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漕粮海运。过去从两江（江西、江南两省。江南省包括现今江苏和安徽）、湖广等地征来的漕粮（田赋中运送京师、通州部分）都是从大运河运到目的地，漕运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加上运河受水患破坏经常遭到阻碍，运费又高。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海运便利。 

海运曾行于元代至明代永乐间。道光帝将此建议交给有漕粮的省讨论，两江总督琦善、安徽巡抚陶澍请求把苏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部海运。道光帝立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赴海口同地方官一道雇商船，分两次运走。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仍然河运。为杜绝经纪人的需索、无端阻留、刁难，道光帝还下令在上海设海运总局，令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天津验收。六年春夏第一次海运漕粮成功，900只船运输漕粮160余万石。这种运法只坚持到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以财用匮乏，谕自本年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所谓折色是所征田粮折价征银纱布帛。

第二是将纲盐法改为票盐法。清朝盐政向来采用明朝纲盐法。这种办法，由固定的盐商凭盐引行销纲盐，而盐引完全为盐商垄断。盐商垄断盐业，又须维持庞大的销盐机构，导致盐价提高，引起销售困难。不照章纳税的私盐泛滥，盐引滞销，盐税减少，盐商遭受打击，纲盐法难以存在下去。包世臣提出以票代纲，允许私贩经销的主张。道光帝支持陶澍于十一年推广这种任何人只要纳税，都可以领票运销食盐制度，打破了食盐运销的垄断，降低盐价，促进了盐的销售，增加了盐税，剥夺了官员利用盐政营私的途径。

第三是打破了乾隆中叶以来的封矿政策，允许矿藏开采。乾隆中叶，乾隆帝害怕开矿会引起闹事，采取了封矿政策。道光朝后期道光帝提出任由老百姓自由开采政策，对开发资源，提高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道光帝对于吏治整顿也有所行动。嘉道时期，官吏贪污之道除漕运和盐政外就是河防。为堵塞这一途，道光二十四年，道光帝要求禁止河工费让过往的官员、贡生、监生染指。这年四月，他还处分了一批贪污的河工官员。

道光帝一生中最大的一桩事莫过于鸦片战争。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的道光，“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使他寝食不安，最后他下决心严厉禁烟，采取了先王一贯坚持禁止政策。1839年（道光十九年）初，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共19179箱、2119袋，总计2376254斤，在虎门当众销毁。当他得知虎门销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

虎门销烟也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骄傲自大的道光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他以为不可怕，“天朝”可以速胜，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并向清政府提出割地赔款要求时，使得道光大为震惊，立刻从主战的立场转变为主抚即妥协的立场，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穆彰阿、琦善把英国的强盗行为归罪于禁烟，道光帝听信谗言，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主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人，重新开放广州。

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1842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赔偿英国共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道光在签署《南京条约》之前的晚上，彻夜不眠，绕殿逡巡，不停的拍案叹息，等上谕发下后，他连连流泪，说是对不起祖宗，他希望他的继任能够为他雪耻。

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立场动摇，指挥失败，使中国蒙受耻辱，实在可悲。但他更为可悲的是在此事件之后他没反思，没有任何振兴王朝的举措。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社会。

1850年2月（道光廿九年正月），道光在内外交迫中忧愁成疾。开始还勉强支撑着临朝办理政事。到2月25日（正月十四日），病情加重。他知道再也没有康复希望，急忙宣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内务府大臣文庆等进宫，命令他们随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下锦盒，宣读诏书，诏书上宣示御书：“封皇六子奕?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中午，道光死于圆明园慎德堂内，终年69岁。庙号宣宗，谥“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葬于清西陵慕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