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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魏孝文帝改革内容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

北魏孝文帝改革内容：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

　　主要内容：（1）迁都洛阳（2）学汉语（3）穿汉服（4）改汉姓（5）与汉人通婚（6）采用汉族官制律令（7）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影响：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

　　北魏正平二年（452年），宦官宗爱杀了太武帝，自己把持了政权。后来宗爱被杀，拓拔浚即位，为文成帝。文成帝死后，献文帝继位。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皇帝都是年幼继位，皇权衰弱，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更加激烈，政变和叛乱频频发生，最后文成帝的皇后冯氏掌握了实权。公元471年，冯太后让十七岁的献文帝禅位给五岁的孝文帝，大权落到了自己手中。476年，冯太后又杀死了已退位的献文帝，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正式临朝称制。

　　冯太后通过她多年建立起来的由宦官、外戚、朝臣组成的政治集团，完全控制了北魏的政局。冯太后在掌握了绝对权力后，在太和年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孝文帝改革分为两部分:一是冯太后主持下的改革。二是孝文帝亲政后的改革）。本篇先说一下第一部分内容！

洛阳-北魏孝文帝改革内容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

　　1、颁布俸禄制。北魏前期的官员是没有俸禄的，因此官员贪污、吏治腐败十分严重。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以孝文帝的名义颁布了俸禄制，使得吏治得到了好转。

　　2、颁布均田制。

　　太和九年（485年），冯太后采纳了李安世的“按力业分配土地”的主张，颁布了均田制。均田制规定:1、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但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身死还官。2、男子每人给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终身不用归还。初受田时，无桑田者，依制受田，原桑田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做倍田，再多些者也不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人口的增减，多余部分可以出卖，不足者可以买进，但买卖不得超出应得的份额。3、非桑田之乡给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还授法和露田一样。4、奴婢受田和良人相同，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头耕牛，还授依照奴、牛有无而定。5、土广人稀的地方，任力衡垦，不受限制；土狭民稠的地方，增丁应受田而又不愿迁徙者，以桑田抵应受露田数。不足者不给倍田，还不足则从家人田中减量分给。愿意迁徙者，任到空荒之地耕垦，但不得逃避赋役，地足的地方不得无故迁徙。6、官吏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

　　均田制将无主的荒地授给农民，并鼓励他们迁于宽乡耕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均田制虽未收回豪强地主的土地，但对他们占有人口和兼并土地起到了很好的限制作用，从而缓和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3、实行三长制。

　　北魏初期，经过长期的战乱，户籍已混乱不堪，北魏政府任命豪强地主为宗主督户，来通过他们评定户等、征收赋税、征调徭役。但是宗主督户往往定户不实，并且在宗主督户制下，豪强地主占有大量荫附户，他们部服官役，逃避赋税，极大的损害了政府的利益。于是在均田制推行之际，冯太后接受了内秘书令李冲的建议，确立了三长制。三长制就是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取代了以前的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户制。保证了国家赋税征收。（李冲。三长制和租调制制定者）

　　4、实行租调制。

　　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制定出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调帛或布一匹、租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四人，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分别按一夫一妇的租调出，这比过去每户出调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的租调减轻了很多。虽然每户租调数少了，但三长制把豪强地主的荫附户变为了国家编户，使得编户的数量大大增加，国家的税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不少。这一新制度对政府是有利的，对一般农户也是有利的。

　　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三者是一个完整的制度，缺一不可，三长制保证了户籍的可靠性，为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依据，三长制和均田制确保了租调制的征收。（李安世——均田制创造者）

　　此外，冯太后还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修订了《太和律》。在风俗方面，冯太后下令禁止同姓结婚，来改变鲜卑旧俗。

　　孝文帝迁都原因：北魏孝文帝迁都的背景与影响

　　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历史背景与影响

　　北魏迁都洛阳，绝不是孝文帝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换而言之，在当时背景下，即使没有孝文帝，北魏也可能会迁都的;而失去当时的背景，如果孝文帝一心想迁都，恐怕只会让自己死的很难看。

