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道成-南朝宋历史介绍 南朝宋皇帝列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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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420年-479年),又称刘宋、水宋,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也是南朝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久、疆域最大、国力最盛的王朝,共传四世,历经九帝。

  历史

  刘裕建宋

  420年,刘裕取代东晋政权建立刘宋,定都建康,因国君姓刘,为与后来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别,故又称为刘宋。

  以刘裕世居彭城为春秋时宋国故地,故以此为国号。又以五德终始说,刘宋为水德,故别称水宋。

  开国皇帝刘裕出于行伍,自幼家贫。时值东晋末期,民变此起彼伏,朝廷内部斗争也十分激烈。402年,东晋大将桓玄乘朝廷实力虚弱,起兵篡位,国号“楚”。刘裕与刘毅等起兵勤王,并最终消灭了桓玄的力量。此后,刘裕率军南征北伐,其势力不断得到稳固壮大,并先后攻灭刘毅、司马休之等实力派,最终迫使晋恭帝将帝位禅让给他,420年刘裕建宋,年号永初。刘裕即位后,因为他已在晋末实行各种改革如土断、压制豪强、澄清吏治、强化军队等等,所以在位的三年中,除了恢复汉代举孝廉、策秀孝的制度并强化官僚法制之外,主要政策仍是在休养生息、恢复晋末北伐的国力损伤,并计划在422年出征北魏。结果422年五月刘裕病卒,北伐取消。

  元嘉之治(424-4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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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年刘裕死,太子刘义符即位,北魏趁机派十万大军南侵,占领洛阳等河南地区,逼退宋将檀道济。424年,徐羡之、谢晦等托孤辅政大臣,害怕失德无礼的刘义符会败坏国政,遂以“废昏立明”为名号,废杀刘义符,改立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刘义隆为皇帝,是为宋文帝,年号元嘉。宋文帝在426年除掉权臣徐羡之等人后亲政,他在位三十年,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提倡节俭并澄清吏治,国家生产经济因此大力提升,被称为元嘉之治,为六朝治世之典范(也是江东第一个治世)。

  430年起,宋文帝首次北伐,到彦之率领的五万宋军,成功占领河南洛阳等地。但由于军力不足,加上文帝的过度指挥,以致北魏逼退宋军数万主力后,于431年重占河南。436年名将檀道济因军功被宋文帝猜忌而被铲除,又使南朝宋失去能与北魏制衡的大将。445-446年当北魏发生盖吴起事时,南朝宋没能即时北伐。到445年时,北魏趁劲敌柔然暂衰时开始发动多次小规模南征,双方于淮南来回拉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出兵六万北伐北魏之河南地(二次北伐),但却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之率六十万大军正面击败,六十万魏军遂引兵南下,威逼建康。魏军所过之处大肆抢掠烧杀,江淮地区损失惨重、“邑里萧条”,元嘉之治因此衰落。宋文帝在452年趁拓跋焘遇弑之机会,派军进行第三次北伐,但仍无功而返,此后刘宋无力再举,注定日后国防线逐渐南撤的命运。公元453年,宋文帝长子刘劭发生巫蛊事件,弑父即位,其三弟刘骏起义兵攻刘劭,获得各方军镇的支持,于是斩刘劭于台城,刘骏自立为帝,是为宋孝武帝。

  孝武继立(453-464年)

  宋孝武帝统治期间,虽有诸王刘义宣、刘诞等相继叛乱,但大多很快平定,和北魏的战事也只限于山东半岛,虽小胜北魏但影响不大,因此总体来说,孝武帝统治的十一年算是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孝武帝的积极政策也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与货币经济的深化。一直到463年底至464年,浙江等地发生大旱灾,造成惨重的大饥荒,浙江十分之六的户口饿死逃散。

  宋孝武帝是一个颇有作为、积极改革制度的皇帝。他加强中央集权,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镇实力,并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形成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

  孝武帝另外也对门阀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顿,给予世族制度新的生机。除了拔用上述的沈、柳为三公之高门,更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的颜竣、寒素的颜师伯成为高官重臣;任用南北之望的名士琅邪王彧、会稽孔觊为散骑常侍,一度矫正过去散骑常侍受人轻视的不良习惯;甚至从461年开始,把与商人等通婚、私下经商的士族,开除士族资格并黜为将吏,是为检籍政策的先声。

