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农 (二首)》

两诗不特命意甚高,而笔力之简劲,论述之警策,亦自绝伦,宜其深入人心,为千载传诵也。(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

【诗例】

悯农 (二首)

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解析】

“警策”一词最早见于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意指在作品关键之处,以简要的言语,突出全文的主旨。这突出主旨的片言名句,就是全文的警策。诗歌创作中,努力写出这样的名句便可使全诗增色生辉。就读者而言,这样的警句,或为之惊警,或为之感奋,印象强烈而深刻。李绅《悯农》二首,唐宋以来,广为流传。诗人以典型的生活细节、朴实无华的语言,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对立的本质,故而 “宜其深入人心,为千载传诵也”。

“诗言志”(《尚书·尧典》)。深刻的思想内涵,往往决定一部作品命意的高下。当然,还有“诗缘情”(陆机《文赋》),二者不可偏颇。恰切精当的表现手段,往往使深邃的思想表达得更凝练、更隽永。“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论语·雍也》),就是这个道理。《悯农》二首,凝聚着诗人对社会生活深刻的观察与体味,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懑,对力尽田头、食不果腹的农夫的真挚同情,而且调动多种艺术手段,诸如虚实结合、相互对比、前后映衬的手法,增强诗的表现力,于古朴中见深邃。因此,它“愈浅而愈深、愈淡而愈腴、愈质而愈雅、愈近而愈远,脱口自然,不可凑泊,故能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喻文鏊《考亭诗话》)。

“论述警策”,需言简意赅,有时常采用对比手法,把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现象放在一起,从而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居易《买花》)“破却千家为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贾岛《题兴化园亭》)这类诗句都以强烈的对比,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强烈的反差,使思想更为深刻,表达得更为精警。

“诗”贵形象,“论”重理性。诗中能否加入议论说理,要看诗人具体处理的是否得当。《诗经》大雅、小雅中已有议论成分,杜甫的一些古诗、近体,尤其是夔州时期的近体,有的全篇纯乎议论,开宋人风气之先。继而韩愈、孟郊以散文之法为诗,是唐诗别派。至宋人,好议论、富理趣蔚然成风。诗,虽能发议论,但其前提是形象性。用沈德潜的话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悯农》二首后两句都是议论,但紧紧抓住“四海”、“闲田”、“农夫”、“饿死”、“盘中餐”、“粒粒”等具体形象,以“情韵”带议论,因此具有诗的感染力。诗中议论,有的含蓄、有的显露。清人纪昀在批注元代方回《瀛奎律髓》中写道: “古人亦不废议论,但不着色相耳。”“不着色相”,即指议论写得含蓄,反之,“着色相”,则是显露。二者只要不偏离形象性,不是概念化的议论,仍然是诗。聂夷中《田家》:“父耕田上原,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公子家》:“种花满田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梅尧臣《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些诗都含议论成分,但没有明白说出,即“不着色相”。杜荀鹤《蚕妇》:“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苧麻?”张俞《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郑遨《富贵曲》:“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这类诗,议论成分较明显,即“着色相”了。前者,委婉、空灵、浑厚、蕴藉;后者,痛快淋漓、瘦劲而有骨气,都不乏警策处。

以上所举诗例,在议论上大都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紧紧抓住具体形象,让形象说话,通过形象去发议论。二是用对比手法,揭示矛盾,达到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但是,论述警策这种艺术手段,并非只适用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一类题材的诗作,它同样适于其他题材。仅以杜牧为例,他的诗作,或言情、或论史都不乏警策之句。“蜡烛有泪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这些诗句,或豪而艳,宕而丽,巧取象征;或俯仰兴亡,不胜沧桑;或怀古情深,翻前人旧案,借咏史以抒怀;或以灵妙笔致写烟雨楼台,抒兴替、讥时弊;或以蕴藉之语,嘲讽弥切……有议论、有感慨、有抒怀。或命意深远,或立意新颖,或工于布局着色,或情致缠绵、神韵悠扬,都是历来传诵的警策之句。

简要地讲,“警策”,在于思想的深刻和表达的凝练。二者完美的结合,便迸发出诗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