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的墙上，画了四条白龙，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奇怪的是，这四条白龙都没有点上眼睛。许多观看者对此不解，问他：“先生画龙，为什么不点上眼睛呢？是否点眼睛很难？”张僧繇郑重地回答：“眼睛是龙的精髓所在。点睛很容易，但一点上，龙就会破壁乘云飞去。”大家都不相信他的回答，纷纷要求他点睛，看看龙是否会飞跃而去。
张僧繇一再解释，龙点了眼睛要飞走，但大家执意要他点睛。于是他提起画笔，运足气力，刚点了其中两条龙的眼睛，就乌云翻滚，雷电大作，暴雨倾盆而下。两条刚点上眼睛的白龙腾空而起，乘着云雾飞跃到空中去了，而那两条未点睛的白龙，仍留在墙壁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全都傻眼了。
【出处】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张僧繇》：“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见在。”
【释义】为画好的龙点上眼珠，原形容梁代画家张僧繇作画的神妙。后比喻写文章或讲话时，在关键处用几句话点明实质，使内容生动有力；也比喻做事在紧要之处着力。
张僧繇，中国南朝画家。吴中（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一说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6世纪上半叶。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曾任武陵王国侍郎，以后又任直秘书阁知画事、右军将军、吴兴太守等职。苦学成才，长于写真，并擅画佛像、龙、鹰，多作卷轴画和壁画。成语“画龙点睛”的故事即出自于有关他的传说。记载他在金陵一乘寺用讲求明暗、烘托的“退晕法”画“凸凹花”，有立体感，可知他已接受了外来的绘画技法。文献里说他作画，“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很象现在的速写，被称为“疏体”。今有唐人梁令瓒临摹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传世，现已流往日本，但这幅画的用笔和记载并不相同。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朝画家阎立本和吴道子都远师于他。此外，他还善于雕塑，有“张家样”之称。
人物简介
张僧繇的籍贯，<历代名画记>卷七载：“张僧繇，吴中人也。”吴中即现在的江苏苏州。宋<宣和画谱>、元夏文彦<图绘宝鉴>也都说是吴人，这是一种最为可靠的说法。另有一说，现行本南北朝姚最<续画品·张僧繇>条的标题下，注作“五代梁时，吴兴人”。清乾隆《湖州府志·艺术传>也依据这一注语作为吴兴人，并征引了明董斯张<吴兴备志>的说法作为佐证：“僧繇世传吴人，乃画品出姚最所续，独以僧繇系之吴兴。按最武康人，从梁入周，其一时目击，当不妄借他郡人为吴兴产也。”近人吴诗初在<张僧繇>一书中批驳了董斯张的理解，认为他对宋齐梁这一段历史不了解，“忽略了所谓‘五代’是唐人对宋、齐、梁、陈、隋五个王朝的概称，<续画品>中称萧绎（梁元帝）为湘东王，说明写成时间至迟也还在萧纲（梁简文帝）天正元年（551），即萧绎未称帝以前，他不可能有‘五代’的概念。这就说明这一注语并不是姚最的自注，而是‘批校者’把张僧繇的经历和籍贯混为一谈了。”
张僧繇不仅是个著名画家，而且还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位，是上层社会精英分子。在这点上，他与陆探微有天壤之别。张僧繇，仕途顺通，《历代名画记》载：“天监（502—519）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武陵王是梁武帝萧衍第八个儿子萧纪的封号，<梁书>列传第四十九<武陵王传>载：“天监十三年（514）封为武陵郡王。”说明张僧繇被任命为武陵王国侍郎在天监十三年至十八年之间，这时萧纪年龄不超过七岁至十二岁，因为据《梁书·元帝本纪》，萧绎（萧衍第七子）生于天监七年，那么作为第八子的萧纪，生年当不早于天监七年，天监十三年封郡王时年龄不大于七岁。据此，国侍郎当有一定权力。右将军与吴兴太守等职，也是掌握一定实权的职位。“直秘阁知画事”是指掌管皇家收藏书籍、法书名画机关的官职，这一职位的授予应与张僧繇善画有关。秘阁是封建王朝皇家收藏书籍、法书名画的机关。汉武帝刘彻是秘阁的创始人，目的是汇集图书。秘阁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南朝。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有：“不兴（曹不兴）之迹，代不复见，秘阁内仅一龙头而已。”至萧衍时，由于规模扩大，于是设置了“知画事”的官职，负责管理。从唐人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所记<梁太清目>，可知萧梁王朝秘阁藏画非常丰富，这无疑对张僧繇的艺术发展有极大的好处。
张僧繇一生足迹甚广，除了在建康、武陵、吴兴等地任职外，还曾受命远赴蜀地。昆山、润州（镇江）、江陵等处也曾留下他的壁画遗迹。
艺术成就
张僧繇擅作人物故事画及宗教画，时人称为超越前人的画家。梁武帝好佛，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壁。所绘佛像，自成样式，被称为“张家样”，为雕塑者所楷模。亦精肖像，并作风俗画，兼工画龙，有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传说。 他曾在建康一乘寺门上用天竺（古印度）画法以朱色及青绿色画“凸凹花”，有立体感。姚最《续画品录》中说：“善图塔庙，超越群工。”张彦远家曾藏有张僧繇的《定光如来像》，并亲眼看到过他的《维摩诘》、《菩萨》等作品。张僧繇生平勤奋，《续画品录》说他“俾昼作夜，未曾厌怠，惟公及私，手不释笔，但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足见他业精于勤的可贵精神。在色彩上，吸取了外来影响。
