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田赋征银、官收官解。田赋征派，除漕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一概征银。规定必须缴纳实物的漕粮，亦由民收民解(即押送)，改为官收官解。明初实行粮长制，以纳万石田赋为一粮区，推其纳粮最多者为粮长，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称为民收民解。其后弊端丛生，遂改为官收官解。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与张居正创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抑制豪强、清丈田亩密切配合的，没有这些条件，一条鞭法就难以推行。可以说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最主要的归趋。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财政危机、稳定明朝的统治，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张居正的主观愿望。
　　一条鞭法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清时期，土地绝大部分在地主手里，户丁绝大多数在农民一边。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也就由农民一边转移到了地主方面。当然，这种转移并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它只不过是由对劳动力的直接榨取转化为对地租的再分配罢了。封建国家加重对土地的征派，豪强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这种征派，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国家与地主之间瓜分地租再分配的斗争。但是，国家放松对于劳动力的直接控制，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再加上一般工商者并不占有土地或很少占有土地，从而也就摆脱了繁重的征派。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商业资本向土地投资的现象大大减少，即或有余资亦不多置田产。一条鞭法关于赋役折银缴纳的规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反转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它还正式肯定了白银在赋役征收中的法定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进步的。一条鞭法从明中叶酝酿至万历年间通行全国，历时一个半世纪，几经周折，时行时停，最后定为国策，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的努力。
　　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实现了他的宿愿。万历初年，张居正是严追积欠税粮的主持者，万历十年他又成了免除旧欠的积极倡导者。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财政全面好转的反映。张居正依据量出而为入的理财原则，在边防巩固、“足食足兵”的形势下，财政支出大为减少，所以免除旧欠、固结民心便成为他的宿愿。然而，正当他的宿愿即将付诸实现时，二月间他却被病魔缠身，卧床不起，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也不得不到病榻前请示工作。
劳瘁国事，人亡政息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遗下他沤心沥血建树的改革业绩以及年近八旬的老母、三十余年的伴侣、六个儿子、六个孙子，静静地离开了人间。终年五十八岁。张居正生前神宗曾经对他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自然，张居正在九泉之下也用不着为自己的子孙担心了。张居正病逝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特赐，据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显然在赐谥时，神宗对于张居正功勋业绩的估价还是相当高的。
　　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局却急骤逆转。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宗皇帝与张居正保持了一致的态度。这种局面又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其一是在嘉靖以来与日俱增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猛烈袭击下，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继续统治下去了，所以反对改革的势力未能占居上风；其二是由于神宗即位时，年仅十岁，他对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又敬又畏，处处听从指点，对改革并无疑议。在这种形势下，张居正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行使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权力，所以，改革取得了迅速成功。其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改革已见成效，危机已经缓解，官僚和贵族们在贪婪的阶级本性趋使下，强烈要求冲破改革时期所受的节制，并进而废弃改革；另方面，神宗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起来。这个微妙的变化贴身太监最为了解。所以张居正去世后，司礼太监张诚、张鲸便在神宗面前拚命攻击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冯保，随即冯保被逮捕，家产被查抄，从而揭开了弹劾张居正的序幕。
　　神宗皇帝态度的变化，在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起来攻击张居正。接着，张居正创行的考成法被取消，官员不得任意使用驿站的禁例被废止，张居正重用的官员被罢黜，张居正裁汰的冗官被起用。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赐谥，并撤其子简修锦衣卫指挥职务。五月，张宅被查抄，饿死十余口，长子敬修自杀，三子懋修投井未死，保存了一条性命。神宗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老母。张家的这种结局，张居正在他生前大约没有料到。
　　张居正改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他所建树的业迹并没有因为改革的废止全部付诸东流。诸如，“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并没有因为张居正改革的废止而消失。恰恰相反，即或在张居正身后，蒙汉两族的友好往来依然存在，并不断向前发展。直到清朝魏源在追述蒙汉关系的改善时还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又如，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改革宣告废止：以后，一直在向前发展。尽管万历九年(1581年)政府下令通行全国，但有些省、府、州、县，并未执行。这些地方都是张居正改革被废止以后，陆续实行一条鞭法的。例如，河南开封府扶沟县、彰德府磁州都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实行一条鞭法的；山西省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六月由巡抚沈子木请行一条鞭法的；陕西省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二月由巡按徐大化请行一条鞭法的；等等。这种情况表明，神宗皇帝虽然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废止张居正改革，查抄张居正的家产，但他却改变不了“天下不得不条鞭之势”的历史潮流。
　　历史是无情的。张居正改革被废止后，神宗皇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私欲，大肆发作。他横征暴敛，挥金如土。整个统治阶级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力挽狂澜了。这时一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才又想起张居正以及他的改革业迹。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帝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万历五年(1577年)曾因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按明制，父母丧，凡官吏俱发原籍为民，守制二十七个月；由皇帝特别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天启二年又成了为张居正昭雪的积极倡导者。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又挺身而出为张居正讼冤。崇祯十三年(1640年)，崇祯皇帝诏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同敞中书舍人。国家到了危难之际，又回过头来缅怀张居正的业迹，试图召回已被废止的新政，固然仅只是一枕黄粱，但它却从反面告诉人们：张居正当政期间所建树的改革业迹是不可磨灭的，张居正是有明一代最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