　　北魏迁都洛阳，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原因之上。

　　第一、北方的柔然衰弱了。失去这个原因，迁都是绝对无法实现了。

　　关于柔然的衰弱，我们可以北魏迁都三十年后，凉州刺史袁翻所说的一段话看出来。“自从我国迁都都洛阳以来，柔然、高车两国不断相互吞并，开始的时候是柔然王被高车国所杀，不久后又是高车王被柔然国抓获。自从柔然、高车两国交战以来，我国边境地区已经几十年没有战争了。这实在是中原的幸事。”

　　如果失去这种背景下，北魏不要说无法迁都了，就算迁都成功了，恐怕也早就因为政治、军事中心分离太远而很快灭亡。

　　我们常常认为，帝国都城应该设在远离强敌的地方。但我们常常忘了，如果帝国都城设在了远离强敌的地方，那与强敌接壤的地方，还应该保留强大的军事力量吗?不保留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难以阻止强敌入侵;而保留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帝国的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相隔的太远了。

　　用北魏迁都来说吧。如果柔然依然非常强大，那帝国都城南迁后，帝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自然还得布置在平城为中心的地区。否则，面对柔然的入侵，帝国将会完全处于被动之中。

　　现在问题就来了，皇帝坐镇洛阳城，那平城为中心的强大军事力量，让谁来指挥、让谁来控制?如果平城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权限太小，当地的军事力量自然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如果平城城区的军政长官权限太大了，当时的军事力量就有可能渐渐尾大不掉了。

　　帝国都城设置在平城，自然不存在这种问题。但帝国都城一旦南迁洛阳，这种问题却必须得考虑。

　　如果平城一线，依然需要驻扎帝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那以古代的交通、媒介能力，洛阳城显然很难以长久的驾驭平城一线的军事重镇。

　　因为北方柔然衰弱了，所以平城一线，并不需要驻扎帝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才有自信，在南迁洛阳后，依然有能力够驾驭北方的边防军队。

　　因为北方的外患变小了，所以平城为中心的军事力量，相对于帝国的整体军事力量，可以布置的相对弱小一些。但是，就算如此，北魏帝国的灭亡，也与洛阳城渐渐无力驾驭平城为中心的地区有关。北魏帝国的灭亡，是从边镇叛乱开始，最后整个帝国都被边镇地区的利益集团控制了。

　　第二个原因，显然是因为汉民族势力的崛起了。失去这个原因，迁都也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在最初的北魏帝国中，因为汉民族是被征服者，所以汉民族的影响力，是远弱于鲜卑民族的。但汉民族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又有着文化上的优势。而且当时的民族界限，并不是难以逾越的，换而言之，异族通婚远比不同门第之间的通婚要普遍。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力，自然是越来越大。

　　一切是显然的，因为自身的利益关系，汉民族成员自然大都会支持北魏迁都洛阳的，当然更会支持汉化运动。所以，随着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增强，这种类似的改革是在所难免的。

　　我们可以想象，在汉民族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北魏初期，一个人如果敢提出全面汉化的口号，肯定会被打入万劫不复之中的。因为鲜卑豪门贵族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征服更广阔的地方，绝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化、服饰的，更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与崔、卢、郑、王等汉姓贵族平起平坐的。

　　因为汉民族有着人口上的优势，又有着文化上的优势。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当皇帝代表他们的利益，借助他们的支持，趁势加强皇权时，自然会变得相对容易起来。

　　人们支持、反对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

　　因为当时的北魏帝国，上层社会还是以皇族、鲜卑贵族为主，所以帝国关于迁都的讨论，主要是在皇族、鲜卑贵族之间展开。当然了，皇族普遍支持迁都，鲜卑贵族(包括宗室成员)普遍反对迁都。

　　那我们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皇族成员会普遍倾向于支持迁都，而鲜卑贵族(包括宗室成员)，都普遍倾向于反对迁都呢?

