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蜘蛛网”
已近午夜的王家峪，村子里一片寂静，只有一户姓张的农家小院里仍然亮着灯。灯下的两个人时而交谈，时而沉思，使屋子里的气氛显得略略有些沉闷。
这是1940年早春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总部由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移驻西南10公里处的王家峪已经有四个多月了。自从开赴敌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八路军总部的移动已经是常事了。因为王家峪村子小，一共上百户人家，几百人，所以只有总部首长和司令部驻在王家峪，北方局则驻在前王家峪，野战政治部驻下合村，总供给部驻西堡村，砖壁村则只剩下了一些留守人员。王家峪位于山西省武乡县东部山区。与砖壁村一样，王家峪也是山区中比较富裕的村子之一。亮着灯的小院里，住着八路军的最高领导。
此时，八路军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二人正在作战室里讨论着近期的形势。
朱、彭二人是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汇集于井冈山，共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先驱者。1929年1月，湘赣敌军大兵压境，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大部突围下山，彭德怀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带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井冈山失守后，彭德怀带领部队冲破敌人的封锁，于4月到达瑞金，和毛泽东、朱德重新会师。
自从左权走后，他们俩人的担子就更重了。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参谋长。2月初成立八路军第2纵队，为加强领导力量，总部派左权兼任第2纵队司令员。命令下达后，左权就前往平顺县上任了。
作战室里正对屋门处一张华北地图占满了整个墙壁，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粗线、细线。粗线代表着铁路，细线代表着公路。粗线与细线密密麻麻，经纬相连，像一张巨大的网覆盖在地图上。在军用地图上，交通网络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往往用醒目的黑色来标识。现在这些醒目的黑线所编织成的巨网，像是正等待着猎物，给人以十分压抑的感觉。特别是刚刚加上去的几条粗线、细线，更加重了朱、彭二人心头的沉重。
由于在军力对比上八路军居于劣势，因而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打击日军软腹部的战法也就应运而生。
日军的软中之软是交通线。以少量的兵力去占领广大的区域，以不足的兵力去对付打不尽、杀不绝的敌后武装，是因为有了公路和铁路。交通线是日军的命脉。在华北敌后围绕交通进行的斗争，构成了华北抗战的一个主旋律。
八路军完成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而转入敌后抗战后，就开始了对日军交通线的破袭战。1938年2月、4月、7月晋察冀军区对平汉线等重要交通线连续发动了三次破袭，1939年12月129师发动了邯长路破袭战役。八路军的行动，对日军视为生命线的交通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八路军的不断打击下，日军又想出了新的招术。
1939年底，一份由冀中军区呈报的密电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的高度重视。这份由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上报总部的电报中说：
“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
从我们所知道的通常意义上的路来看，日军修的已经不应叫路了，它很像中国古代的长城。有些老八路管它叫“钢铁封锁线”，倒是既易懂，又准确。我们仍然暂且用路来称呼它，这种路“比地面高出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实际上用现代几何学的概念来描述，就是路旁边还挖有一个状若梯形的大沟。
日军在这种路上相隔不远就建一个碉堡，又像是古长城上隔不远就出现一个的烽火台。在整个华北，日军修筑了5000余公里的铁路、3万余公里的公路，3000余个据点。
日军在“织网”。华北即将被“巨网”覆盖。
一个想法、一个撕破“巨网”的想法，在朱德、彭德怀的脑子里逐渐成熟起来。
一个迟迟未发出的命令
朱德、彭德怀的想法被“打狼”的任务给耽搁了。
战士们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前门打虎，后门还要拒狼。在前面要和小日本周旋，背后还要防着国军的黑枪。
现在八路军已经有权力发火了。挺进敌后的初期，八路军只有3万多人。
别说日本人不把八路放在眼里，国军也不把八路当回事。“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所以敢点头同意与共产党联合，也并没有把共产党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大概充其量是让共产党多“苟延残喘”几天。但蒋介石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共产党放入敌后，让他们混入老百姓中间，恰如放虎归山，送龙入海。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发展力量，打击日军，到了1940年，不知不觉中已经发展到了40万人，又经过了整军运动，给国军点颜色看看，已不是难事。
八路军之所以憋着火，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首先搁置国共之争，共同完成抗日的大业。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和今天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的关系上要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思想异曲同工。但蒋介石不想再搁置了。八路军的力量已经使他寝食难安，再搁置下去，恐怕就养虎为患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共产党下手。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不仔细琢磨还难以理解的新的斗争——“磨擦”与反“磨擦”。所谓“磨擦”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全力以赴地去打，但又充满了敌意，既包含着挑衅，又有试探对方的意图。总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它的复杂表现在一方与另一方对峙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国共“磨擦”时，日本鬼子正站在旁边虎视眈眈，稍有不慎，日本鬼子就会扑上来，大打出手。这种情况在双方身上都发生过。国共在石家庄以西娘子关发生“磨擦”时，日军从石家庄出发，从背后打了国民党一下子；当八路军准备打国民党“磨擦”急先锋石友三时，日军又从八路军背后袭来，使石友三溜掉了，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被打的一方都要指责对方勾结日本人。这种情况确实有，但绝不是八路军，而是国民党军。这只是其一。
它的复杂还表现在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如何利用矛盾，打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则是最体现斗争技巧的，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是不容易的。
八路军却干得很出色。
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中央军打日本虽本事不大，但对搞“磨擦”
却个个在行。在打退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磨擦”
