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汉文帝的政绩?

我国历史上共400多位皇帝,只有极少数能广受肯定,他们要么是鼎盛王朝的开创者,如刘邦、刘秀;要么文治武功强盛,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但在历代众多大家眼中,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汉文帝刘恒才是千古明君的标杆:

  他是《史记》中评价最高的皇帝,司马迁称赞“霸陵如故,千年颂声”;钱时、邱濬、谢肇淛、曾国藩等人都认为他是“三代以来最贤君主”;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

  当然,他也是西汉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其他三位是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汉宣帝)。

  汉文帝的明君名声并不是空穴来风。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只有开国、打仗才是历史功绩。汉文帝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历史最需要的时候登上了舞台,其后又用最合适的方式,解决了众多阻碍西汉王朝发展的矛盾,为强汉的出现开启了可能。

  孝文帝刘恒幸运登上帝位,是西汉统治阶层剧烈矛盾的产物

  刘恒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捡漏王”,他之所以能幸运登上帝位,“得益于”西汉统治集团矛盾的白热化。

  当初刘邦死后,西汉朝廷的大权归于“与高祖共定天下”的吕后之手。为了巩固权力,她一手扶植、培育吕氏外戚的势力,一手打压、削弱刘氏宗室。高压的环境下,除了惨遭不幸的戚夫人、刘如意母子外,其他藩王也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而时任代王的刘恒和母亲薄姬,则因卑微的出身、低调的为人,得以安然无恙地待在远离权力漩涡中心的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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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后在世期间,虽然有违背白马之盟、分封诸吕为王的过界行为,但一来她的威望、手段、身份不可撼动,二来她保证了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的利益,因此双方相安无事。但吕后并不明白“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的道理,在她死后,仍霸占西汉权力中枢的吕家“官二代”们已经成了功臣、宗室严重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180年,吕氏全族“被叛乱”,遭到了周勃、陈平以及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等人的联合诛杀。

  就像吕后临终前指出的那样:“今吕氏王,大臣弗平”,这一事件其实是功臣、外戚两大集团间矛盾的总爆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陈平、周勃以及宗室主动发起的宫廷政变,但由于他们掌握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道德优势,才显得合情合法、理直气壮。

  在这之后,围绕着“拥立谁为皇帝”的收尾工作,掌握了大权的功臣们很费了些脑筋。当时的四大人选如下:少帝刘弘、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但少帝是吕后所立,长大后定会对功臣大加报复,首先排除;淮南王年纪太小、舅舅家太凶悍,排除;而在诛吕中立下功劳的齐王理论上最适合,但一来他性格强势,二来舅氏名声不佳、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吕氏,随之也被淘汰。

  经过详尽的分析斟酌后,原本最没有存在感的代王刘恒成为了首选,他为人低调、“仁孝宽厚”,而且母亲一族风评“谨良”,于是幸运地被周勃等人迎立为新一任皇帝。

  虽然因矛盾而幸运捡漏,但这些矛盾也注定了刘恒的皇帝宝座并不好坐。

  功臣们斟酌再三、殚精竭虑挑选皇帝,核心述求就是为了有效保证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才倾向于挑选一个成年且口碑较佳的宗室子弟;

  但这件天上掉馅饼般的好事,却让刘恒心生狐疑。在接到来自长安的邀请后,刘恒召集部属开会,不少人对周勃等人的小算盘极为怀疑:“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即这些功臣老将精通军事、 深谙权谋,出于地位、利益的需要才邀请刘恒为帝,野心勃勃、不好对付。

  其后经过亲信宋昌的分析、找人占卜、派自己的舅舅去京城踩点后,刘恒才终于下定决心动身进京;而随后在长安附近的渭桥上,周勃与宋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较量、试探后,刘恒才安然登上了帝位。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汉文帝的为政既不能毫无作为,否则即有可能沦为傀儡;又不能过于刚猛直接,要不然后世海昏侯被废的尴尬一幕极有可能提前上演。如何处理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维持双方的权利平衡、维持统治的稳定与发展,对汉文帝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极高要求。

  汉文帝这样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软化硬、无为而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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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远在代地的汉文帝,其实是法家理论的拥护者,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法家的刑名之言,向来以刚猛、直接、不讲情面而闻名,秦朝的灭亡正是与此相关。

  但汉文帝的强大之处在于,面对统治阶层内部的重重矛盾,他能够控制自己原本的理论倾向,改为运用谋略、智慧加以应对,巧妙地软硬结合、胡萝卜加大棒。

  进宫后,他一方面让亲信宋昌、张武统领禁军、安抚皇宫,另一方面对诛吕事件定性:“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顺势对功臣、宗室大加褒奖。

  正式即位后,陈平、周勃、灌婴等元老仍旧被委以要职,同时还与宗室诸王一同被重重赏赐,比如周勃被加封食邑一万户、黄金五千斤;陈平、灌婴每人加封三千户、黄金二千斤;其他参与诛吕的人员也雨露均沾、皆大欢喜。

  但在局面稳定后,汉文帝就通过迂回、柔和的方式劝退功臣集团的骨干人员、收回皇权。

  比如对于元老派的实际首领周勃,汉文帝起先让人对其进行暗示、游说,以“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的措辞,提醒长期处于权力核心的周勃应当急流勇退,以避免功高震主。

  周勃自愿下野后的第二年,因为陈平去世,汉文帝又把周勃召回了相位,以此造成“相位仍在功臣集团内部交替”的印象,对元老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安抚、迷惑。