　　传统历史对此的解释，大约除了思想，还是思想。但真实的原因，却显然是利益。换而言之，支持迁都的人(包括孝文帝)，都是因为迁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反对迁都的人，都是因为迁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汉民族普遍成员，都支持迁都城、并支持鲜卑汉化，这自然很好理解。因为，这一系列政策，都意味着汉民族的地位上升。事实上，北魏迁都洛阳、鲜卑汉化，主要是因为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增强了，失去这种原因，谁也无法让北魏帝国彻底汉化的。

　　孝文帝为什么会极力推动鲜卑汉化呢?我们不排除，这是因为他仰慕汉民族文化，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显然是因为他需要在此过程中加强皇权。

　　我们知道，孝文帝在迁都洛阳、让鲜卑汉化的过程中，曾下令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这都是鲜卑大族，汉化后的姓氏)，拥有汉民族卢、崔、郑、王四姓一样的地位。换而言之，他们都是第一等的贵族。

　　表面上，孝文帝对这鲜卑八大姓非常优厚。但是，只要我们仔细一看，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最简单而言，上述鲜卑八大姓是什么人?这些家族的成员，曾经封王、封公的人多的是。区区汉民族的卢、崔、郑、王四姓，哪有资格与他们相提并论?

　　再简单而言，上述鲜卑八大姓是什么人?北魏帝国就是以他们为中心创建起来的，现在让他们与被征服地区的豪门贵族平起平坐，这叫什么事?

　　从这层意义上，孝文帝迁都汉化的过程，就是打击、压制北魏鲜卑豪门贵族的过程。当然了，这也就是穆、陆两大姓代表人物穆泰、陆叡，起兵叛乱的主要原因。穆泰、陆叡造反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孝文帝所任用、亲近的人都是汉民族成员。宗室成员拓跋丕介入叛乱的主要原因，显然也是如此的。

　　在迁都之前，孝文帝就颁布了一条政策，那就是拓跋珪一系之外的成员，都不得封王，当然了已封王的，现在都降级为公，曾经为公的，都降级为侯。而在北魏帝国，不是拓跋珪一系也能封王的人，无非是北魏前期(北魏建立之前)的代王子孙，或是上述八大姓中的代表人物。

　　北魏孝文帝迁都，无非就是借助汉民族成员的支持，继续压制拓跋圭一系之外的鲜卑豪门贵族。当然了，反对孝文帝迁都城的力量，主要也就集中在上述利益集团。这些人反对孝文帝迁都、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无法接受这些事，而是因为迁都汉化的过程，就是他们既得利益一点点丧失的过程。

　　因为孝文帝迁都汉化的过程，就是皇族势力扩张的过程，所以皇族成员(尤其是近支皇族成员)自然都积极支持迁都洛阳了。

北魏在迁都之前，帝国的领衔主角，几乎没有皇族成员。元丕在冯太后时期地位很重要，元丕虽然也是拓家族的成员，但元丕显然不是拓跋珪一系的成员。换而言之，元丕与北魏皇帝的亲缘关系非常远。拓跋珪是孝文帝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这说起来是不是有点绕口了?元丕的祖先与拓跋珪，都不是直系亲属，元丕与孝文帝的亲缘关系有多远，我们可想而知了。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过程中，北魏帝国的领衔主角，几乎是清一色的皇族成员。北魏在迁都洛阳后，似乎进入了两晋南北朝的政治常态中;换而言之，皇族势力非常强大，当然了皇族内哄也非常惨烈。而帝国也因此，渐渐显现出了衰败的影子。

　　既然迁都的过程，就是皇族势力扩张的过程，皇族成员自然会团结在北魏皇帝身边，支持皇帝把这种改革进行下去。

　　在北魏整个迁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人们支持或反对迁都汉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利益，而与什么思想没有多大的关系。