之后，国民党中央军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自南而北，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又要和八路军发生新的“磨擦”。
“磨擦”是来自“友军”的“动作”，“扫荡”是来自敌人的威胁，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八路军正成为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时，谁又能说来自“友军”的“磨擦”不是另一种“扫荡”？
“擒贼先擒王”、“打蛇要打在七寸处”，这些古老的谚语早已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朱德、彭德怀及其他军区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国民党军这次行动的“王”和“七寸”。他们认为，打垮“磨擦”专家朱怀冰，就是擒住了“王”、打在了“七寸”上。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以来，第一次和武器精良的中央军交锋。
一向果断、坚决的彭德怀说：“就收拾这个‘磨擦’专家。”
朱德又补充了一个意见，“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
“由小平同志来干”，这是策略和艺术的体现。国民党的“磨擦”战是只打不说，只见前台人物不见幕后指挥。八路军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打垮了朱怀冰后，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极大地改善了华北抗战的局面。对此，八路军总部没有声张。朱德说：“他们不作声，我们也不作声。他们打了败仗不作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在胜利面前保持这样的“平常心”是一种策略，是一种高超的斗争技巧。
人总是这样，一件事的发生可以暂时忘记另一件事。当朱德、彭德怀关注着反“磨擦”战斗时，地图上的“蜘蛛网”在他们眼里暂时消失了，他们全神贯注于打“磨擦”专家。当反“磨擦”胜利后，就如同重新调整了照相机的焦距一样，“蜘蛛网”又清晰起来。
不将这张网撕碎，八路军就没办法活动，就会最终成为网中之鱼。
朱、彭二人站在地图前的时间越来越多，两人的看法越来越趋一致：一定要搞一次大的交通破袭战。
彭德怀：“战役发起时间可以定在4月1日，全面发起对几个区内交通线的破击。”
朱德：“好。我们后门刚刚把狼打跑，正好腾出手来在前门打虎。”
4月1日，一个即将刮起风暴的日子。
1938年到1940年这两年多的时间，是毛泽东文章最丰产的时期。这些文章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不仅探讨了军事问题，而且讨论了哲学问题。
其理论性和系统性及其哲学内涵是远非其它时期的文章可比，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其中《论持久战》即使在西方军事界也被认为是经典著作。有人还将此阶段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鼎盛时期。
著有《毛泽东》一书的美国作家施拉姆认为毛泽东著作丰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延安远离前方、局势稳定，使毛泽东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但毛泽东却从来没有感到过闲暇。树欲静而风不止。
抗日方针一经提出，毛泽东首先就要和自己身边的同志争论一番。
在山沟里被国民党围追堵截了将近十年同时也游击了将近十年的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就出现了不愿戴“青天白日”的现象。有一部分战士心中不理解，和国民党打了将近十年，有多少好战友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至今仇未报、恨未雪，可突然间国民党军成了友军，他们不理解。
也有一部分战士本以为穿上新军装，拿起新武器后，蛮可以在战场上威风一番，从此也显出做军人的荣誉感，但现在却要去敌后打游击，他们也不理解。解放后，很多人撰写回忆录时提到，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渴望打些大仗，渴望在战斗中成为英雄，渴望因为自己而使自己的亲人在家乡父老面前抬起头来，即使是回家相亲也会容易得多。
所以，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被提出后，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都引起了议论。经过做工作后问题就主要集中在后半句上。毛泽东认为：
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在山地”。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则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而即将开赴前线的彭德怀一开始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相比，运动战将会少一些，但要调动敌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运动战和游击战是密不可分的。
方针的形成并不像后来所讲是一锤定音的。有争论并可以争论恰恰是当时产生正确方针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可以争论再加之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之”的权利，便有了后来我们所知的一个一个的胜仗和一个一个正确的方针。
讨论的结果，集中为三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被确定为八路军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
由于彭德怀在前线具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和他反复多次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彭德怀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张里加进了他自己的想法。彭德怀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但还是出现了“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的情况。
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相隔不到十天，于9月21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又相距不到十天，于9月29日又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
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3万多人。歼敌1000，自伤800，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
毛泽东坚信，豺狼终究是豺狼。他对现在的合作者、原来的老对手蒋介石是太了解了。国民党连挖他祖坟的事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干。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如果任蒋介石调遣，则蒋介石一定会将八路军迅速地拼光、耗光，以此圆他因“西安事变”而不得不终止的梦。
毛泽东希望将士们理解这些。
他更希望远在敌后的朱德、彭德怀理解这些。
4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到朱、彭发动交通大破袭战的电报时，他正在吃午饭。接到电报后，他把筷子放下，背着手走到窑洞外，他要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一下。
从毛泽东几天前起草的几封电报中应该能够“读”出他当时的想法。
