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一公元前522年)，即公孙侨、公孙成子，春秋末年杰出的政治家。他在郑国执政21年，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
初涉政坛 功显外交
公元前565年，郑简公刚刚即位，为了表示对晋国的亲好，并向其献媚，他悍然派子产的父亲子国同子耳率军侵略蔡国。刚一交锋就活捉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为这次胜利而欢天喜地，举国大庆．唯独年轻的子产不以为然。他忧心忡忡地对父亲说：“小国不推行文教德政而只讲求武功，再也投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并尖锐地指出：“从今以后，郑国至少四五年内将不得安宁。”
听到儿子的话，子国很是生气，极其愤怒地呵斥道：“你知道什么！国家军政大事都有正卿来谋划，小孩子乱说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蔡是楚的属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郑国自然不得安宁。事实上，后来的形势果真就像子产所说的那样。
这件事说明，子产具有超凡脱俗的见识，他能从实际出发，正视小国的现实，对当时的晋、楚两霸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能透过伐蔡得胜之“喜”，看到日后晋楚伐郑之忧。这不能不说是颇有远见的。子产刚成年即崭露头角，一鸣惊人，预示着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即将亮相，登上郑国的政治舞台。那一年，他还不到二十岁。
其后的第二年，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执政的子驷被杀，子国也殉难了，子产勇敢地组织国人，抵抗暴徒，并帮助子驷之后——子孔平定了暴乱。又过了九年，子孔与子驷一样专断独行，国人不满，又杀死了子孔。子展继位，拜子产为卿，从此，已过而立之年的子产开始了从政生涯，他登台亮相，首先在外交上连续打了几次漂亮仗。
公元前551年，晋平公以盟主的身份命令郑简公到晋国朝见，郑简公派子产前往。接见时，晋平公厉声责问子产：“郑国为什么要附从于楚？”子产临危不惧，面对晋国君臣发表了一通声情并茂的演说，称自晋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关系友好，虽然有时不能不附从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他接着严肃地指出：“假如贵国能安定敝国，敝国自然会早晚听从，根本就无须贵国来通知敝国朝贡；假如贵国不体谅敝国的困难，只是表面上说一些好听的话，那敝国自然不会接受贵国的命令，而且会断绝邦交而成为仇敌。”子产义正辞严的演说使晋平公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于是，晋、郑两国重归于好。
两年后，范宣子掌握了晋国政权，就把各诸侯国朝贡的数字增多，因而惹起郑国的不满。子产连夜奋笔疾书，写信给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是一篇著名的外交文件。信中说：
据我所知，君子治理国家，所担心的并非缺乏财货．而是忧虑没有好的声誉。假如把诸侯的财货都集中到晋的国库，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阁下也如此自私自利，那么晋国人就会对阁下产生二心……名誉是道德的基础，而道德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有了道德基础就不会败亡，阁下为什么不努力树立名誉呢？有好的品德内心就会快乐，内心快乐就会长久安定。……假如心存仁道来培养自己的品德，那么美名自然会传布天下。远地方的人会因此仰慕而来，近地方的人也会获得安宁。但愿能听到人民在赞美阁下，阁下实在是造福人民的恩人，而不愿听到人民说阁下夺取了他们的财物而据为私有。”
范宣子得信后，深为子产的言辞所折服，既高兴又担心，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这封信中，子产的外交辞令虽很委婉，却绵里藏针，以小见大，以理服人，把纳贡的利害关系讲得很透彻，从而完好地实现了郑国的外交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郑国的地位和子产的声望。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吴国的强盛，故楚国在江淮一带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加之晋国从中进行挑拨离间，自楚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了，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并为了晋国攻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公元前548年，郑国几乎将陈国完全消灭，此次行动原是为了讨得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一待战争结束，便去向晋国报捷。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初到，晋侯就诘问子产为什么要侵略小国。子产则毫不含糊地反问：“现在大国多到拥有方圆五六千里土地，假如大国根本不侵略小国，它的国土怎么会有如此之大呢?”