  明帝篡统(465-472年)

  464年夏季,孝武帝死,其子刘子业继位,荒淫残暴,朝廷内外人情汹汹,心怀恐惧,刘子业不久被湘东王刘彧弑杀。刘彧在建康自立为帝之后(宋明帝),因为得位不正,面临孝武帝第三子刘子勋登基为帝、联合兄弟方镇围攻建康的艰钜情势。宋明帝政权虽然领土、人口都不到刘子勋政权的十分之一,但是以伐乱为名,凭借量少质精的中央军,采取各种积极手段:

  采用才干名士蔡兴宗的意见,抚慰叛乱将士在京师的亲人,安定人心。

  重用沈攸之、张永、萧道成等才干武将。

  放权给诸弟刘休仁等人积极平乱。

  于是上下一心、兵强将勇,因此打败刘子勋并平定江南与淮南各地区,最后全面诛杀孝武帝子孙。但是淮北方镇薛安都等人为了自保而向北魏求援,于是北魏大军在四年之内陆续攻下淮北、山东半岛地区,刘宋战乱不断,国力大衰,人民痛苦指数飙升。又因为必须对有功的军人加官晋爵、大肆封赏,于是造成士族制度的严重破坏,清浊不分、官品淆乱。

  472年,宋明帝死,太子刘昱继立,宋明帝遗诏命蔡兴宗、袁粲、褚渊、刘勔、沈攸之五人托孤顾命大臣,分别掌控内外重区,另外命令萧道成为卫尉,参掌机要。其中遗诏虽任命袁粲、褚渊在中央秉政,但实际上接受宋明帝秘密遗命,就近辅佐新帝刘昱,掌控宫中内外大权的人物,是宋明帝最亲信的侧近权幸——王道隆与阮佃夫二人。

  后废帝政乱(472-477年)

  宋明帝在死前,为了稳固儿子的皇位,大肆诛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功臣武将和高门士族,造成刘昱继位后中央和地方军镇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乱象,使得武将萧道成因此崛起,逐渐掌握中央军权。特别是474年,桂阳王刘休范以清君侧之名造反,杀死了权幸王道隆与顾命大将刘勔,几乎就要攻下建康城,但萧道成即时回军,平定乱事。事后萧道成接替刘勔的地位,上升为与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贵”之一,更受到权幸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交结地方军镇都督,权势日渐扩大。477年,年满15岁的刘昱在杀掉权臣阮佃夫后,与萧道成发生激烈冲突,但却意外被萧道成弑杀,萧道成趁机改立明帝次子刘准为皇帝,即宋顺帝。萧道成独揽军政大权后,挟持软弱的褚渊,以武力平定忠宋大臣袁粲、沈攸之的起义。479年,年幼的宋顺帝刘准把帝位禅让给了萧道成,宋朝终被南齐所取代。当时民间以一首歌谣传述萧道成杀袁粲篡宋的事业:“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

  疆域与行政区划

  疆域变动

  刘宋一朝的疆域变动不小,但总体来说是国界不断向南退缩。

  从宋武帝刘裕时代(420-422年)以黄河为界,与北魏对峙的局面,到刘裕死后的423年,北魏趁机攻下河南三镇(洛阳、虎牢、滑台),从项城到济南大致形成一条国界线,分开北魏与刘宋,刘宋仍保有山东半岛与江苏省北部的淮北地区。但与北魏为界的大块面积,因为屡遭两方进攻掠夺,成为所谓“边荒”地区,仅剩居民聚集在榛木所围成的山寨堡垒,被称为“榛人”。项城到济南的“边荒”国界维持了长达四十三年,四十三年中两国大军屡次越界征伐,但屡得屡失,两方都无法把占领的土地长久地稳固下来,因此维持了四十多年势均力敌的局面。

  一直到466年,刘宋山东、淮北的镇将薛安都、崔道固等人,因为害怕篡位自立的宋明帝讨伐他们,而向北魏求援。北魏趁机派五万以上的大军,于打败宋明帝的北征军张永之后,陆续在四年内攻下了山东、淮北的所有城镇,刘宋被迫以淮河与北魏为界。虽然宋明帝心有不甘,屡次派沈攸之等人北征,但从此(469年后)南朝与北魏的淮河国界就大致固定下来,一直到31年后(500年南齐末)才因为寿阳镇将裴叔业投降北魏,使国界进一步往南退。