在一封《关于目前宜巩固华北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的指示》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发展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也就是要将注意力南移，这封电报发于1940年3月19日，3月21日中央又发出了一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电文中提及，应采用一切手段“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这个”指的是华中抗日根据地。3月29日在一封《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而且毛泽东对“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的事项进行了安排。预计在三个月内分三批将4万至5万人派至华中。
从中央到毛泽东看来已经决定将下一步工作的重心移至华中，而不希望在华北有大的动作。
于是毛泽东的一封急电在第二天——4月2日发给了彭德怀。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己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
大破袭计划暂时搁置。各部队改为分散活动。
彭德怀站在地图前，两眼紧盯着地图上纵横交错如蜘蛛网般的铁路、公路网，在沉思着。
这是1940年4月末的一天，彭德怀在等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到来。
彭德怀的目光似乎透过地图，看到了华北平原上根据地军民加火如荼的斗争，看到了“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他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和他一起指挥作战的总司令朱德前几天赴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磨擦”，之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虽说彭德怀身经百战，但这样一位与自己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离去，他还真有些舍不得。
彭德怀将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信步走出了庭院。山区的春天似要到得晚些，虽已四月，仍觉寒意，正如古诗中所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看到周围新栽的小树，又令他回想起总司令临走那天和大家一起植树的情景，彭德怀想到，正是因为我们和人民的这种鱼水情，才使得我们能够在敌占区内行动自如，才使日寇对八路军无可奈何。但是，自从敌人拼命地抢修道路，对我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以来，根据地的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刚想到这里，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思路。
“报告，刘师长、邓政委他们到了。”通讯员报告后站到了一边。刘、邓等人进到院子里坐下后，彭德怀说：“今天把你们请来，是为了共同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近期敌我斗争的焦点，是在交通线上。对敌交通线展开破袭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纷纷议论起来。
邓小平：“交通斗争已经成为我军同日军进行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
我区全部斗争的60％是交通战。日军在大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和临（汾）
邯（郸）铁路，妄图将我太行、太岳区分割开来。”聂荣臻：“今年以来，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邱至矩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我冀南根据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块。同时，日军还在我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我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
刘伯承：“日军现在加紧抢修道路，在平汉、津浦两侧挖沟，这些实在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严重意义。因此敌人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在军事上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敌人方面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
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彭德怀接着说道：“敌人要筑路，要利用交通线达到快速调兵遣将的目的，从而把我们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同时在铁路、公路两侧修建了很多据点，使我们很难接近。现在的形势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就是‘出门上公路，抬头见炮楼’。铁路、公路就像是一根根绳子捆住了根据地。不破坏敌人的道路，我们自己就无法活动，就难以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386旅旅长陈赓提出：“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想了想说：“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我们还是来听听彭老总的意见。”
彭德怀这时打开行军地图，指着正太路说：“我和朱老总一直在考虑，由伯承和荣臻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大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
彭德怀的话使谈话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拟定了对正太铁路进行大破袭的计划。
从此，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多了一张正太铁路地形图。
从东京到北平
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小，物产匮乏。日本为称霸东亚，必须先找到一个基地，供给日本物资，使日本能够以战养战。而地大物博、落后混乱的中国正符合日本的“胃口”，所以日本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并将这一战略命名为“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所谓“中间突破”，也就是首先占领中国；“后攻两头”，则为在占领中国之后，再北攻苏联，南霸太平洋。
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就没停止过动中国的脑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就更将“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向其自身的毁灭跨进了一步。
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得手，日本更加紧锣密鼓地推行扩张战略，以实现称霸东方的帝国梦。
欧战爆发后，英国孤撑西欧战局，无暇东顾。美国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迅速，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在战争初期，虽然对日本的亚洲政策甚为不满，也只是在经济上、外交上有些“小动作”而已，并未使日本人产生真正的后顾之忧。