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当然不只是凭着他的口才，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形势、各国的实力都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对答，进退自如。公元前547年，楚康王为了替许国报仇，起兵讨伐郑国。大祸将临，郑国群臣都主张抵抗。一日上朝，智慧超群的子产却对郑侯说：“如今晋楚两国就要达成和议了，各诸侯国以后也得和平相处，楚王只是出于一时冲动才兴兵的，因此我们不如使他得逞而归，如此反倒容易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子展闻言有理，于是采纳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国军队在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归了。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真是如子产所料。
子产在外交上的突出表现为其树立了良好形象，从而被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寄予厚望。吴季札朝聘郑国，见到子产，就像老朋友一样，谈话也极为投机，他预料到子产将会执政。公元前543年，子产有事到晋国去，叔向问及郑国强族驷氏、良氏之间的斗争，子产没有表态。后来子驷率领贵族军攻打伯有，双方都请求子产助战。子产回答说：“即使是我的亲兄弟遇到这种情形，我也只能帮助天所帮助的一方。”他仍然没有偏向于哪一方。伯有死后，子产为其穿上寿衣，再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痛哭，并且很有礼节地埋葬了伯有。这时子驷企图攻打子产，子皮劝止了他们，并生气地说：“礼仪是立国之本，假如杀死讲究礼仪的人，就会招来大祸。”子驷听了这话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年，应该轮到子皮执政了，但他极力保荐子产，子产推脱不掉，终于接受。子产执政以后的内政、外交活动都得到了子皮的支持，加上子产的远见卓识，他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大胆改革 善事大国
子产所处之世，正值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战争频繁，天下大乱。郑国弱小，处于晋楚两大霸国之间，为两国必争之地，处境十分困难。大国侵凌小国是常事，国小卑弱的郑国更是多次遭受侵凌之辱，晋、楚、齐、秦等大国都对郑国虎视眈眈。国内则是“族大宠多”，内部矛盾重重，祸乱不已，内乱频仍。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国家面临崩溃之时，子产相郑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等着他去治理的郑国是一副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然而子产丝毫没有畏难情绪，而是迎难而上，雄心勃勃，力图振兴郑国。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城池赠送给郑大夫伯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向对此不理解的子大叔说：“要想叫人没有贪欲是很难的，假如能让每个人都满足自己的欲望，借重这种人使他们为国家做事，就可按照理想完成任务，这就是说我使他成功，并不是别人让他这样作。我为什么要爱惜这块土地呢？反正还是归郑国人所有。”他还说：“要想安定国家，必先安定大族。”这就是说，一定要优先照顾国内的大族，使其稳定、和睦，然后才会有国家的安宁。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子产之所以笼络大族，除了虑及于此外，还分明别有深意。他刚刚执政，根基本来就浅，立足未稳，这也算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时也是为了暂时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做的策略性妥协。这也就为其日后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使其能够从容行事。
子产治理郑国政绩斐然，他使国都和边塞地区人们所坐的车和穿的衣服尊卑有序，公卿大夫们穿的衣服也各按规章。田地都有封疆界线，人民住宅区每五家编成一组互相保护。公卿大夫忠诚俭朴的，就给他们以适当的奖励；而那些奢侈散漫的，则按罪的轻重加以处罚。这些改革都是适时而行的，而这又意味着更为震动人心的改革、更为大胆的革新措施即将出台。
子产雷厉风行地划定封疆界线。早在二十年前，子驷也进行过这种改革的努力，但那次引起了暴乱。春秋中后期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被破坏了，一些贵族肆意占有原来的公田，并将其变为私田，而且他们还掠夺了农民的私田，从而使代耕公田也变成了徭役剥削。这导致了各诸侯国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引起广大人民和一部分没落贫穷贵族的不满。子驷封疆界线是将贵族“多余”的土地分给普通民众，这必然侵犯了既得者的利益，那些丧田的贵族发动了暴乱，子驷被杀，其改革也自然失败了。而子产的父亲也是在那次暴乱中牺牲的，因此他不会不考虑到改革的后果。
