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与做人》

第11章 读书篇(10)

十三、圣哲画像记

【题解】

本文作于咸丰九年初,前一年的7月,曾国藩得以再返军营,重操军务,其行色倥偬可想而知。然而他居然忙里偷闲,潜心治学,写出这篇享有盛名的《圣哲画像记》。

在这篇文章中,曾国藩一反传统将学问分为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的观点,不仅将经济之学特别提出列为孔门的政事之科,更将礼学视为四种学问的综合体,认为礼学就是古代的的经世学,亦即历史学,本身是包括义理、词章、考据在内的。鉴于书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终其一生,甚至几代也难以读完,故此曾国藩便慎选古今圣哲三十二人,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画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他认为:“后人有志读书,读这些人的著作就够了,不必广求博览,而学业相传没有超过这些的了。”他的同乡友人郭嵩焘说:“《圣哲画像记》,并数千年人物于尺幅图像之中,其识量之闳,领悟之深,为自来文人所不可及”。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馀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巨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隤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惠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夐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译文】

国藩以治学为志向的时间不是很早,中年在朝中做官,私下读了许多前人的著述,稍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学业;因为才质愚钝,身体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没有平复,我的年纪将要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发现他所列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数不清;有的像日月一样的光明,有的却湮没无闻。及至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两个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书籍之多,远远超过前代的收藏;而且仅存书目的书籍几十万卷,还不在其中。天啊!怎么会这么多呀!即使有生而知之的资质,连续几代也不能读完那些书,何况资质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像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喝得完的。最要紧的在于慎加选择。我既然自知能力不够,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余人,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后人有志读书,读这些人的著作就够了,不必广求博览,而学业相传没有超过这些的了。从前在汉代,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且《列女传》也有图像。后人受到感染,情趣激发,学业大兴,形成很长的历史。熟悉了圣哲们的仪容,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会通他们的微旨,契合他们的灵魂,只要诚心攻读,仁道岂能很远?国藩记。

尧、舜、禹、汤,都没有著作,只有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及至文王被囚禁,才撰写文章,演绎《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彰明,师道也就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抵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独尊孟子。而宋代的贤哲,更认为可把孟子升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同《论语》相提并论。以后论学的人,没人能改变这种看法。所以我把他置于周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传解释《春秋》,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又好援引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超出了本来事实。太史公称庄子的著作都是寓言,我看他自己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六七成。班固在才识与抱负方面,比司马迁相差很远;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经的主旨,文字的源流,无形与有形的情状,叙述得非常清晰详尽。这岂是那些才识短浅,在先生面前互争得失,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所能比的?

诸葛亮生于乱世,服膺儒术,立身行事能从容合道。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御难以驯顺的将官;他用光明照亮君主的心胸,用诚恳统领将官。譬如驾劣马登陡坡,虽有险阻,却仍能纵横驰骋,这是何等的神奇!范仲淹、司马光,遭遇的时代稍为好些,然而在坚贞卓绝真诚信实方面,各有独特的造诣;他们坚守正道,带动社会蔚然成风,气度也算是很远大的了!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伊尹、吕尚只能同他旗鼓相当,至于管仲、晏婴之辈,几乎不能同他相比了。而刘歆则认为董子所受师友的熏陶,简直比子游、子夏都要逊色。以我看管仲、晏婴、子游、子夏这四位贤者,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必定比董仲舒强。只可惜我不能如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而已。

自从朱子表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以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孟的道统,后代的君、相、师、儒,忠诚地守卫他们的学说,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大儒辈出,训释经籍,考辨详博,超过了前贤,别立标帜,号称“汉学”。这派人排斥宋代周、程、张、朱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该独享尊崇。而笃信五子学说的人,也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于道,争辩个没完没了。我看五子立说,大的地方,多和孔子之道相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而汉学一派,虽训释经书,稍有不妥,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说加以辅助,又怎么可以排斥众说而自限呢?这两派人,也同样可笑。

西汉的文章,像扬雄、司马相如的雄伟,本为天地间的强劲之气,获得了阳刚之美的,这是天地间的义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的温厚之气,获得了阴柔之美的,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后,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古时逊色,但是风骨稍为衰弱了。等到韩愈、柳宗元相继而起,把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完全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堪称不同凡响!欧阳修、曾巩,皆取法韩愈,但是文章的体质,和匡衡、刘向相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没有人能研究透彻。总而言之,不会超出阳刚与阴柔这两个途径,即使再经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我抄录古今诗,从魏晋到国朝,共选了十九家。一般说来,诗的途径是很广泛的,各人的嗜好趋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于那方面而定。譬如百味佳肴,摆在桌上,只要选取适合自己口味儿的,吃饱而已。如果一定要穷尽天下的佳肴,遍尝以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一定要强勉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生不能颖悟,大愚的人终生不会聪明。”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遭受庄子终生不悟、不聪明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