日本认为时机已到。
为把左、右两只手更加有力地打出去，日本迫切需要坐稳屁股，也就是迫切需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但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都清楚地知道，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谈何容易。日军从卢沟桥开始，由北到南，由东到西，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终于在武汉会战时达到了进攻的高潮。高潮的到来，也同时意味着高潮的过去。武汉会战中，日军动用了40万军队，其中有10多个主力师，中国参战兵力100多万人，并包含80多个精锐师。会战中，日军伤亡5万多人，是历次会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至此，日军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在战争初期参谋本部要在三四个月内征服中国，至迟要在一年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日本的将军、大臣们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是，他们的眼睛只盯在了军力的对比上，仅仅从军力对比上来看，占领中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挡注日军去路的，绝不仅仅是军队，还有四亿五千万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则软硬兼施，多管齐下。
就在彭德怀酝酿正太破袭战役的同时，日蒋间正在进行着代号为“桐工作”的和谈。
中国派遣军高参今井武夫早在1939年初就力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今井武夫对中国战场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对日方部分人士认为可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日方部分人士幻想只经过一两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国民有些急躁还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时也表现得相当急躁。
这种急躁从日本政府的几次声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人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溢于言表的轻蔑和狂妄。当1937年12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议和失败后，近卫政府恼羞成怒，扯下了原来遮羞的面纱，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意欲另外扶植伪政权，妄图以此来迫使蒋介石投降。攻陷武汉后，不仅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烧越旺，中国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拥有4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国军，却作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对中国的“无限”潜藏着的危机。当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得出的结论。
本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危机。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军事打击之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变军事打击为主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这时日本的政策则像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
因此，妄想通过武力逼迫国民政府就范的计划失败后，就转而采取“军事打击为辅、政治打击为主”的策略。于是，在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并于同年12月22日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在这两次声明中，近卫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同时，参谋本部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为缓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战略持久战，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明确了确保华中地区的现有占领地的方针。
从这个《纲要》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重心已从正面战场转向占领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同蒋介石开始了代号为“桐工作”的和谈。
今井武夫是中国派遣军的一个高级特务。在进行“桐工作”之前，他就曾专门从事与汪精卫的联络工作。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后，因为工作卓有成效，今井武夫又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下从事与蒋介石谈判的“桐工作”。
谈判的对手是宋子文的胞弟、宋美龄的胞兄宋子良。
1939年秋，今井武夫同日本名义上的驻香港武官铃木中佐经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会见宋子良。宋氏二兄弟虽是蒋的皇亲国戚，但有时与蒋介石政府互不相容，他们没有与国民政府一同住在重庆，而是住在远离重庆的香港。当时，日本海军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了全面封锁。对于重庆政府来说，香港就成了唯一对外联络的基地，成为各色人物的落脚点。
开始，宋子良是拒绝同今井武夫会面的。他的理由是他的个人的政治活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宋子文的同意。
但到了12月下旬，未子良改为主动要求会面。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今井武夫和铃木中佐来说，则意味着代表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授意，担任过广东省财政厅长、当时任西南运输公司主任的宋子良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双方就是否承认“满洲国”，缔结两国防共协定、是否允许日军在中国驻兵、把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日华经济合作的地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谈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仍然是是否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今井武夫回忆道：最难的是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国民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以预备委员的身份一同前往。
临行前，蒋介石特别向他们交待了三点：