然而，这并没有能够动摇子产改革的决心，事实上，他的改革得到了大臣子皮的有力支持，郑国的强族驷氏、良氏也都支持改革。正是在这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下，子产进行了田制的整理和改革。改革伊始，阻力很大。子产改革一年后，世人都唱道：“把我的衣帽藏起来，把我的田地围起来，哪个想要杀死子产，我愿意同他一起去。”群情汹汹，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可是仅过了三年，郑国的生产得到了发展，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基本消除，人民的生活也日渐安定，富足。这时，人们又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郑国人民又唱道：“我有了子弟，子产负责为我们教育；我有了田地，子产为我们种植；万一子产离我们而去，有谁能代替他呢？”子产的改革终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体现出他的巨大的改革魄力！
在进行封疆改革后五年，子产又进行了“作丘赋”的改革，亦即按“丘”(十六井)征发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丘内新垦土田越多，分摊的军赋也就越轻，这一方面刺激了荒地的开垦，大大增强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增加了政府收入，有利于巩固政权。子产的这一改革，适应了春秋后期战争频繁、各国普遍加赋的趋势，无疑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当然，子产的这次改革也同样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郑国都城的人诽谤他说：“他父亲横尸于路上，他自己就变成了蝎子的尾巴来毒害百姓，让这种人来治理国家，国家可怎么办呢？”子产听了之后，毫不动摇地说：“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所作的事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会计较我个人的生死得失，全力以赴地办好。更何况我常听人说，一个推行善政的政治家，决不会轻易改变行政措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人民不可以让他们太随便，政治制度不可以轻易改变。”他最后坚定地说，“我决不改变自己的行政措施。”如此坚定的意志，在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中是极其少见的，这也正是他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又过了两年，子产又进行了第三项改革，即“铸刑书”，也就是将刑典铸在鼎上。此举在国内的反响并不强烈，倒是引起了其他诸侯国的关注。晋国叔向就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在信中写道，古代贤德的君王不制订刑罚是因为担心人民产生争议之心，处处以仁慈之心来救助人民，此外他们也鼓励忠诚之士，严惩放荡之徒。接着他又写道：“夏商周都是由于政治纷乱才制订刑罚的，而刑罚完成之时，也正是衰乱之世。”他指责子产手握大权，首先是封疆界线，人民谩骂；接着又作丘赋而招致诽谤，现在又铸刑于鼎，“用这种政策治理人民，是治不好国家的”。最后，他警告子产说：“人民已经知道争端，他们就会舍弃礼义，而专于刑书。一点点小事都会斤斤计较地去争，如此下去，人民诉讼的案件反而会增多。为了争取胜诉而竟相贿赂，到阁下执政结束时，郑国也就濒临败亡了。据我所知，一个国家将要灭亡时，法令必然繁多，这也许正是对今天的郑国而言的吧！”
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公元前513年)之后晋铸刑鼎时，孔子所持的反对意见如出一辙。孔子说：“民心全在刑鼎上，怎么还会有上下尊卑之分呢？朝野上下没有贵贱之分，又怎么治理国家呢？”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即礼只施用于贵族阶级，刑(即体罚)则施用于平民、奴隶。而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作为国家的常法，这多少有些限制贵族特权的作用，是有利于当时郑国的商人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尽管这些革新措施遭到了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反对，但子产始终坚定不渝地进行改革。
不过，刑书的公布也的确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我本是一个毫无才干的人，因此也顾不到子孙的问题，只想拯救当世的生民之苦。”如果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得如此严重呢？