　　汉民族成员自然普遍会支持迁都，支持鲜卑民族汉化。因为这个过程，意味着汉民族整体地位的上升。

　　宗室成员、鲜卑豪门贵族自然都反对迁都、反对鲜卑民族汉化。因为这个过程，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整体下降。

　　皇帝、皇族成员自然支持迁都，鲜卑民族汉化。因为这个过程，意味着皇权、皇族势力的扩张。从这层意义上，北魏迁都、鲜卑汉化的过程，就是北魏皇帝(包括皇族)借助日益崛起的汉民族力量，压制鲜卑豪门贵族的过程。

　　鲜卑民族汉化早已开始了。因为汉民族占据文化上的优势，所以鲜卑上层社会汉化早已非常普遍了。这是孝文帝让鲜卑汉化可以实行的重要基础。

　　单纯的汉化本身，只要不涉及切身利益，鲜卑上层对汉化并不会太强烈排斥的。宗室成员、鲜卑豪门贵族反对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太多的损害。所以同样是鲜卑血统，因为汉化无损皇族成员的利益，相反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就普遍支持汉化。而汉化损害了宗室成员、鲜卑贵族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对迁都持反对态度。

　　北魏帝国都城可以顺利南迁。主要是因为孝文帝得到了皇族成员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汉民族的普遍利益集团支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真正受损的只是鲜卑豪门贵族;所以他们会对迁都报以各种形式的反对(或拒绝合作，或是公开反对，甚至武装叛乱)，却终究无法阻止北魏迁都实现。

　　人们对孝文帝迁都最大的诟病，就是孝文帝通过法律的形式把门第制度固定了下来。最经典的就是孝文帝用法律的形式承认，鲜卑八大家族(穆、陆、贺、刘、楼、于、稽、尉)与汉民族四大家族(崔、卢、郑、王)四大家族，是一等贵族，所以他们的子弟在分享帝国权力时，拥有优先权。

　　事实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孝文帝迁都只是为了加强皇权。所以只要有利于加强皇权，好的东西，孝文帝会推行，不好的东西，孝文帝一样会推行。比如，这种门第论、出身论、身统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是饱受世人非议的东西，但孝文帝依然坚定不移的推行它。

　　尊崇门第论、出身论、血统论。一方面，可以打击鲜卑豪门贵族的既得利益(把鲜卑豪门贵族降到了汉豪门贵族同等地位);另一方面也承认了鲜卑豪门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依然在帝国的权力分配中拥有优先权)。这自然可以缓和鲜卑豪门贵族对孝文帝加强皇权的反抗。

　　尊崇门第论、出身论、血统论，从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尊重、提高汉豪门贵族地位的态度。这自然可以刺激汉豪门贵族支持孝文帝加强皇权。为了让汉豪门贵族彻底站在自己一边，孝文帝自己在崔、卢、郑、王四大汉族豪门中，各选取一个女子当老婆。并且给自己几个弟弟，一人选了一个汉族豪门的女子当老婆。

　　太子元恂之死

　　在皇族成员普遍支持迁都的背景下，太子元恂竟然公开反对迁都。这是为什么呢?传统历史的解释，自然是因为太子元恂不理解迁都汉化的伟大历史意义。所以才会公然反对迁都、汉化，甚至不惜卷入叛乱之中。但真实的情况，我们显然还得皇帝、太子的矛盾之中寻找答案。

　　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得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积极推动迁都，太子却公然反对迁都，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它意味着什么?

　　一切是显然则易见的，这是标准的路线斗争。皇帝代表着一条路线(支持迁都汉化)，其背后有着众多利益集团支持。而太子也代表着一条路线(反对迁都汉化)，其背后同样有着众多利益集团支持。

　　路线斗争，是政治斗争中最残酷的斗争;也是最难调和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牵涉到以后大家跟谁走的问题;因为这种斗争背后，关系着无数人的切身利益。

　　太子绝不是傻子，所以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太子自然非常清楚。从这层意义上，太子在反对迁都汉化本身，就证明他已有了挑战皇权的念头。

　　当帝国走到一个岔路口时，皇帝认为应该朝左走，太子却认为应该朝右走。皇帝率领一部人朝左走，太子却率领一部人朝右走。这是什么性质的事?这是公然造反啊!