  但到了下一年,由于多次发生日食,汉文帝利用古人的迷信心理、对古制的信奉,迫使周勃回到封地,实际上就是再次下野,丞相职位转移到了威望、能力更加逊色的灌婴手中,由此一步步淡化功臣集团的影响力。

  对于反对者,汉文帝则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趁着匈奴入侵的机会起兵,汉文帝下诏只追究元凶,许诺对顺从朝廷的济北官吏、百姓甚至叛乱者都予以赦免,迅速瓦解了对方的斗志。

  而对于自己的嫡系,汉文帝同样采用艺术、柔和的处理方式。当初在代地的亲信张武受贿,他没有简单的付诸司法部门,而是当众对其大加赏赐,等于告诉对方:你要是缺钱,可以找我要,干嘛干出受贿这种有辱斯文的事?张武无比羞愧,其他大臣也深有触动,担心背上道德包袱而自我约束。

  公元前170年,自己的舅舅薄昭杀害朝廷使者,汉文帝于是命令一些大臣陪其喝酒、为其哭丧,迫使薄昭无奈自杀。

  通过以上这类柔和、攻心而非流血的方式,汉文帝稳步收回了皇权、缓和了汉初统治阶层的激烈矛盾,使西汉王朝步上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上,为文景之治的创造提供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对于国家治理层面的矛盾,汉文帝开创了仁德模式

  承接秦末及楚汉相争长久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局面,汉初刘邦、吕后在位时致力于发展生产、恢复秩序,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稳定性,到了汉文帝即位时,外有匈奴无穷尽的索取,内有日益严重的剥削、奢靡之风,导致朝廷国家财力不足、人民生活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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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汉随秦制,秦朝时期的严刑峻法治理模式引发朝廷与百姓对立;西汉初年,出身秦朝官吏系统的萧何编订了《九章律》,虽然本着“约法省禁、蠲削烦苛”的原则,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减缓,还删除了一些不合时宜条款;但总体而言仍与秦律类似,法律原则、指导思想、定刑标准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治国层面,汉文帝即位时面对着两大矛盾:老百姓对于更好生活条件的渴求,对长期以来残酷刑法的排斥。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文帝的思路是“毋烦民”。

  这一政策的核心宗旨是致力于提高汉王朝百姓的生存环境、生活水平,注重社会满意度,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统治有序。

  在经济方面,采用天才政论家贾谊“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主张,以减田税、轻徭役等降低负担的办法,刺激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比如在公元前178和168年,他两次下令把土地税由1/15减到1/30,自此之后,这一税率就成了汉代定制。在公元前167年,鉴于国库丰盈,他甚至还下令免去当年全部田税。

  此外,汉文帝还“偃武兴文”,把成年男子服役期由一年一次降为三年一次,极大缓解劳动力压力;开放原本归属国家的山川鱼泽、准许私人采矿,甚至允许民间铸币。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民间负担、避免滋生盘剥的土壤,汉文帝在位23年,从头至尾厉行节俭、生活标准从未提升,“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发现任何对百姓的不便之处,一律立即纠正;赏赐功臣毫不吝啬,但自己修建露台,听说需要花费百金就立即停止;虽然身为皇帝,但除了重大场合,他随时穿着粗丝衣服,后宫宠妃也不准身穿长衣;他为自己修建霸陵,内部全部使用瓦器,而非历代惯用的金、银、铜、锡等。所以朱熹称赞:“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

  在汉文帝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及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下,西汉王朝的经济实现了极大恢复与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而在让百姓受困已久的刑法领域,汉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位当年,他就力排众议,废除了“收孥连坐法”,即废除以往一人犯罪、全家受牵连的制度,这是法制文明一大跨时代的进步,具有超前的法治精神。到了公元前169年,他又废除了肉刑,即对于犯人不再动辄砍手、跺脚,而是改为鞭、杖责打。这些举措,极大扭转了长期以来紧张的阶级矛盾。

  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令对民间的孤独老人、贫苦百姓进行赈济,80岁以上的老人、9岁以下的孤儿经常获得朝廷配给的布、帛、米、肉等生活物资。每当发生灾害,他就降低朝廷生活标准、减少官员数额,同时打开粮仓、赈济灾民;此外还听取晁错的建议,采取“入粟拜爵制”,允许民间买卖爵位,改善农民处境、提高国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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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把中国大一统王朝推向第一个顶峰的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谓的“霸道”,自然是因为汉随秦制;而“王道”,其实就是先秦思想家所主张的仁德治国,汉文帝正是这一模式的开创者。

  秦朝凭借严刑峻法结束了数百年的混战,但也正由于过于信奉这一法宝而二世而亡。汉初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无奈之举,无法形成一种有效凝聚大一统王朝的治理体系。

  而“本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结合对秦朝、汉初统治经验教训的总结,开创性地将仁德与法治结合起来。自春秋战国混战以来,虽然无数思想家呼号奔走,但直到这一时期,仁德的治国理念才得到首次尝试与践行,这是对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治国理念一次有效矫正,也是大一统治国模式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开创。它给封建王朝的中央皇权披上了一层温和的面纱,极大加强了新秩序的稳定性,可谓是一伟大创举与改革。

  综上咱们有这样一个感觉,汉文帝仿佛就是为了解决矛盾而出现的,虽然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纵横捭阖、文治武功,但就治国成就而言,他无疑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成功的帝王之一。他开创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汉武帝刘彻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雄主,如果没有爷爷汉文帝提供制度、思想、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基础,压根就无从谈起。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汉文帝,就没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不会产生“强汉”这一伟大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