子产毕竟是一位贵族阶级的政治家，他的耿耿忠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临死前曾向其接班人子大叔传授统治经验说：“只有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才能用宽道来治理人民，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推行严刑峻法。譬如火很猛烈，人们看到以后就畏惧它，因此很少有人被火烧死；反之，水却很柔弱，人民都喜欢去戏水，结果反而有很多人被水淹死，可见用宽道治民实在很难。”这就是有名的“宽猛论”，即用安抚与镇压两手来统治人民。后来子大叔执政，不忍心推行严刑峻法，而是采用宽道治民的政策，结果是郑国的盗贼蜂起。子大叔很懊悔地说：“假如我从一开始就听从子产的遗言，也不会弄到今天这种地步。”于是他兴兵讨伐这些盗贼，并将他们全都杀光，这样盗贼才算暂时绝迹了。子产进行刑法改革，尽管当时这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有的条文也非常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让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一些。它的颁布与实施，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有助于社会进步。
子产的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在其执政期间，郑国由乱而治定，由弱而强，受到四方诸侯国的敬重。当然，这不仅有赖于子产在内政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而且与他在军事、外交方面所采取的正确方针分不开。公元前524年，郑国发生了特大火灾，子产曾发放武器给与晋国交界处的军民，并登上城墙告诫大家道：“小国一旦忽视国防就会有危险，更何况还有火灾呢？一个国家之所以不被轻视，就在于有完备的国防。”这在当时的郑国无疑是切合实际情况的。
子产的外交方针是“善事大国”。他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巧妙的外交辞令，周旋于大国之问，从而使得郑国能够安然目立。同时，在与大国的交往中，他始终不失国格与尊严。公元前529年，晋国在平丘会盟，以确立霸主地位，当时有不少诸侯国甚至周天子也派有人参加。子产和子大叔陪郑定公参加了此次会盟。会上发生了贡献数目的争论，子产认为贡赋的分配应按照各诸侯爵位高低而有不同，郑国只是相当于男爵的诸侯，不应与公侯相等。他还略带诘难地说：“晋国索取贡献的命令没有哪个月会不来的，对于贡赋毫无限度，小国一旦无力缴纳，就会得罪晋国。各诸侯所以要参加会盟，正是为了保全自己，求得和平。如果贡赋毫无限度，那小国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最后他异常尖锐地指出：“小国是否会灭亡呢？这就要看此次会盟的结果了。”子产从中午一直争论到晚上，他的理直气壮，不能不使晋国考虑并最后接受了他的要求。
结盟之后，子大叔责怪子产说：“若是你的话引起诸侯的反感，一旦他们联兵攻打我国，那我们抵抗得了吗？”子产回答说：“晋国政治纷乱，权力操纵在豪门手中，整天忙于内部的勾心斗角，哪还有闲暇来讨伐我们呢？更何况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竞争意识，也会在无形中衰落下去，更不用谈什么国家势力了。”可见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而且也强烈地体现了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忠君思想。
晋国的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公元前526年，韩宣子出使郑国，他趁机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大叔、子羽等都怕得罪了晋国，商量着要商人把玉环给他，但子产坚决不答应，并说：“如果大国的人随便向小国发号施令，小国都是有求必应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一旦他们贪得无厌，那到时候用什么来源源不断地供给他们呢？”他尖锐地指出，“韩宣子是奉命出使我国的，可他却私下里要求得玉环，那他的贪心可就太大了，这难道不是罪过吗？”后来韩宣子私下里向商人购买玉环，业已成交，子产仍然坚决阻止。他说，政府与商人世代订有盟约；商人不可以背弃政府，政府不强买商人的物品；政府对商人不奢望、不强夺，商人有什么畅销的宝物，政府也绝不加以干涉。他还严正地对韩宣子说：“您为了一只玉环而向敝国提出要求，并且要敝国向商人强行购买，这等于是教敝国违背誓约，这种事我们怎么能做呢？您为了一只玉环而丧失一个诸侯，我想您是不会这么做的。”子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了韩宣子，使他将玉环退了回去。后来韩宣子又在私下会见子产，并以宝玉和骏马相赠，说：“您规劝我放弃那只玉环，也就等于是赐给了我金玉良言而免我一死，现在我又怎能不用玉和马来答谢您呢？”这样，子产不仅维护了郑国的尊严，而且还提高了郑国的国际威望。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也日益显露。公元前541年，公子围派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建城垒，郑人知道此事以后很担心。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转移国人的视线，而并非要真正进攻郑国，因此他抚慰国人说：“我们不必担心，楚令尹(指公子围)将有大的行动，而事先要铲除两个人。这场兵祸不会波及郑国，我们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果不出其所料，这年冬，公子围就弑杀郏敖而自己即位，是为楚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列国形势是了如指掌的，从而能够作出正确判断。