  行政区划与核心军镇

  刘宋的行政区划袭承东晋,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州是第一级行政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刺史,刘宋一朝的州数大致在二十州上下,至宋末稳定为二十二州。其中不少州是侨寓州,为寄住在南方州郡上,不一定有实土。

  尹、郡、王国、公国(部分)是第二级行政区。尹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尹,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太守,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内史,公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

  县、公国(部分)、侯国、伯国、子国、男国是第三级行政区。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令或长,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

  刘宋前期继承“东晋门阀政治”的地理格局,以荆州(镇江陵)和南徐州(镇京口)为核心军镇,所以刘裕规定两州必由刘氏宗王担任刺史。其中荆州因为州大民多、“地广兵强”,又统摄雍、南梁、益等州,支撑刘宋西半的安危,故有“分陕”之称,刘裕遗诏说荆州刺史需“诸子次第居之”,说明荆州的重要性略高于北府兵根本的南徐州。刘宋宗王担任荆州刺史的结果,是促使荆州士族与扬州士族的合流,大致结束东晋百年荆、扬对立的局面,代表人物即是江陵士族刘柳、刘湛父子,曾各自取得相当于副宰相的官位与权势。

  中期因为454年荆州刺史刘义宣,趁着新帝刘骏即位的弱势格局,发动十万荆州镇军挑战建康,因此刘骏在同年平定刘义宣之乱后,即刻从荆州东部分出新的一州名郢州,并废除荆州重兵来源的南蛮校尉,其营户兵力迁至建康,有效地削弱荆州,瓦解其“分陕”地位。之后刘骏又土断雍州,大幅强化雍州的实力,不但让原来的大荆州地域,陷入荆、雍、郢三州相互牵制的局面,后来随着雍州军力的不断加强,至宋末沈攸之起义失败之后(478年),“江陵素畏襄阳人”的局面已大致形成。

  政治体制

  刘宋选官制度仍以九品中正制为主,但宋初门阀制度的整体格局,却是从东晋末年义熙时代(405-419年)刘裕等京口北府的军事集团崛起开始,延续继承下来的新格局。也就是说,大量京口将领混入世族门阀的结构中(多成为中下层世族),挤压了原来名门旧族的地位与空间,因此南朝士族从刘宋开始,常会刻意去排挤寒门、寒人,好显示自己的清高地位。于是高门就有许多“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言论出现,这实际上是名门旧族的一种防御性反应。

  虽然宋初就有武人将领合法地进入世族结构中,但刘宋前半的元嘉之治,士族制度却是极其完备的,一般也认为是文化士族的“全盛期”(同时也是“最后的荣光时期”)。在宋文帝治下,史称其“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当时的江南社会:“闾阎之间,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这是因为宋文帝除了重用并放权给兼具才干与名望的风雅士族,如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范晔、江湛、王僧绰等,更重要的是,文帝也能够尊重王敬弘、王球这一类缺乏理政才干的高门清望,虽不给实权,但仍任命为副宰相与吏部尚书,在用人上保持住门阀制度的清浊流品,因此能激清扬浊,使得“士敦操尚,乡耻轻薄”。

  刘宋中期的门阀制度,虽然因为450年宋文帝大举北伐失败后的困局,使寒人得以窜改籍注或诈列士籍,混乱士族的流品,但在宋孝武帝的整顿革新之下,仍使门阀制度获得一定的生机。一直到465年宋明帝自立为帝后,才因为广募部曲、滥赏军功,造成士族制度严重破坏,成为刘宋灭亡的重要原因。