据<建康实录>所载：“一乘寺，梁邵陵王王纶造，寺门遗画凸凹花，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造，远望眼晕如凹凸，近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云。”据传他又创造了一种不用轮廓线的“没骨”法，全用色彩画成，改变了顾陆以来的瘦削型的形象，创造出比较丰腴的典型，画人“面短而艳”。张怀瓘评语“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张僧繇的“疏体”画法，至隋唐而兴盛起来。后人论其作画用笔多依书法，点曳斫拂，如钩戟利剑，点画时有缺落而形象具备，一变东晋顾桤之、南朝宋陆探微连绵循环的“密体”画法。
后人将其画法与唐吴道子并称为“疏体”。子善果、儒童，均擅绘宗教画。
张僧繇的作品有<十八宿神形图>、<梁武帝像>、<汉武射蛟图>、<吴王格武图>、<行道天王图>、<清谿宫水怪图>、<摩纳仙人图>等，分别着录于《宣和画谱》、<历代名画记>、<贞观公私画史>。传世作品有《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现藏于日本大坂市立美术馆。
画风
顾、陆及以前的中国人物画表现都是通过线条来完成，线条的完美是画面成功的唯一保障，这种状况到张僧繇时逐渐发生了变化，线条是画面完成的重要因素，但不起决定作用。画家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连绵不断”的周密线条所达到的“精利润媚”效果，而是要创造性地采用新的方法。《历代名画记》卷二载张僧繇潜心揣摩卫夫人书法，“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张僧繇引书法用笔中的“点、曳、斫、拂”等方法入画，这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的技法，同时也给画面带来了新的形式。“张、吴（道子）之妙，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为与顾、陆紧劲绵密的一笔画相区分，张僧繇的这种画法被称作“疏体”。从此，一种新的双向论画规范建立了，它是对以前绘画原则的丰富与拓展：“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这种新原则、新规范的确立，张僧繇功不可没。 张僧繇对绘画的另一大贡献是吸收天竺（今印度）佛画中的“凹凸花”技法。“（大同三年）置一乘寺，西北去县六里……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极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所谓凹凸画法，就是现在所说的明暗法、透视法，这在中国本土绘画中是没有的，这种方法对于形体的空间塑造有很大帮助，能使画面具有立体感，收到逼真的效果。
大竺的凹凸画法传入，与印度佛教在汉末进入中国，至梁佛法大兴有关。佛教兴盛，同时输入的佛经图像被大量转释、翻摹。张僧繇作为一个高超的佛画家很快便注意到了天竺绘画这一神妙之处，而加以吸收，从而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增添了奇光异彩。《宣和画谱》卷<张僧繇调>：“僧繇画，释氏为多，盖武帝时崇尚释氏，故僧繇之画，往往从一时之好。” 张僧繇所画佛像“面短而艳”的“张家样”式，是与其他人物画大家进行区分的明显标志。在此以前张怀瓘就认为：“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得其肉”即指僧繇之画，人物形体丰腴美艳，这种形象的出现与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转变密切相关。“张家样”对后世影响很大，梁以后，张的风格成为二百多年间的主流画风。据《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师资传授南北时代>记载，隋唐很多著名画家都追随张僧繇，被称为百代画圣的吴道子，也一直被公认为师自张僧繇。《宣和画谱》卷<道释一>载，唐阎立本也是远师张僧繇，“立本尝至荆州，视僧繇画，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是犹欧阳询之见索靖碑也。”
张僧繇的绘画真迹，目前已无从探知。唐代梁令瓒临摹他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倒还流传在世（现在日本）。不过从画面上看。张僧繇的画貌并不明显，张氏绘画的很多精妙技艺，像点曳斫拂、简笔、凹凸法都无从辨识，或许是因为临摹者未能得其真迹拓写所致。只是画神人之体态、面目、衣饰倒还有僧繇“诡状殊形”、“奇形异貌、殊方夷夏，皆参其妙”的特色
以张僧繇为代表的“面短而艳”人物造像风格，在齐梁间逐渐取代以顾、陆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到南朝后期已盛行于大江南北。但从美术史的角度考察，这仍是一个形成的基础期，真正的繁荣昌盛，在艺术上达到顶峰当在唐代。丰满艳丽、雍容华贵的泱泱大唐风范才是这一风格的成熟形态。是否可以说，没有张僧繇“面短而艳”的人物造像风格的奠定，就不可能达到唐朝雍容大度、丰满健康、蓬勃向上的人物造像顶峰。顾陆相去已远，张僧繇是对隋唐影响最大的画家。
审美世俗
其中所传达的审美判断，正是时代审美特征在绘画上的具体表述，不应当轻率地将它们视为无稽之谈。张僧繇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绘画体系完善的时代，也是印度佛教艺术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时代，人们要以民族本土的艺术精神去接受和改造外来的艺术样式，要进一步发展民族绘画，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大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完成这一时代所赋与的艺术创作使命。张僧繇正是在这两方而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代表，他继承了顾悄之所提出的“传神论”，他把“阿堵传神”的具体理论用在了一切绘画形象的创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