1.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2.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
3.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
由于蒋介石特别交待了“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所以，中方的三人谁也不敢在“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上有所表示。
这两个问题太大了。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都等于没有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特别是承认了“满洲国”，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日军的驻兵可以永远不撤。对于这些，不要说他们不能作主，就是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儿戏。
第一次会谈虽遗留下若干问题，但双方“对于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意见大致趋于一致，商谈到此遂告结束”。
6月初，厦门
双方原班人马，准备继续讨论遗留的问题。
今井武夫一开始的感觉，就好像顶示着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今井武夫下榻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个粗糙的木结构建筑，真有点像西欧三流国家偏僻农村的房舍，令人有一种落魄之感。在旅馆的一面，抬头可以看到房顶上高高悬挂着的十字架，朝夕传来当当的钟声。
特别为了保密的关系，会址选定在澳门市郊海岸马路上来往行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会谈当天晚上9时，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来接日方代表，一同前往会场。
途中下车，在完全没有行人的黑暗的道路上左拐右转地走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来到好像凶宅一样的会场。一进门口，立刻被领到地下室。屋子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4枝蜡烛。桌子的两侧放着椅子，双方代表分别在两侧相对而坐。
一连3天，每天双方都谈到半夜，连续交换意见。会谈开始时，陈超霖首先表明了诚意：“蒋介石委员长最初虽然对本会谈抱有怀疑，为了明确日方的真意，曾批准陈、童等人参加香港会谈。结果，相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终于下决心实现和平。”
接着，章友三站起来继续发言。他站起来时没站稳，苦笑着说：“5月底，日军飞机强行轰炸重庆时，因向防空洞晚逃了一步，被炸弹碎片打伤的！”
他继而转入正题：“中国对备忘录的第1及第3条，即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日本方面如能充分谅解的话，希望今天就汪兆铭问题进行商讨。”汪兆铭就是大汉奸汪精卫。
他认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方面居间斡旋，或叫汪出国，或叫汪隐退。
今井武夫从中方代表的发言中听出，此次和谈在关键问题上已不会有太大进展。此次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蒋介石的代表认为，“满洲国”的问题应于和平成立恢复邦交后，以外交方式解决；关于日军驻兵问题，也应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
日方对于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考虑到中国方面的希望，留有协议的余地”。驻兵问题，可以“按照秘密协定等某种方式确实予以约定”。
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三人参加的最高级别会谈。
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从蒋介石的角度考虑，和谈计划搁浅的原因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蒋介石感到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使他以拖待变的计划变得越来越现实；另一方面蒋介石感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和谈的风险太大。
从日本方面寻找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其内阁变动所引起。在和谈期间，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内阁变动，阿部内阁倒台后，继承阿部内阁的米内内阁也以短命告终，于1940年7月16日退出舞台。第二次近卫内阁登场，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7月31日今井武夫向东条汇报了谈判经过和现状时，东条英机听后非常不高兴。他认为，日华谈判和平这类政策性行动，是中国派遣军的越权行为。他对“桐工作”予以明显地否定。
日本的一些史书曾认为，在1940年6月以后，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的迹象。但中国共产党察觉到日中和平谈判的危险，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中断了谈判。
事后看，中国共产党发动百团大战，并不是针对日蒋和平谈判的，当时尚不确切地知道日蒋进行的“桐工作”，但百团大战的发动和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确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抑制了国民党内投降派的活动，起到了推动抗战的作用。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1935年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
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年9月成立了在华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于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作战，而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让熟悉中国民情、曾经担任过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田骏虽然是个中国通，但这次来华北上任，还是有压力的。他的前任杉山元在华北干得是非常卖力的。
当1935年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时，杉山元是参谋次长；而多田骏就任参谋次长时，杉山元从参谋次长、陆相的位子上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当杉山元调回参谋本部时，多田骏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
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杉山元在1939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日军实行的“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肃正”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大本营对杉山元有了新的认识。
多田骏和杉山元在政治见解上向来不一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前者主张不宜过多地使用武力，而后者则正好相反。可不应忘记，两人虽观点相反，但只是在征服中国的方式上的区别，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不仅想法一致，多田骏还在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比前任干得更好。