五年后，楚国公子弃疾到晋国去，经过郑国，郑国的子皮、子产、子大叔随同郑简公一道去欢迎他。弃疾非常有礼貌，当他拜见郑简公时，如同觐见楚王一样，乘用八匹马。而在会见子皮时，有如会见上卿一般，使用六匹马以示郑重。会见子产时用四匹马，会见子大叔时则用两匹马。同时，弃疾还下令随从人员，不得随便割草或砍树，尤其不可以擅自侵入田地，不可以毁坏房屋，不得强买民货，而且他们住宿时对郑国自姓和蔼可亲，毫不给附近人民添麻烦，来往出入都是如此。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大叔推测弃疾有为王的野心。后来楚灵公被杀，弃疾称平王。这也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真可以说是料事如神。
郑国能够在险恶的环境中赢得二十多年的安定局面，一方面得益于子产在国内推行的改革，使各种利益集团相对制衡，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子产的巧妙而成功的外交活动，使邻国相安和平共处。
发扬“民主” 博学多识
子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又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却影响于春秋时期各国，并且影响到后世。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某种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即所谓的“德治”、“仁政”。子产从政，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选拔有才干的人为官吏。他善于识人，更善于用人。当时郑国的冯简子能够决断大事，子大叔仪表堂堂而又有文才，公孙挥能了解四方诸侯的情况并且善于外交辞令，而裨谌又善于出谋划策，但他只在野外策划才能成功，反之在都城谋划则一无所成。子产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而分别使用。一旦郑国将要与外国发生争端时，子产便先向公孙挥询问四方诸侯的情况，并让其草拟几份外交文书；然后与裨谌一道坐车到野外去，让他谋划是否可行；再把结果告诉冯简子，让他做出最后决断。一切都拟定好之后，才交给子大叔去执行并负责应对宾客。如此办理外交事务，很少有不成功的。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领导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凭此，他能够更多地发扬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郑国人有一种习惯就是经常聚集在乡间的学堂，评论朝中大臣行政的得失。郑大夫然明对此忧心忡忡，主张毁除这些学堂。子产不同意，他说：“为什么要毁掉它们呢？人民认为好的行政措施，我就发扬光大而努力推行；人民认为不好的行政措施，我就要重新检讨改正。这是我的老师啊！”接着他又讲了一通防民之口犹如“防川”的道理，最后他说道：“对于大家的议论，就如同我听了人民的批评，用来当作治疗我行政弊病的良药好了。”孔子听到这番话之后说：“假使有人说子产是不仁不义的人，那我是绝对不相信的。”事实上，子产不仅是有仁义的人，更在于他能够充分发扬民主，不专断，兼听则明，不断在政治改革中改革自身。
子产不仅具有民主精神，他还非常强调学习与实践的重要性，主张“学而后入政”。公元前542年，子产执政还不到一年，子皮想要派尹何出任县大夫。子产说：“尹何太年轻，不知道他能否胜任此职？”子皮说：“尹何为人诚实谨慎，我很喜欢他，他绝对不会辜负我的，就让他到任之后再学习吧，也让他渐渐懂得如何治理。”要知道子产是子皮一手扶植起来的，现在子皮来求他，他会怎么办呢？子产断然答道：“不可以这样！现在您因为爱他，便将政事交给他，这就好像一个人还不会拿刀，却让他去当厨师，到头来必然是损伤他自己。您这不是爱他，而是害他啊！”他接着又说：“我只听说学习以后才能做官，而没听说把做官作为学习的。假如您一定要这么做，将来必定会危害到国家社会。比方说打猎吧，只有会射箭会赶车的人，才能获得猎物，如果从来没有驾过车，射过箭，恐怕只有车毁人亡的份，哪里还敢妄想获得猎物呢？”这种“学而后人政”的主张，堪称有识之见。
与朝中众多大臣相比，子产则是一个相当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公元前541年，晋平公生病了，子产前往探望。这时，叔向就问子产说：“国君的病情很严重，据卜师说是实沈、台骀在其中作祟，史官们也不知道，请问这究竟是什么神呢？”子产不仅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指出实沈为参神，台骀为汾神，晋平公的疾病与这两神毫无关系，而是由于男女事和饮食的缘故。同时他还说明了男女同姓不能结婚，否则所生的子女就不健康的生理原因。他说：“君子有四种时节，早晨听明政事，白天到处巡视，晚上发布政令，夜里休养身体，这样元气才能恢复，不能让身体的各器官有所淤积，不让身体有疲劳之感，让心情清朗愉快，干什么事都不会烦躁昏乱。可是如今贵国的君王，竟使这四种时节混为一谈，因此生病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叔向听完这番理深辞明的话后，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你说得很对呀！这可是我闻所未闻的大道理啊！”晋平公听了这番道理也赞叹不已：“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君子啊！”因此重赏了子产，并到秦国聘请名医，其诊断结果也与子产所说的大同小异。