  外交关系

  东北亚

  刘宋与东北亚的倭国、百济则有密切的朝贡关系,倭国曾在晋末、刘宋对江东朝贡十多次,史书记载有五位倭王,是为倭五王;百济在刘宋后期与江东的关系更形紧密,似乎结成军事同盟,共抗北魏。因为469年北魏完全夺取刘宋在山东半岛的城镇后,百济因为早前渡海在辽西或山东半岛沿岸设有港岸据点,因此与南朝同样面临北魏的军事压力,479年宋齐易代之后,北魏还曾在488年派军进攻过百济的城镇,却被百济打败。另外又因为百济与倭国对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伽倻(任那)可能有争夺关系,因此两国在对刘宋的朝贡外交中常常是互相牵制的对立关系。也因为两国都想要讨好刘宋,所以频频向刘宋朝贡示好。譬如倭国在朝贡时,一直希望刘宋册封倭王为“都督”百济在内的大将军,让倭王有统治百济的名分,但要求总是被刘宋拒绝。

  高句丽因为是朝鲜半岛与东北亚中最强的国家(更是东亚世界中仅次于魏、宋的第三强国),所以对刘宋的朝贡关系不太紧密,两国关系主要是针对北魏而结成的松散军事联盟。高句丽常会单方面中断对刘宋的朝贡,说明刘宋对高句丽只存在形式上且薄弱的君臣关系。不过在465年之前,因为刘宋强盛的水军能够在渤海沿岸执行任务,相对于远离海岸且毫无水军的北魏势力,高句丽在465年前一直选择刘宋作交往、朝贡的对象。刘宋曾在438年派将领王白驹,率水军七千人渡海到高句丽的辽东,想迎接两前年灭国的北燕主冯弘来到南方,结果高句丽先把冯弘处死,并派兵把王白驹缴械,强制遣送王白驹等回刘宋,隔年再回送八百匹马给宋作赔礼;到了465年后,可能因为当年刘宋发生剧烈的内斗(见刘子勋条),高句丽从此改对北魏进行较为紧密的朝贡关系,并在469年后长期疏远南朝(北魏在469年攻下山东半岛),只和南朝保存微弱的外交联系。475年高句丽更大破刘宋的盟友百济,破其国都、杀百济王,占领汉江流域,国力达到极盛。这次刘宋没有再派出水军到辽东、朝鲜,说明刘宋的无力干涉与衰落。

  东南亚

  刘宋交州(越南北部)的南边与林邑国(今越南之中南部)接邻。东晋末期,林邑有数年的内乱,刘宋建国元年420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万人南征林邑,林邑请降,并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银、古贝等礼物。421年,林邑王阳迈一世遣使到宋廷入贡,并获宋武帝册封。但到阳迈二世时,于427年入侵日南、九德等郡。431年,林邑入贡宋廷。432年,阳迈二世派水兵入侵九真,交州刺史阮弥之派军抵抗,驱逐至区粟而回。433年,阳迈二世遣使到宋廷,要求“领交州”,宋廷不许,阳迈二世因此大为愤恨,虽常遣使入贡,但亦常派兵入侵交州。

  446年,宋文帝派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等征讨林邑。战前,文帝提示檀和之,倘若林邑国能够诚心求和,便可答允。檀和之派人向阳迈二世谕以恩信时,阳迈二世竟加以扣留,于是双方进行交战。林邑军先以大象军取得首胜,后来宗悫提议用狮子的外型去威吓大象,可以取胜。主帅檀和之采纳计策,果然大败林邑军。宗悫部队更一举攻克首都林邑(Campapura),掳获无数珍宝、黄金数十万斤,阳迈二世出逃。此一征战令林邑元气大伤,“家国荒殄,时人靡存”。此后,林邑国没有再起兵进犯交州,对刘宋甚为恭顺,多次遣使到建康访问进贡。

  民族政策

  自晋室南迁之后,苟延残喘地偏安江南。原本居于华北的汉人氏族为了逃难而向南迁徙,大量来自中原的移民士族改变了江南地区的人文景观,甚至口头语言也逐渐与古河洛语言接轨。

  南蛮政策

  南朝宋时期,主要把土着蛮夷分成蛮人、俚人、僚人三种类型,三者有时被通称为“南蛮”。蛮人在长江流域以板循蛮、盘瓠蛮与廪君蛮实力最大,板循蛮又称賨人,原居益州巴郡阆中一带,之后经渝水北迁汉中、关中。廪君蛮原在益州巴郡、荆州江陵一带,后来扩展到长江汉水与淮西一带。史书上提到的巴东蛮、宜都建平蛮都是指廪君蛮。盘瓠蛮又称“溪人”,发扬地在辰州,分布现在的湖南与江西一带。