多田骏确实比前任干得更出色。
多田骏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八路军侵入。多田骏不仅是中国通，而且还是以华制华的专家。
多田骏不仅管人，还要管路，而且要以路制人。
多田骏上任后，大力整顿交通，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力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
多田骏修路的方法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他采用了四种修筑道路的方法。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汽车一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队伍逐渐萎缩。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在两地间，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几条平行的公路。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
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
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的苦恼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认识。多田骏已经意识到华北的斗争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的。敌我态势的转化，彼此力量的消长，都是无形的。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在逐渐被共产党“赤化”，只有处于“赤化”中心的他才能感受到这种压力，而中国派遣军却根本看不到这种变化。
就在多田骏要求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以彻底改变华北形势的时候，中国派遣军不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牵制作战。宜昌会战开始后，多田骏只有借助交通网的威力来对付八路军了。
多田骏正在织网，他要将八路军和根据地都用他的网给罩起来，慢慢勒死。
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箭在弦上
“空前困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对时局的一个基本判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没有狼而喊狼来了。
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山高路远而视听闭塞。他们这群在山沟里的中华英才对信息却有异常的敏感和渴望。毛译东有两个小故事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种被迫的转移使红军完全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毛泽东为搞到消息，派了一部分兵力去茶陵抢报纸。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中提到过这件事，为到茶陵取报纸，牺牲了一员大将，可见信息对于红军是和生命等价的。
第二件事是红军长征途中，虽不能说是盲人骑瞎马，但确实是没有明确的目的，到了哈达铺时，仍然是老传统，先到邮局去找报纸。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领导农民武装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好哇。我们就去陕北。前进的方向就这样确定了。
延安的共产党人一直在关注着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明瞭从《时局宣言》中就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抗战空前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德意法西斯相呼应，企图达到他们重新瓜分世界的目的；
英美法则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及向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日本正在进行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空中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
虽然处于山沟中的中共并不确切地知道日蒋正在进行的“桐工作”，但仍然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大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面前，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
但是，中共对信息获取的方式，有时也使他们发生失误。
1940年夏季，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普遍认为日本有可能在8、9月间经两安进攻重庆，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投降和动摇。事后看，这是日军为逼迫蒋介石投降而故意散布的假消息。国际的、国内的，真的、假的消息（当然是以真的为主），使中共最高决策层得出了空前危险的结论。
七月中旬，天气炎热，酷暑逼人，八路军总部得到的消息也令人不安：
5月中旬，日军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对大后方的轰炸；6月12日日军攻占了宜昌；
同日，意大利宣布参加对英法作战；
宜昌会战后，日蒋正加紧和谈，投降派正加紧活动。
又有些情况让他们为之心动：
敌人从华北抽掉了一部分兵力南下进行宜昌战役，至今未归；雨季和青纱帐时节的到来，使八路军的行动更加隐蔽；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在华北搞个大动作。
在这些消息的撞击下，几个月来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的大破袭计划出台了。
就在夏季的太阳散发出最后的光辉前，彭德怀对左权说：“战役命令发出前先和伯承、小平他们商量一下。”
据当时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伯承和小平同志听了以后，欣然赞同”，还“安排左副参谋长住了一夜”。
这一夜他们谈了些什么没有记载，但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很激动的，大战前的激动和对胜利的憧憬一定使他们谈到很晚、很晚……
7月22日，随着“嘀嘀哒”、“嘀嘀哒”的电报声，一封急电从山西省武乡县东南深山区的砖壁村飞向了四面八方。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一、情况与任务：
1.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2.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裁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络，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
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干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二、战役组织：
1.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2.基本破坏区，为井陉、寿阳等（段），但对其他各重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
