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因何受乾隆信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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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有了共同的利益,乾隆帝与和成为了事业上的亲密伙伴,乾隆帝需要和做一些不太光彩的敛财事务,而和打着乾隆帝的大旗趁机中饱私囊。 本文摘自:《盛世启示录》,作者:侯杨方,出版:中国方正出版社
乾隆帝处理贪污官员不可谓不严厉,整个清朝因贪污被处死的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共41人,而被乾隆帝处死的就高达27人,占了三分之二。在乾隆帝的意识里,天下是属于他一人,他是国家的唯一所有者,绝不会容忍臣下的贪腐行为,因此皇帝反贪腐是真心诚意的。由于乾隆帝拥有绝对的权威,他关注的反腐案件最终一定会高效破案。但是以天下之大,情况之复杂,官员之多,手段之高明,再英明、再能干的君主也无法烛照一切,必然会存在灯下的阴影——甘肃贪污案的主审官,乾隆帝最宠信的和,恰恰就是整个清朝最大的贪污犯,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薛福成对乾隆朝的反贪有一个说法:“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薛福成:《庸笔记》卷3。那么这个内隐究竟是什么呢?薛福成认为这个内隐就是和。 和是正红旗满洲人,出身于中等武官家庭,少年时家境一般,参加乡试未中。乾隆三十四年,和承袭了父亲的三等轻车都尉爵位,并被任命为三等侍卫,到了乾隆帝身边;六年后,被乾隆帝赏识,提拔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跃成为乾隆帝最宠信的大臣,时年才26岁;随后又兼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和的官运还远未到头,乾隆四十五年,在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黩案回京后,成为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其子丰绅殷德与乾隆帝最宠爱的幼女固伦和孝公主订婚;第二年赴甘肃镇压“回民暴动”,虽未立功,回京后却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乾隆四十九年升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管户部;两年后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爵位从一等男、三等伯、一等伯,直至最高的一等公。 和并无显赫的功绩,升官晋爵速度之快是清朝的一大异数,但能深获一向英察的乾隆帝赏识,他必有过人之处;两人年龄差距如同父子,乾隆帝对他的儿子们均不太满意、喜欢,而和的忠诚、聪明、机智、能干、趣味足以与一向自视极高的乾隆帝相匹配,只有这样才能揣摩透乾隆帝的心思,这才是和深得宠信的根本原因。乾隆帝博闻强记,学识渊博,爱好诗词、文艺,政治能力超强,精通骑射,并通晓汉、满、蒙、藏、维吾尔五种语言,能与这些民族的首领直接对话,有效统治着拥有众多民族的、辽阔版图的大清帝国,他的兄弟、皇子、皇孙以及大臣们在才能的全面性上都只能望其项背。因语言能力有限,大臣们很少能胜任少数民族事务,而和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同样博闻强记,精通各项事务,多才多艺,且精通骑射,所以乾隆帝才能让其一人兼管众多重要的职位。乾隆帝到了晚年,身体、头脑均大不如前,甚至到了刚吃完早饭又索要早饭的地步,而他又不愿意大权旁落,因此需要一个自己非常信任的代理人帮助他处理事务,尤其是理财事务,和可谓是适逢其会。中年以后的乾隆帝志得意满,不仅四处兴兵征伐,他的生活起居也逐渐由俭入奢,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园林,四处巡游的费用更是十倍于康熙帝;晚年的乾隆帝更是借着自己与太后万寿的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大办庆典,但又必须遵守祖制永不加赋,所以明令群臣进贡奇珍异宝;和出众的敛财能力正好可以充分发挥,而这恰恰是一般大臣不耻为、不能为的。有了共同的利益,乾隆帝与和成为了事业上的亲密伙伴,乾隆帝需要和做一些不太光彩的敛财事务,而和打着乾隆帝的大旗趁机中饱私囊。
和极为贪财,利用第一宠臣的身份与大学士、军机大臣以及兼管众多事务的地位公开索贿、卖官,又利用内务府总管大臣的身份截留天下进献给皇帝的贡品,因此他成为乾隆朝也是整个清朝的第一大贪官,并且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自上而下、有组织、有系统的贪腐食物链,层层贪腐、索贿行贿,败坏了整个官僚体系。这一切的成本最终还是要落在广大民众身上,明为永不加赋,实为以贪腐加赋。更可怕的是,因贪腐官员日益增多,担心反贪会清除贪腐的食物链,和创立了“议罪银”制度,即贪腐犯案的官员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白银就可赎罪,而且获得了乾隆帝的批准,议罪银直接交给皇帝的私人银库——内务府广储司,成了皇帝敛财的工具,这是变相将贪腐合法化,甚至是鼓励贪腐。到了晚年,乾隆帝的反贪也逐渐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他敛财的手段,有意纵容官员贪腐,然后等到一定程度再用议罪银、抄没家财打击,起到了不加赋而敛财的目的,既保持仁君的形象,又因反贪而获得民心,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这种手段看似机巧,实际上却损害了整个帝国的肌体。 和在这场乾隆帝亲自导演的游戏中扮演了主角。在这场游戏中,贪官们实际上成为了皇帝的投资公司,和就是大大小小投资公司集团的总裁。贪腐的钱财在当时没有现代各种巧妙的技术手段隐匿,更无法转移国外,因此无处可逃,贪官们只是一群待宰的肥羊。章学诚评论:“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清史稿》认为:“和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乾隆帝则因“耄期倦勤,蔽于权,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章学诚遗书》;《清史稿》卷319《和传》、卷15《高宗本纪六》。。与薛福成一样,章学诚和《清史稿》在评价这段时也将乾隆帝晚年的吏治败坏归于和,最多认为乾隆帝因年老被和蒙骗,这些均仅及表面,未触及实质,没能指出乾隆帝晚年的荒政、敛财、自以为是地操弄权术才是贪腐的根本原因,这是由于他们的局限性导致的。以乾隆帝的英察,他怎超富返利网么会不知道在他眼皮底下和的所作所为?只是和的贪腐烈度之强,危害之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一向自以为是、志得意满,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洞察、掌控之下,因此他对和始终宠信不衰。乾隆朝诛杀的贪官不可谓不多、手段不可谓不烈,这些贪官只是太过于肆无忌惮、超过皇帝的容忍底线才被清除,而实际上当时已经几乎是无官不贪,乾隆帝为了政局的稳定以及敛财的目的特意加以包容。当然,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皇帝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毕竟有限,即使如乾隆帝早期那样对贪腐深恶痛绝,没有普遍的、低成本的舆论、民众监督制度以及有效的独立司法体制,仅仅依靠少数人,想要彻底清除贪腐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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