司马迁网罗了以前的传闻,贯通了三古而作成的《史记》中的八《书》,却颇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比较详备了,然而只写一代,不能会通历史。要想遍览治世大法,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比不上它。近百年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的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谈及杜佑、马端临。我以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革的大要,就实事求是而言,二者殊途同归。

先王的大道,所谓修养自己、治理人民,织构万类的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学者们所搜求的,郑康成所以能够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超过八代了。宋代张载、朱熹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纂辑的,无不谨慎地把礼作为对象。我们清朝的学者,以顾炎武为大师,国史《儒林传》,赫然列为第一。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气概,是何等的雄壮!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特别把礼视为优先的事情。而秦尚书蕙田,因而纂修《五礼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间所有的事情,都用礼来贯综它,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思虑精严了。我画国朝先贤的遗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岂能没有深意?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不纯于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论闳博通达,国藩能够粗略地懂得文章,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高深的造诣,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方面:就是义理、词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华,的确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对他们进行讨论。至于像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在孔门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在孔门中是德行科,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中是言语科的,就是所说的词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中是文学科的,顾、秦跟杜、马较为接近,姚、王跟许、郑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终生使用起来,都不会有穷尽的时候。假如又有人嫌这些人简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还没有见到泉水,就认为一个井太狭窄,而必须广泛地挖掘数十甚或一百个井,身体衰老了,力气疲怠了,却始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会是恰当的呢?

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行善应得报偿的说法,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坚固而不能破除。士子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考取功名,获得高官厚禄的报偿。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浩如烟海的著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以作为报偿。有的人编一本书还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二个有影响力的人,将他宣扬给每一个人,以补偿自己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收获;用了一分力量,就希望得到十分的报偿。譬如买酒买肉,吵吵闹闹地讲价钱,可是卖酒肉的人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能得到不可知的美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的时候,得不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飨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盛。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证明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现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买卖,在财利上斤斤计较。有人欠了一百个钱,就怨恨到他的子孙。假如买卖做到整个都市,珍贵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量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去计较了。至若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转繁衍,那么数十或一百缗的费用,有时就无暇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财货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目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特别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设法报偿,不是太劳苦了吗?商人的货殖相同,经营的时间也相同,但是有的赚钱,有的亏本;应对策问的人所答的题目相同,但是有的中式,有的不中式;为学著书的功力深浅相同,但是有的留传后世,有的未能留传,有的人出名,有的人不出名,这也都有命数在,不是可以勉强做得到的。古时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鄙野的人,或者有顷刻的懈怠,这都是值得忧虑的事;自处平易,以等待天命,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惭于人,这都是值得快乐的事。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无不是终生在忧虑,终生在快乐。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祈求,又要什么报偿呢?自己力求隐藏,又要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痛生不逢时,怨恨的情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自得其乐的生活意趣,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那是他们在痛惜自己非凡的才学,绝不是那些无真才实学又想尽快获得俗名的人所能比的。如果急于想获得名声,那就和三十二位圣哲相差太远了。将要到河北、山西一带去,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路径上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与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与王引之。这三十二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监临我们;又好像在我们身旁,供我们请教。

十四、王船山遗书序

【题解】

这篇文章是曾国藩于同治五年(1866年)为《王船山遗书》所写的序文。

王夫之,字而农,因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他的代表作。

王船山及其著作进入曾国藩的视野,也许始于唐鉴先生的影响,因为曾国藩初入翰林院,曾师事唐鉴,唐鉴十分服膺王夫之的学识,在他的《国朝学识小案》中专设《船山学案》,而《国朝学识小案》一书经由曾国藩校对与刻印,并写下《书学识小案后》一文。其后也许与湘军核心人物之一郭嵩焘有关,郭氏早在元丰初年就开始认真研读王船山的著作。而曾国藩与郭嵩焘交往密切,他之所以能够奉旨帮办湖南团练,有赖于郭氏的力劝,由此走上创办湘军,平定叛乱之路,最终成就平灭太平军的赫赫事功。

当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急迫的现实需求。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知,曾国藩研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始于同治元年十月,这时正值同太平军的战争趋向高潮之际,从地理位置上,与王船山所论三国时刘备、诸葛亮、鲁肃等都是处于长江东南沿线,曾国藩正是借助王船山精辟的史论,来映照眼下的现实,以寻求恰切对策。及至同治三年七月攻克太平军总部金陵后,于次年五月又很快转赴山东剿灭捻军的战场,曾国藩除了继续研读《通鉴论》外,又进一步研读《宋论》,从王船山对历代农民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总结中,学习应对捻军之策。