3.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廿二个团。计聂区（冀中在内）应派出十个团，129师派出八个团，120师派出四至六个团，总部炮兵大部，工兵一部，对其他各铁道线配合作战之兵力，由各区自行规定之。各出动部队之后方勤务由各区自己布置之。
4.定八一三以前（约八月十号左右）为开始战斗期限。三、战役部署另告。
四、战役准备在八月十号前完成下列准备：
1.侦察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由聂区负责，平定（平定城含）至榆次、太谷段由129师负责，榆次、太谷段以西（榆次含）至忻口线由120师负责，侦察着眼点另告，但钳制方面的侦察由石家庄至卢沟桥由聂区负责，由石家庄至安阳、由太谷至汾河（洪洞）、白晋路由刘邓负责。
2.粮食准备：各出动部队从出动之日起应准备一个月之粮食。
3.破路爆破器材之准备。
4.出动部队之调动与休整。
5.对敌伪军及敌占区民众与会道门等工作之准备（多制就各种传单、标语）。6.地方工作原来之准备调集大批地方工作干部，加以对敌占区各种政策及工作方法方式等之训练。
五、战役政治保证计划另告。在战斗未发起前严格保守秘密，准备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为止。
朱、彭、左
七月二十二日晨
这是一封很重要的电报，不仅当时替彭德怀传达命令，几十年后，还替彭德怀洗刷罪名。
“文革”期间有些人认为百团大战是在未上报军委、在没有得到军委批准的情况下发起的。并将此当作彭德怀元帅反党的罪证之一。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起码从上述电报中可以看到“并报军委”几个字。没有收到回电确是事实。在《彭德怀自述》中，彭德怀写道：“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这么大的战役，等不到军委回电，战役指挥员的心情可想而知。
为什么没有得到回电，至今没有权威性的说法。
有人说，主席当时正往在医院里，可能没有看到。
也有人说，由于王稼祥的疏忽，没将电报送到主席手里。
这些说法不知哪一种更准确。
从现存的资料看，从4月1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交通线进行总破袭”
的命令到百团大战前的“战役行动命令”这段时间内，找不到毛泽东或中央军委同意对交通进行大破袭战的电文，而只有4月2日“当前最很需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这样一封要求八路军加强支援新四军而暂缓进行交通破袭的电文。
或许在陕北的中央军委更愿意放权给八路军前指，因为他们身处前线，对问题看得更清楚。这样的话在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中屡见不鲜，“望自行处理之”、“根据情况，酌情处理”。毛泽东是一个敢于放权给战役指挥员的战略家，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说：这也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
也许时间老人会说明一切。
八路军总部自6月27日返迁到砖壁村已有半个月了。据当时任作战科长的王政柱回忆，这段时间彭德怀和左权每天都要在地图前站上很长的时间。
地图也已从一张变成了两张，除原来的华北地形图外，又增加了一张正太线地图。这是作战科根据彭、左两位首长的意见挂上去的。
夏季正是八路军大显身手的季节。特别是对于敌后斗争，华北平原七八月份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对善于进行游击战争的八路军来讲，就如同是鱼之于海洋，鸟之于天空。日本鬼子装备再好，只要八路军往青纱帐里一躲，再想抓到就比登天还难。在那时的歌词里都能闻到青纱帐的味道，“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歌声常常在田野里回荡。
“此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战役预备命令》明确规定了此次作战的主要任务。
任务抓住了要害。
当时华北有7条铁路干线——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平绥线、北宁线和胶济线。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中，正太线处于中心位置。它是连接晋冀两省的战略交通要道，又是隔断晋察冀根据地与晋冀豫根据地的屏障。对于这条铁路，日军非常重视，一向以重兵守备。在2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日军部署了3个独立混成旅团。正太线是我必攻、敌必守的重要交通线，是日军的交通动脉。
八路军准备在敌人的动脉上开刀。
7月22日以后，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7月22日总部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
7月23日下达了《进行正太战役中之侦察重点与注意事项》；8月5日，《正太战线政治工作指示》；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同一天，下发《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8月18日，《为达成正太战役目的应连续破路》。
这段时间，晋察冀军区下达作战命令5个；
129师的各种指示、通报8个。
当然这些远远不是全部。
大战就要开始。
129师的战士们从每天增加的5分钱菜金中已经预感到又要打大仗了。
今天的人们吃着成百上千元的美味佳肴时，已经很难理解当时5分钱菜金意味着什么。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虽然被蒋介石收归麾下，但军饷和武器却得不到这位“蒋委员长”的补充。“光叫马儿跑，不给马儿草。”
八路军只好自己解决，甚至在敌后搞起了自救运动。由于鬼子反复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连土豪都快揭不开锅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为了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能够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
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条件下，一天只有几毛钱的菜金。有时连几毛钱也吃不上。增加菜金更是轻易不会出现的事。
“增加五分钱菜金”一定是要打仗了，而且是大仗。
敏感的战士们在猜测着。
作战任务对战士是保密的，命令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作战顶备命令》中明确要求“一切的准备均不可妨害丝毫的秘密”，还有“本电阅后烧”。
对这次作战任务的艰巨性，刘伯承和邓小平是清楚的。
总部要求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一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破坏重点，阳泉至张家镇段。
在7月22日的《战役预备命令》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战役任务，直到8月8日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中才明确了三个区的任务及作战地域区分。
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一南一北就像一把已经张开的剪刀要剪碎正太路。
对完成这次破袭任务，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是有信心的。
129师在进行百团大战前，力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129师在5、6月间全军进行了整编，军区和军分区进行了调整。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129师兼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第386旅兼太岳军区，下辖3个军分区。