  南朝刘宋政府为了对付蛮人,在荆州置南蛮校尉、在雍州置宁蛮校尉,专责教化及讨伐南蛮。为了在荆雍的强大蛮族群体,南朝刘宋政府在440至470年代曾发动大规模地讨蛮运动,有两次的主将分别为雍府大将沈庆之、荆州刺史沈攸之,捕获数十万的蛮族人力。而在450年代,沈庆之、王玄谟大致讨平淮水蛮,强化了刘宋在淮南地区的国防。

  俚族的范围在南岭、今贵州南部到海南岛、越南北部一带。468年起李长仁与李叔献兄弟据交州抵制刘宋朝廷,当时的宋明帝政权因为正与北魏全力争夺山东、淮北地区,无力征讨交州,只好承认李长仁的刺史名号,维持刘宋对交州名义上的统治,并于471年在交、广两州交界地新设越州,以防御李氏兄弟。李氏兄弟很可能具有交州俚僚族群的血统,他们在交州的割据一直维持到485年才被齐武帝讨平。

  僚人主要分散在四川、汉中的山谷空地,与賨人的分布区颇有重叠。当时“僚人与夏人(汉人)参居者,颇输租赋”,说明其编户化与华化的趋势较重。

  军事制度

  刘宋常态兵力大约二、三十万,极限动员时可能有四十万,但刘宋在淮水以北征伐时,因为受限于后勤供应,只能发动五、六万兵力,使得北伐经常失败。刘宋前期北府兵独大,成为中央军与荆州、北徐州方镇的主力来源,故此时仍以世兵制为主;中期荆雍兵崛起,逐渐取得一定的优势,学者田馀庆认为:“北府兵力日衰,荆雍兵力日盛,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此时世兵制衰落,军队主力逐渐被募兵制和征兵制取代,特别是将领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为宋末军队中的精锐核心。譬如469年后流亡南方的青齐豪族,就被萧道成收纳招募为将官、部曲,成为萧道成建齐易宋的主力。学者有的称此武力集团为“淮阴集团”,有的称之为“青徐集团”。

  人口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纪录,全国有901,769户,5,174,074人,但因为十多年前发生北魏破坏江北的烧杀屠掠,江北人口大减,以及463-464年浙江等地发生大饥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刘宋盛世年代(元嘉之治)的官方户口数字,应当超过一百万户、六百万口。

  经济

  刘宋的江北地区主要是村坞型经济,常受战乱影响而发展有限;江南社会主要是庄园经济。世族与寺院的庄园大部分都是多方经营,从自给自足的性质,朝向商品经济发展。农田有良好的水利系统供种植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还可以种植竹木果树、养鱼、畜牧等等。还有纺织、酿造、生产工具等手工业。世族的庄园生产主要交给佃客、部曲和奴隶,而寺院是一般僧侣与民户。由地主集中开垦,这对于地区的开发起一定的作用 。由于世族享有特权,佛教较为盛行,致使地主庄园与寺院庄园膨胀,并且隐匿许多农户。

  农业

  农业是庄园经济的重心,深受朝廷与世族关切。开垦山林与土地兼并的情形在刘宋一直非常旺盛,朝廷虽有禁令,但难以禁止世族兼并土地或霸占山泽,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朝廷干脆承认占领山林川泽的法令以限制世族抢占范围。法令颁布后果然刺激豪门权贵兼并山泽土地的活动,也因此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刘宋相对北魏来说比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与末期仍然络绎不绝,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有荆、扬二州,而益州居次。扬州是刘宋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最大。而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义兴)是中央财库、各种支出的主要来源。

  手工业

  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农桑,户调征绢布,当时绢布的地位等同货币,这些都促进纺织业的生产。刘宋的纺织业与养蚕业比较发达,产地以荆、扬二州为主。由于丝、绵、绢、布等是国家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织锦业则在益州为主,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开始在江南发展织锦业。当时富豪人家穿绣裙,着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朝廷设有专官管理矿冶,用水排鼓风冶铸。炼钢则使用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这种方法可以炼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瓷器的烧制技术早在三国、晋朝时期成熟。刘宋时以青瓷为主,产地集中在会稽郡(浙江绍兴)。其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江南其余地区的制瓷技术各有自己的特点。刘宋的纸张洁白匀称,完全取代了简牍,藤纸与麻纸都很流行。造船业也十分兴盛,如宋末沈攸之起义反萧道成时,荆州作部曾“装战舰数百千艘”,而且三吴运河网也持续修造,到南齐时已大致完成,畅通了三吴与建康的交通。

