字的雏形和活化石。通过辨别“天书”上每个图形所表现的物体,他们认为其应该是一则古时的“公告”。由此,还可以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从距今3200年的殷代甲骨文提前至新石器时代。

不过,更多的人并不认同于这一看法,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认为“红崖天书”运用了钟鼎文等篆隶书体,采取了添加、省减、移化、图释四种方法将字形肢解。还有人认为“天书”亦文亦画,不能单纯地理解成文字或者图画,他们指出:“红崖天书”“观其文,它是道圣旨,从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诏檄》;察其图,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御驾亲征图。”

也有学者指出,“红崖天书”本身是一种古怪的文字,应该不属于汉字系统,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字有关。云贵、广西古称“南蛮之地”,当地的文化、文字与汉民族不是一个系统,而且当地壁画较多,所以把“天书”和壁画联系起来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在四川凉山、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也有古代的壁画,壁画的内容是表现祭祀、描写当时人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的斗争。还有的人认为,用“天书”来形容红崖上的符号不是很恰当,因为所谓的“天书”是神仙、超人力量创造出来的东西,有一种神授的感觉。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最正确呢?目前只怕还很难得出结论。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先生所说:“对于‘红崖天书’,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内容趋向符号化,目前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对黔中“红崖天书”的释读和判定只能留待后人去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