除原385旅、386旅外，又新编了6个旅：新1、新7、新8、新9、新10、新11旅。
军委电报中要求“要以主力8个团的兵力”实施破路，129师的命令中对各团也相应地充满了“以主力”、“两个得力团”等要求。毫无疑问，129师的主力都要拿出来了。于是，就指定了“六旅、五旅、十旅、决一纵各两个团共八个团进行本战役”。六旅指386旅，五旅指385旅，十旅指新十旅，决一纵指决死一纵队，这四个旅是129师战斗力最强的四个旅，一切都顺理成章。
为了确有把握，129师在总部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团，共10个团用于正太线。还准备抽出相当于28个团的武装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袭战，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
这10个团分成三个突击纵队，由“陈、陈、谢统一指挥”。
第一个“陈”指陈赓，386旅旅长。
第二个“陈”指陈锡联，385旅旅长。
最后的“谢”指谢富治，385旅政委。
右纵队以第28团、第30团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10旅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指挥，主要任务是破击阳泉至寿阳（不含）段；左纵队以第16团及决死第一纵队第25团、第38团和榆太两个独立营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386旅参谋长周希汉指挥，任务是破击寿阳、榆次（均含）段：以第385旅主力及第386旅第772团组成中央纵队，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直接指挥，位于平定以西之韦池村、天他池地带，在敌从阳泉、平和段侧击我军时，应各个消灭之，以保障破击的成功。
晋察冀军区的几个领导对《战役预备命令》自然心中有数。在《战役预备命令》中并没有明确晋察冀军区的任务和作战地域，但是荣臻却已成竹在胸。《命令》中“侦察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由聂区负责”、“基本破坏区，为井陉、寿阳等（段）”这样几句后，对于1923年入党，担任过红1军团政委、八路军115师副师长等职位的聂荣臻来讲，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聂荣臻对这次破袭战役早有准备。春季会议后，他就组织全区进行了针对性的准备和训练。
作战任务被迅速勾勒清楚，战役部署也就相应地形成了。
晋察冀军区将调集18个步兵团及配属分队组成左、中、右三支主力纵队、一支牵制部队和一个总预备队，担负主要方向的作战任务。左、中、右三支纵队分别担负平定（含）至娘子关（不含）、娘子关至上下安（不含）、上下安至石家庄的作战任务。
军区司令部设在阜平县一个不显眼的山村里，只有走进院落，穿过几株高大的槐树，望见从屋脊上隐蔽地伸出的天线和电话线，才会明白这是军事指挥部。
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战役预备命令》发布后的一天，晋察冀军区召开了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聂荣臻司令员宣布：
“八路军前方总部发布了战役命令，晋察冀军区将与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一起，对全华北敌人占领的交通线及其沿线城镇据点，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我们晋察冀军区的任务是：负责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段，破袭重点为娘子关至井陉煤矿段及其两侧地区，并且对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和公路线段进行广泛破袭，以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
“好哇！”到会的各军分区的领导同志都惊喜地轻声欢呼起来，这可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发起的一次最大的破袭战役啊！
8月8日《战役行动命令》正式下达后，晋察冀军区的作战任务及作战地域区分与《战役预备命令》的内容完全一致。接到正式命令后，聂荣臻又进一步明确了各攻击纵队的任务：以第5团、19团、2分区特务营附冀中炮兵两个连为右纵队，均归郭天民、刘道生统一指挥，大举破击娘子关（含）至乱柳（含）段之敌，并将重点指向娘子关、磨河滩、上下盘石、移穰各点；第2团、第3团、16团及并获支队附冀中炮兵一个连为中央纵队，均归杨成武统一指挥，大举袭破娘子关（不含）至微水、井陉煤矿之敌，重点置于北峪、乏驴岭、蔡庄及煤矿；冀中区警备旅第2团、军区特务团主力、井支一部为左纵队，归熊伯涛指挥大举破袭微水至石家庄段铁道。
《战役行动命令》规定的正太战役发起攻击的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22时。由于聂荣臻提前布置了作战任务，所以各个军分区的作战准备特别充分，尤其是在侦察准备上更是下了大功夫。
有的化装成农夫，挑着担子进城卖莱；有的扮做走亲戚的，进城探亲访友，甚至将亲戚攀到了伪保安队内部。
中央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回忆了亲自化装侦察的一段往事。中央纵队是负责破击井陉煤矿的。8月20日下午，趁各营布置任务的时候，杨成武打算与三团团长邱蔚一块化装成老百姓深入到煤矿近处侦察，选择突破口。
几位同志放心不下，说：“司令员，你别去了。那里距离敌人太近，一旦暴露，撤退都很困难。让我们去吧！”
他没有同意，他觉得这次战斗太重要了，不亲临实地察看一番，心里不踏实。参谋们拗不过他，只好搞来了便衣。于是，他和三团长邱蔚及几个警卫员全都化装成当地百姓的模样，近黄昏时，下了山。他们顺利地走出一段路后，便在暮色中匍匐前进，一直爬到矿区边上，仔细地察看了一番。
战前准备的一个大难题是如何破敌人的电网。以前，大部分战士不知道铁丝网还“麻”手，有时还能把人“麻”死。自从团里的“小秀才”跟大家说，它不是普通的铁丝网，它是电网，人一接触它，它上边的电流就会从人身上流过，这就叫触电，严重了就会死人。
“小秀才”这么一说，有人就问，那我们就没办法对付它了吗？“小秀才”这才接着讲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铁是导电的，只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接触电，就不会触电了。比如说木头。”有人又说，木头倒是不导电，可是木头劈不开铁丝网呀。“小秀才”挠了挠头皮，突然灵机一动：“我们可以把篮球剖开，用球胆做手套，再戴着手套去拿铡刀，这样就可以不触电了。”一听要把心爱的篮球剖开，有的战士就嘟哝着：把篮球给弄坏了，以后还玩什么呀？
说到篮球，它在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生活中的作用不容小视。百团大战前为了制造华北无战事的气氛，彭德怀大摆“篮球”阵，经常把机关的参谋干事赶到篮球场上，会不会都要上场。有些干部很不理解，彭德怀就对他们讲：
“要让鬼子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玩球，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在玩球丧志。”那时的敌后也不安全，说不定就有个汉奸、狗腿子躲在八路军身边，在窥视着八路军的一举一动。彭德怀的这一招，用孙子兵法上的话说就是“示形于敌”。
我们再看一例。朱德回延安前，先到了洛阳，此行是为了要和卫立煌谈谈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磨擦”问题。朱德到了洛阳，受到了卫立煌的热情接待，随后国、共间进行了一场被历史学家大书特书的篮球赛。据记载，当时气氛很是热烈、融洽，对朱德的洛阳之行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还有，八路军在敌后掀起的体育锻炼热潮，就是以打篮球为主的。
所以，篮球在战士们的心目中有着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位置。
难怪“小秀才”一说要把篮球给剖开，有些战士的心里就不好受。
时间在读秒声中向8月20日20时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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