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与玄学方面梁简文帝萧纲有哪些杰出成就?

萧纲,即梁简文帝,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同母弟,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第二位皇帝,也是一位文学家,在位共2年。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他最初被封为晋安王,中大通三年(531年)被立为太子,侯景之乱中继位为帝,后为侯景所害,时年四十九岁,葬于庄陵,谥号简文皇帝,庙号太宗。他是“宫体”诗流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有《沐浴经》《如意方》等。

  学术成就

  文学

  萧纲在政治上的成就远没有在文学上的成就大。萧纲自幼爱好文学,因为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为主,围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鲜明的文学集团。随着萧纲于中大通三年被立为皇太子,这一集团的文学影响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宣布并倡导文学史上著名的宫体文学,形成风尚,影响于文学史不止一个时代。

  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萧统去世,萧纲正位东宫,从此成为梁朝中央文坛的领袖人物。晋安王文学集团成为东宫文学集团,这时,湘东王萧绎虽然远在荆州,大略具有萧纲文学集团副领袖的地位。萧纲与萧统同父同母,情义甚笃。萧纲与萧绎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萧纲入为太子之后,当时赋诗作文,常以“曹丕”比萧纲、“曹植”比萧绎。萧纲、萧绎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导建安文坛那样携手领导着当代文坛,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年间,新文学的风气有声有色,流行一时。所以,隋唐之际的论者论宫体诗风的流行,必归罪于“简文、湘东”。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对于萧纲东宫文学集团来说,萧子显(487—535)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件。萧子显为齐高帝之孙、齐豫章王萧嶷之子,与萧梁皇族同族,辈分与萧纲同,但年长十六岁。子显已于天监年间撰成《南齐书》,《南齐书·文学传论》表明当时子显对文学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见解。将《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萧纲《与湘东王书》对读,不难发现萧子显、萧纲是一对文学知音。所以,萧子显特别受萧纲赏识,就不足为奇了。子显与萧纲的交往,可考者,多在萧纲为太子之后。中大通四年,子显作《春别诗》四首,太子纲作《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诗》,湘东王绎更和太子,作《春别应令诗》。这组诗都见于《玉台新咏》,是典型的宫体诗。子显于当世有才名,颇自负。中大通五年,萧纲曾经赞叹子显为“异人间出”。

  《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萧纲与子显交好,亦见张缵《中书令萧子显墓志》:“储君毓德少阳,情协陈阮。”中大通六年,萧纲主撰的《法宝联璧》成书,湘东王萧绎为作《序》,与修者,《序》作者湘东王绎以下,萧子显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萧子显于大同元年去世,与萧纲的密切交往虽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这一交往值得重视,不应该被文学史论者忽略。

  《玉台新咏》十卷是萧纲正位东宫之初开始倡导宫体诗时的一个配合的作品。该书由徐陵于中大通六年(534)编撰成功。

  萧纲四岁封晋安王,七岁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此时是萧纲“有诗癖”之始。

  (1)而其“诗癖”的养成及其后来“宫体”诗的形成,又与此时如幕的徐擒和张率有直接关系。

  (2)徐擒为萧纲侍读,而他“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其新变之体,其实就是宫体诗。

  (3)张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与陆、任昉等友善,曾得沈约赞赏。天监初,他曾经被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馀条,勒成百卷……以给后宫”。可见,他早就具备写作宫体诗的基本条件。而且其今存诗中不乏艳情的内容。他“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对于萧纲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4)萧纲11岁为宣惠将军、丹阳尹时,有庾肩吾等人入幕;18岁为南徐刺史时,又有王规等人入幕,从而使萧纲文学集团初具规模。

  (5)从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七年。此间其幕府中又有:刘孝仪、刘孝威等人入幕。其文学集团已自然形成,并且诗歌创作也日渐繁荣。

  (6)至萧纲入主东宫后,文学才士更是济济一堂,如徐擒、张率、庾肩吾、王规、刘孝仪、刘孝威等。

  萧纲的文学主张,在当时也具有代表意义。他既反对质直懦钝,又反对浮疏阐缓(《与湘东王书》),正面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和萧绎主张的“情灵摇荡”互为呼应。《南史·梁简文帝纪》记其有文集100卷,其他著作600余卷。存世的作品,经明代张溥辑为《梁简文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玄学

  文、义之学并称南朝的显学,义学即玄学。与对待诗歌类似,萧纲在玄学上投注的热情也非常大。历史上的梁大同年间,宫体诗风与玄谈讲学之风之盛,大致并驾齐驱。萧纲、萧绎兄弟与其父梁武帝萧衍一起,充当了大同玄风的重大推手。《梁书·武帝纪》曰:“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

  《颜氏家训·勉学篇》回忆说:“洎于梁世,兹风(引按:玄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金楼子·杂记上》记载大同五年萧绎自荆州还京师,“其日赋诗”,“其晚道义”。正是一时风气的写照。京师、郡国其它讲学玄辩的事迹,可以参看本谱的相关内容。这种风气,至太清、承圣国难之中仍在延续,萧纲的太子萧大器临刑之前仍在讲《老子》;西魏大兵压境、江陵势如危卵之际,萧绎亦频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真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或许如前揭《颜氏家训》所说,“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玄谈也有消除紧张恐惧的功能。

  梁武帝崇佛闻名于史,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学,佛学的理论,而非实践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荣的佛学,梁武帝一再开讲所推动的佛教讲经的风气,某种意义上,亦可以与玄学的发展联结起来。以本谱所述天监十八年昭明太子萧统讲真俗二谛义,以及萧纲等人的谘问为例,其实就是一场玄学辩论。 历史上西晋亡国,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玄学清谈导致的结果。清谈废事,对于梁朝的灭亡,也有史籍记载直接与玄谈的风气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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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书》卷三七《何敬容传》载,太清元年,何敬容迁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又有托名陶弘景的诗歌预言玄风再盛终将导致侯景之乱、断送梁朝:“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与文学藉文字以传不同,玄学重在谈论,多是口头之学,保存不多。萧氏兄弟的玄学著述与成就,今大略可考者如下。《梁书·简文帝纪》记载萧纲《老子义》、《庄子义》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录,书名、卷数稍异。

  其他学术

  萧纲的著述事业,除了文学、玄学外,还精医道,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还体现出对杂艺、阴阳五行两方面的较多兴趣。杂艺有《马槊谱》、《投壶经》、《棋品》、《弹棋谱》之作,五行有《光明符》、《易林》、《沐浴经》、《灶经》、《新增白泽图》之作。两部大书《长春义记》、《法宝联璧》都是集合他人共同编著。顾野王《玉篇》系受萧纲之命而作。

  萧纲的阴阳五行著作,大多今属道教领域,反映了一时风气。唐初贞观年间,鉴于阴阳五行杂书太多,唐太宗就曾经下令太常集合诸术士一起进行大肆刊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