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难言第三

难言,即陈述臣下向君王进言的艰难。文章首先描述了言路上臣子们动辄得咎左右为难的窘迫境况,接着大量列举“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的史实,希望能引起君王的注意,倾听逆耳忠言。本文结构简单,但说理备细,思路极为开阔。

从开头和首段末有二处“臣非”字样、结尾又有“愿大王熟察之也”的句子看来,本文当是又一篇作者上奏给君王的表章,至于是上奏给哪一位君王,前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是根据《报任安书》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一语,认为本文系韩非囚秦时上秦王政书;二是根据《史记·韩非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于是猜测本文是韩非早年上韩王书。验诸文本,二说似都有道理,但都缺乏有力的证据。存疑可也。

臣非非难言孔,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々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为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而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包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说纣是也。故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候炙;鬼候腊,比干剖心;梅伯酸;夷吾束缚;而曹羁奔陈;伯里子道乞;传说转鬻;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公叔痤言国器反为悖,公孙鞅奔秦;关龙逢斩;苌弘分胣;尹子罕于棘;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田明辜射;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陈于市;宰予不免于田常;范雎折协于魏。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难言也。且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

我韩非不是认为进言本身困难,所以难于进言的情况是:言辞和顺流畅,洋洋洒洒,就被认为是华而不实;恭敬诚恳,耿直周全,就被认为是笨拙而不成条理;广征博引,类推旁比,就被认为是空而无用;义微言约,直率简略而不加修饰,就被认为是出口伤人而不善辩说;激烈明快而无所顾忌,触及他人隐情,就被认为是中伤别人而不加谦让;宏大广博,高深莫测,就被认为是浮夸无用;谈论日常小事,琐碎陈说,就被认为是浅薄;言辞切近世俗,遵循常规,就被认为是贪生而奉承君主;言辞异于世俗,怪异不同众人,就被认为是荒唐;口才敏捷,富于文采,就被认为是不质朴;弃绝文献,诚朴陈说,就被认为是粗俗;动辄援引《诗》《书》,称道效法古代,就被认为是死记硬背。这些就是我难于进言并深感忧虑的原因。

所以法则虽然正确,未必被听取;道理虽然完美,未必被采用。大王若认为这些话不可信,轻则看成是说毁诽谤,重则使进言者遭到灾祸、死亡。所以伍子胥善于谋划而吴王杀了他,孔子善于游说而匡人围攻他,管仲确实贤能而鲁国囚禁他。这三个大夫难道不贤吗?但三处的君主不明智。上古有商汤,极其圣明;有伊尹,极其聪明。极其聪明的去进说极其圣明的,这样尚且多次进说不被采纳,还要亲自拿着炊具做厨师,亲近熟悉后,汤才知道他贤并重用了他。所以说:用最聪明的去进说最圣明的,未必一到就被接受,伊尹说汤就是这种情况;用聪明的去进说愚蠢的必定不被接受,周文王进说殷纣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文王进说纣而纣囚禁了他;翼侯被烤死;鬼侯被做成肉干;比干被剖心;梅伯被剁成肉酱;管仲被捆绑;曹羁逃奔陈国;伯里子沿路乞讨;傅说被转卖;孙子在魏遭受膑刑;吴起在岸门拭泪,痛心西河将成为秦地,最后在楚国被肢解;公叔瘦推荐国中杰出人才反被认作糊涂,公孙鞅出奔到秦;关龙逄被斩;苌弘被剖腹;尹子陷入牢狱;司马子期死后尸首浮在江上;田明被分尸;芯子贱、西门豹不斗而被人杀害;董安于死后被陈尸市中;宰予不能逃避田常政变;范睢在魏被打断肋骨。这十几个人,都是仁义、贤能、忠良而有本领的人,不幸遇到荒谬昏庸的君主而死去。那么即使贤圣也不能逃避死亡和刑辱,为什么呢?就是昏君难以劝谏,所以君子难以进言。况且合情合理的话是逆耳冲撞的,除非贤圣没人能听进去。希望大王仔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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