不过曾国藩绝非一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宏大抱负的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诚如他文中所说:从孔子到孟子都是“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恰是在深深隐遁的日子里,于“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

此外还有一点原因,那便是曾国藩亲手打造的湘军,无疑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王船山作为湘籍前贤,很容易进入湖南人的视野,从唐鉴、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是湖南人,于是,王船山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面旗帜在湘军中被高高扬起。而其间最有力最切实的工作,便是《王船山遗书》的刊刻,这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与九弟曾国荃以及刘毓松父子的巨大付出。曾氏兄弟在湘军幕府中专设编书局,聘请家学渊源的刘氏父子主持,其间曾国藩本人则于百忙之中做了大量的校阅、订正的工作,并写下了这篇序文。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紬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译文】

王船山先生的遗书,于同治四年十月刻印完毕,共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的部分是:《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各种经籍、轶闻、注疏的考异十四卷,共订正错误、遗漏的地方一百七十多处。军中很少闲暇时间,不能细加总理全编,特作如下这篇序文:

从前,孔子用美好的语言阐发仁的内涵,用通用的语言执守礼制。孟子同样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自孔孟在世的时候,老子和庄子就已经鄙弃礼教。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尽管涵义不同,但共同之处都在于毁弃仁爱。其后各种观点纷然涌现,著书立说,竞相传播,最终落得个被一把火烧掉的下场,从此精微深刻的论述中途断绝,人间的纲纪也就乱了。汉代的儒者搜集遗留下来的经籍,小戴戴圣作了《礼记》,保存了礼的十分之一的篇目。又经历一千多年,宋代的儒者远承已经很不景气的余脉,陕西横渠的张载作了《正蒙》,来讨论实行仁的途径。船山先生为《正蒙》作了几万字的注,为《礼记》作了几十万字的注,将隐含在民间同源而异彩的各种风物风情,同显明的纲常礼法联系起来,以期将祸乱消泯在未形成之时。其对于古人明体达用、扎实进步的主张,往往十分接近。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于崇祯十五年乡试中举。目睹当时的朝政,考核苛刻而没有亲情,而士大夫又以讥议朝政而邀名,东林、复社之辈,各自结党而互相攻伐,此种衰颓的习俗日益遮蔽了朝野。故此,先生在书中贬斥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的主张,嫉恨朋党的恶劣风气,抨击之词往往长篇大论,却又忍不住再三叹息,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下去。曾入桂王府任行人司的官员。知道抗清事业最终不会成功,便隐匿于永、郴、衡、邵一带,最后于湘西的石船山辞别人世。

圣明的清朝大局稳定以后,便四处访求隐逸的人才。学问渊博的人士,依次被荐举选拔上来。尽管像顾亭林、李二曲等人那样的坚贞不仕,但朝廷的征聘还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他们的住所。惟独先生深深隐藏自己的行止,令朝廷找不到他的踪影。平生无情地揭露党人所竞相标谤的恶习:说自己不想通过隐逸而博取文名,还要反过来予以嘲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才长期隐遁,致使他名字在世上寂寂无闻,他的学说也终身不显于世。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所研究的范围,穷尽了世间万事万物,却于千变万化之中最终寻求到它们的本原;而对于这种研究心得,即便历百世都不为人知,自己也不感到遗憾。先生谢世以后,巨儒更迭兴起,有的攻击良知可通过捷径获取的学说,有的论辨河图、洛书等关于易的各种图形的确凿,有的详细考证名物,研求文字音韵,订正关于《诗集传》的注解文字,有的修补有关“三礼”中现时所用的仪礼,都号称卓绝。然而这些,先生都早在他们的前头就已经涉猎,与后贤们的研究十分契合。尽管他的著述特别繁多,难免精纯与驳杂纠结在一起,但是却完全称得上是广求学问而恪守礼法、独立不羁却承担道义的君子。

道光十九年,先生的后世子孙王世全开始刊刻先生文集一百五十卷。实际刊刻事宜是由湖南新化的邓显鹤(湘皋)先生主持,并得到湘潭欧阳兆熊晓晴先生的赞成。咸丰四年,贼寇侵犯湘潭,印版毁于战火。同治初年,我九弟曾国荃又谋划重新刊刻,又增加了一百七十二卷,刊刻过程仍请欧阳兆熊先生监管。南汇的张文虎(啸山)、仪征的刘毓嵩(伯山)等诸位先生,分别负责校勘。在安庆开始筹备,最终在金陵完成。先生书籍,因而大抵具备。后世的学者,如果有谁怀着一颗恭敬的心,想要理清王学体系的根本与全貌,也将离不开这一文集的帮助。

第10章 读书篇(9)

第12章 做人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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