  商业

  刘宋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业日渐发达,江南社会稳定地朝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甚至连江北的汉中地区,也在刘宋中期开始使用货币。但由于国家控制的铜矿不足,使得币制屡变,质量不精 。市场上有普通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与奢侈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而凡是大批运进的商品买卖,多是世族庄园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商税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关税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商业重镇有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广陵等地。建康是三吴的经济中心。会稽、吴郡、余杭居次。广州是海上贸易重镇,贸易对象有东南亚各国、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国。江陵是关中、豫州、益州、荆州、交州、梁州的转运站。成都不仅商业繁盛,也是蜀锦的重要产地。

  文化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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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末宋初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忠于东晋而不满篡弑的刘宋王朝,以东晋遗民自居(此图出自1921年出版的《晩笑堂竹荘画传》)

  刘宋诗风流行的是元嘉体。元嘉体是宋文帝元嘉年间的诗风,代表人物有“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与鲍照。他们的共同功绩是把古体诗推进到完全成熟阶段,并且注意声律和对偶的运用,并且逐渐发展出近体诗; 袁淑、谢庄亦为有名诗人。民间诗人则以刘宋初期的陶渊明最具代表性,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小说受到名士清谈的影响,促成轶事小说的出现,最有名的是宗王刘义庆招集文人才士所编写的《世说新语》,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大量典故和成语,也是唐代晋书编撰的重要史料来源。

  史学

  刘宋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着作官,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宋代最着名的两本史籍,是范晔的《后汉书》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后汉书》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最被称道;裴注着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

  刘宋时谱学(或叫谱牒学)在门阀社会影响下而开始盛行。各家士族郡望为求巩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乃撰修家牒,以彰显自身血统、门第及婚宦。继家谱出现后,又有了家谱学的研究,当时便出现“统谱”、“百家谱”等书籍。

  艺术

  刘宋在东晋之后,延续晋代的文化发展。由于玄学流行,老庄的自然观和江南秀丽的山水结合,使得绘画脱离儒学的限制,朝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陆探微为宋明帝时期着名的宫廷画家,然而其作品均已失传。由于山水诗的出现,使得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转变为山水景色,例如宗炳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着述。其《画山水序》最为着名,精辟地理解“山水以形媚道”之外,在自然山水的观察,归纳出展现物体远近的绘画方法;另外山水画家王微,着有《叙画》一篇,强调观察自然和主观能动作用。

  社会

  江南社会的人口很复杂,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层:名门豪族的世族;自耕农、新民等从事农工商的编户齐民;属于部曲、佃客、衣食客、门生旧故等依附世族的依附人,受政府控管的杂户、百工户、兵户与营户也是依附人;最后是奴婢、生口、隶户,这些都属于奴隶。

  虽然文化士族的实力大削,但刘宋仍维持世族社会的结构;而江北豪族的地位与权力虽逊于江南的侨吴士族,但在经济力与军事实力方面,却高出甚多。世族控制的人口有部曲、佃客与奴隶,不经“自赎”或“放遣”,是不能获得自由的。由于南朝大家族制的衰亡使得部曲逐渐受国家控制。佃客的来源有政府依官品赐给与私自招诱。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或是流民,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因而可以抵押或买卖。为了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奴隶可以经由“糜喃为客”、“发奴为兵”等方式转化为地主的佃客和国家的士兵。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朝廷负担租调、杂税、徭役以及兵役,这些都使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沦为世族的部曲和佃客。刘宋实行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平时还需要交纳租调。由于手工业者很缺,故官府对杂户或百工户的控制极严,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如果世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

  江南社会约在晋末宋初由大家庭制转化为小家庭,在同一家族不同职业的十家就有七八家之多,互相漠视。这是因为宗族发展后各家庭亲疏贫富不同,若无共同外患就容易分离;朝廷课税方式对大家族制无益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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