　　太子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北魏帝国上层社会，反对迁都汉化的力量，当时还占据主流。

　　因为汉民族占据人数上的优势，文化上的优势，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汉民族势力在帝国的影响力自然会越来越大。但北魏帝国，毕竟是以鲜卑民族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所以在迁都之前，整个帝国上层社会，还是以鲜卑势力为主体的。

　　因为种种原因，北魏帝国领衔主角，通常都不是皇族成员(拓跋圭一系)，所以迁都之前，整个帝国上层社会，还是以皇族之外的鲜卑贵族势力为主体。

　　在这种背景下，在孝文帝最初推动迁都时，整个上层社会自然是反对派占据上风。但迁都代表着普遍汉民族利益群体的利益，也代表着皇族成员的利益，而且他们的力量正处于上升状态，所以迁都作为一种社会潮流，是不可遏制的。

　　但反对迁都的力量，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迁都汉化的进程，甚至希望逆转这种社会潮流。

　　反对迁都汉化的力量，反对迁都汉化时，大约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温和的方法，那就是在思想理论层面上，试图证明迁都汉化是没有出路的。另一种方法，自然就是激烈的方法，那就是公开阻挠迁都、汉化，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

　　孝文帝对待他们的这些方法，自然也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自然是从思想理论层面上，证明迁都汉化代表历史潮流，代表北魏帝国的根本利益。另一种方法，自然就是坚决打击用武力反对迁都、汉化的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反对迁都汉化的力量，自然会进行种种联合，希望让孝文帝看到反对迁都的力量有多强大。而太子应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这股力量拉拢了。

　　这是标准的路线斗争，哪条路线会胜利呢?谁也不知道，大家都是只是基于自己的利害关系，选择应该站在哪一边;大家只是基于自己对结果的判断，选择应该站在哪一边。

　　太子应该站在哪一边呢?基于皇帝与太子的共同利益，太子自然应该站在孝文帝一边;但是基于皇帝与太子不可避免的矛盾，太子就有些难以选择了。

　　在这种背景下，反对迁都的力量，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游说太子。游说的言词大约是如此的，迁都汉化是没有出路的，你的父皇一意孤行，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反对迁都汉化的声音是帝国的主流声音，如果你愿意代表这股潮流，你就可以成为新一任皇帝;如果你想和你父亲逆时代潮流而上，恐怕对谁也没有好处。

　　我想，能让太子公然反对迁都汉化的原因，只能是这样一种原因。因为在这种标准的路线斗争问题上，太子(未来的皇帝)公然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本身就证明他已做好了抢班夺权的准备。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支持迁都汉化的势力占据上风，太子就是死路一条;如果反对迁都汉化的势力占据上风，孝文帝最好的结局，恐怕也就是提前退休，结局再差点，恐怕就会死于非命。

　　孝文帝废了反对迁都的太子，又镇压了反对迁都的鲜卑贵族叛乱。这两轮斗争，表面上是政治、军事上的胜利。但是透过这两次斗争的过程，人们大约已可以清晰的看到，迁都汉化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反对迁都、汉化的力量，真如某些人想象中那样强大，那太子领衔反对迁都，穆、陆两大豪门代表人物公然领衔叛乱，就绝不会那样轻易的被挫败了。

　　而且，孝文帝只是压制了鲜卑豪门贵族的既得利益，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孝文帝推崇门第制度看出来。所以，普遍的鲜卑豪门贵族在这两轮斗争失败后，终于不再坚持反对迁都汉化的态度了。