又有一次，郑国出现了严重的旱灾，鲁国也受其害，于是鲁国举行盛大的求雨仪式。为此，子产派大夫屠击等三人到桑林去祭祀求雨。他们来了后，就把所有的树都砍了，但还是没有下雨。他们回国后，子产对他们三人说：“我派你们祭祀山林是为了保护森林，这下可好，砍掉了山上的树木，这种罪过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他下令剥夺了这三位大夫的官职和封地。天旱到桑林去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古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子产派人到桑林祭祀，这是遵守传统风俗的一面，但他又是为了保护森林，则应该是认识到了森林与天雨的关系的。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也更为出众。他有一句名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等国相继发生了特大火灾。鲁国的裨灶是懂天文的，他事先就警告过子产，要他用宝物来祈求免灾，于是郑国人都请求照裨灶的建议行事，但是子产坚决不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发生大火灾，而且依裨灶的说法郑国还要发生火灾，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子大叔很不理解，他忧虑重重地说：“宝物是保护人民的东西，如今裨灶既然有消灾的良策，您为什么要爱惜宝物呢？”子产说：“天上的事离人间很远，而人间的事却在眼前，人类的智慧无法知道上天的事，又怎能预知将会发生火灾呢？裨灶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他又怎么懂得天上的事呢？可见他只是一派胡言，即使言中也只是巧合而已。”依子产的意思，天道是自然的规律，人类难以掌握，所以他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祈求消灾更是迷信的行动。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而是在防火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没有发生第二次大火。予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强调要尽力于人事方面，这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仅以此观之，孔子的观念形成显然还在子产之后，这不能不令后人佩服子产的先进思想、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有一次郑国发生大水灾，据说都城外的淆渊里有两条龙正在那里争斗，于是人们就请求作法祭拜，可是子产却坚决反对，他说：“当我郑国作战时，龙对我们漠不关心；现在龙在淆渊里争斗，我们又为什么要祈涛把龙赶走呢？淆渊本来就是龙该住的地方。我们人对龙无所求，而龙对人也会无所求。”由此看来，子产是不相信有龙存在的，他认为消除水灾是人的事，人和“龙”互不相干，随它去。
子产反对迷信鬼神，但在政治需要的情况下，他又会承认鬼神的存在。公元前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大家都互相用伯有来吓人说：“伯有来了!”人们一听这话就都吓得乱跑，也不知跑到哪里才好。而且有人说梦见伯有头戴盔甲，并说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这下子可把郑国人吓坏了，人们惊恐万分，失魂落魄。在这种情况下，子产为伯有建了宗庙，并立子孔的儿子公孙泄和伯有的儿子良止为大夫，为的是安抚伯有的亡灵，这样才算不再发生惊恐的怪事了。子大叔不解其意，子产说：“鬼有了归宿，就不会在人间作怪了，现在我就替鬼找个安身之处。”子大叔又问道：“那么立公孙泄为大夫又是什么道理呢？”子产回答说：“作为一个执政的人，有时要做相反的事，目的是为了讨得人民的欢心。如果不讨得人民的欢心，人民就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他们就不服从。”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候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而行之。子产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他注重现实和人事，时时考虑的是巩固国家的政治统治。
子产作为郑国强有力的宰辅执政二十一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治国业绩，不幸于公元前522年因病不治而亡。孔子听到这一消息后，流着眼泪说：“只有子产才是古往今来的仁人君子啊！”郑国人民更是举国同哀，悲泣于心。
子产之所以赢得民心，是由于他取得了赫赫政绩。他的改革极大地刺激并适应了社会生产的发展，郑国一时由弱变强，由乱到治，从而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在内政、外交上采取的务实政策是历史使然，却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转折时期的改革家所应具有的治国胆识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