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惠宗登基后有哪些成就与作为?

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即元顺帝,元朝第十一位皇帝,大蒙古国第十五位大汗,也是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他是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㻋长子,元宁宗孛儿只斤·懿璘质班长兄,生母是迈来迪。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340年,妥懽帖睦尔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亲政初期,他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颁行法典《至正条格》、颁布举荐守令法,下令举荐逸隐之士。后期他逐渐怠政,沉湎享乐,致使内忧外患,政局不稳。1368年,明军进攻大都,妥懽帖睦尔出逃,元朝的统治结束。1370年,妥懽帖睦尔驾崩,享年51岁,庙号惠宗,蒙古汗号为“乌哈噶图汗”。

  主要成就

  政治

  至正更化

  至正元年(1341年),元顺帝起用脱脱当政,改元“至正”,宣布“更化”,历史上称为“脱脱更化”。脱脱的改革主要措施有:

  恢复伯颜废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起于隋朝,但元朝建立后直到元仁宗的时候才实行科举制度。伯颜掌权后,为防止汉人做官,下令废止科举。

  设置宣文阁,恢复太庙四时祭;

  平反昭雪一批冤狱;

  开马禁、为农民减负,放宽政策;脱脱上台后,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种税收,放宽了对汉人、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间禁止养马,脱脱上台废除了这一禁令。

  主持编写宋、金、辽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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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纂编法典

  至元二年(1336年),在增订元仁宗年间的监察法规《风宪宏纲》的基础上,将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汇编为《宪台通纪》。

  元顺帝时期,还编纂了《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是元代法规之一。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妥懽帖睦尔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大元通制》编定条格,于至正六年(1340年)四月颁行。其中包括诏制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但原书卷数已不可考究,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共23卷,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仓库、捕亡、赋役、狱官等27目。2002年在韩国庆州发现元刊残本《至正条格》,包括条格12卷、断例近13卷,以及断例全部30卷的目录。其中,条格存374条,断例存426条,总数共计为800条。

  文化

  元顺帝亲政后,采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复科举、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修三史。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由于正统之争,辽、宋、金三朝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尔诏修辽、宋、金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决定辽、宋、金皆为正统,并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揭傒斯、欧阳玄,畏兀儿族史学家廉惠山海牙,党项族的余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蒙古族的史学家泰不华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修成,脱脱命掾史鼓吹导从,前后辉光,自史馆进至宣文阁,元顺帝穿着礼服迎接,“观者以为近代无之”。不久后脱脱去职,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鲁图领衔,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顺帝召见阿鲁图等人于宣文阁,阿鲁图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今者进呈,万机之暇,乞以备乙览。”顺帝对他说:“此事卿诚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15]由此可见,顺帝非常重视三史的编修。

  经济

  顺帝亲政之初,任用脱脱进行“更化”,其经济政策主要是蠲免赋税、削减盐额、立常平仓等。但当时元朝统治已十分腐败,加之天灾连年,因此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第二次拜相,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脱脱采取了变钞与治河两大政策。对于变钞之法,遭到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争论后,脱脱仍决意变钞,设宝泉提举司来掌管。所谓变钞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旧的中统交钞上加盖“至正交钞”的印,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钞并行使用,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是至元宝钞的两倍;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形成钱钞并用的局面,并以钞为母,钱为子,以钱来实钞法。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钞买钞”,即用新钞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用铜钱“以实钞法”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白银作为准备金,是不可兑现的。变钞之法实行以后,很快就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史载“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其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宝泉提举司为了军需而大量印钞,使至正宝钞的价值更加贬低,“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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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正年间,黄河决口,脱脱不顾众臣反对,起用贾鲁治河,使黄河恢复故道。顺帝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诏治河,由贾鲁指挥15万民夫和2万戍军展开浩大工程。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时间,大功告成,贾鲁献《河平图》。但就在治河期间,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势力制造独眼石人、发动元末农民起义,为元朝挖好坟墓,因此后世将元亡归因于治河。事实上贾鲁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没有民夫响应起义,只是白莲教势力利用了治河来发动起义而已。正如《元史》所评论的那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