　　迁都洛阳对北魏的影响

　　迁都洛阳，意味着北魏的军事、政治重心大举南移了。这本身就意味着，在后来的南北战争中，北魏会对南朝拥有更大的军事优势。而当时又赶上南朝的齐、梁交替，所以北魏与南朝开战后，所拥有的军事优势就更明显了。

元恪之后来会被称为宣武帝。是事出有因的。

　　北魏帝国的疆域，在宣武帝手中被一再扩大。在宣武帝时期，北魏帝国几乎年年南伐，而且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但这种胜利，对北魏帝国而言，是幸还是不幸，实在难以说清楚。从开疆扩土而言，这自然是幸运的。因为它让北魏的疆域更大了。但从战略而言，他却让北魏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无法自拔。

　　北魏帝国都城在北方时，南部边疆有广阔的中原地区作为缓冲。所以北朝与南朝之间相对容易保持和平。

　　北魏帝国在迁都前，北魏向南推进，一般不会越过淮河，因为一旦越过淮河，就意味着北魏有些鞭长莫及了。所以北朝制订南伐目标时，通常不会制订的太远、太大，因为制订的太远、太大，就是能夺取，也是无法巩固的。

　　北魏帝国在迁都前，因为南朝可以轻易保住淮河一线，再向北稍开拓一点缓冲区，就会在北部边防上拥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南朝大举北伐的动机，也不会难以抑制。

　　但是，当北魏帝国迁都洛阳后，它很快就占据了淮河以南的重要城池，并且牢牢的占据着这些地区。北魏帝国的这种胜利，对于南朝而言，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如果坐视这种事实，就会让自己北部边防线渐渐退到长江一线。而真的退到了长江一线，那南朝与北朝相比，就无法相提并论了。在这种背景下，南北朝之间的关系自然是越来越紧张。

　　一方面，北朝沉醉于这种胜利中，所以在此基础上，依然会不断继续向南开拓疆域。另一方面，南朝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所以自然会试图收复相关的失地。于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南北朝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几乎就没有停歇过。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拖垮北魏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传统历史书，很少强调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大规模的战争意味着帝国的财政开支增大，有意无意会增加帝国的财政负担。而财政负担的加大，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迁都洛阳，对北魏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让中央政府对北部边疆地区，渐渐鞭长莫及了。最后的直接恶果，就是北部边疆地区政治局势恶化，最后导致无休无止的叛乱。

　　北方六镇[注]的叛乱，自然是因为众多原因促成的。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帝国军政中心大举南移了。

　　随着帝国都城的大举南移，帝国政府对北部边防地区的重视程度自然会下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如果帝国都城在平城，那当北部边防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时，帝国政府自然会及时察觉，并且会进行积极的善后工作。因为在帝国都城附近出现了问题，帝国中央政府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但当帝国都城南迁到洛阳后，当北部边防地区出现相关问题时，帝国中央政府自然很容易的报以某种麻痹。而当事态越来越恶劣时，局势已难以挽回了。

　　北魏迁都北魏帝国的第三个影响，就是它让北魏帝国在最后关头，无法做出大规模的战略调整。

　　我们知道，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一个四战之地。只要北方陷入混乱后，洛阳就会成为一块鸡肋。换而言之，就是把洛阳摆在那里，让某个实力派去占据，这个实力派通常也会犹豫再三，并选择放弃它的。并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刘聪、刘曜、石勒、苻健、桓温都不会亲自坐镇洛阳看出来。并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尔朱荣、高欢、宇文泰都不会亲自坐镇洛阳看出来。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北魏帝国依然定都在平城，当南部边防线出现了问题时。最差的结果，无非是让南朝进入中原地区，无非是北魏退回黄河以北。说得毫不夸张点，就是北魏把中原全部丢失了，北魏帝国还是北魏帝国。因为北魏退出中原地区，并不意味着南朝可以接管中原地区;因为失去中原地区的北魏，依然还是一个与南朝对等的帝国。因为在南北对恃中，中原从来都是一块巨大的缓冲区、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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