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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学智：七七事变前后《大公报》 对中日关系的几点认识

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前，《大公报》对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是有清楚的认识的。1935年之后，日本不断加紧对华北地区的经济渗透和军事压迫，平津不保是早晚之事，这是《大公报》三巨头共同的看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出版，对报社撤离天津做了相应的准备。
1937年春以来，日本在华北地区的种种侵略与挑衅行为不断升级，5月3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塘沽协定的四周年》，谴责日人“超越塘沽协定范围”“卵翼非法组织”“巧占察北，图进绥远，特务机关深入西蒙”等，预感“中日恢复亲交终成不可能的幻想”。6月25日《大公报》之社评《中日与英日》称，中日关系“苟不能改善，则必须警戒随时之改恶也。以是之故，我政府国民对于目前形势绝不容持苟安心理”。
6月29日，《大公报》再发社评《中日国交之前途》。此社评劝告日人，“对华行平和亲善外交，应为其应付世界外交之最有利的政策”，并对日人关于“中国究何所恃？何所依赖？”之“疑问”，做出“明白答复”：“中国所恃者只系国民之觉醒，其目标为决心建设现代标准之国家……中国所恃者只系此决心建国自保之共同意识，而深信有此共同意识之民族，在任何情势下，绝不灭亡，不崩溃”；此外，“迄今尚始终欲信赖日本国民之常识，在种种失望之后，尚不信日本国民竟打算错误到底。具体言之，吾侪愿信日本国民应终能了解认识与中国真正成立平等互尊的关系之利益及其必要性。”此社评所言，显示出国人对于国家前途的明确认识和抱有的坚定信心，而更值得称道者在于，其对日本讲话时，把日本人视为一个整体，进一步说，“错误”对待中国且有可能“打算错误到底”的，是“日本国民”，而非如某一时期中的那种认识，即把日本人分为“人民”和“统治者”截然两部分，把侵略中国只视为日本统治者的行为。这篇社评，现在读来，好像是中日战争爆发前对中日关系所作的一个带有总结性意味的论述、判断。
七七事变后的7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日本诚意何在？》此时的情况是，双方谈判约定停战，中国军队践约撤退，而日方不但所谓“彻底撤兵”未见实行，且援军、重武器源源而来，日本通讯社则声称，“交涉在津接洽，尚无进展”，日军真实意图已显露无遗：利用谈判、停战争取时间，调集援军，加强全面进攻的军事力量。《大公报》对此深感“惶惑、愤惧”，并称日方“惟有无条件的和平解决，痛快撤兵，即日恢复一切原状，庶可见谅于中外，否则万目睽睽，是非俱在，纵有强权，其如公理未泯何！”《大公报》郑重警告日本，如果一意坚持侵略，“其结果纵有所得，终必成中日间永久冲突之祸根”。80年前的中国与日本，贫穷涣散之弱国对一极端蛮横凶残之强国，但《大公报》面对强权表现出不屈的态度：日本若以卢沟桥事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结果纵有所得，终必成中日间永久冲突之祸根”。事情的进程不幸被《大公报》言中，可见其于中日关系的预见性。
7月24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国家的重大时机》的社评，这是现在所见到的《大公报》天津版停刊前的最后一篇社评。这篇社评袒露了《大公报》人久已积压在心底的想法，发出了对日人最后的忠告：“我们要对日本国民说几句话：你们不要太得意了！假若你们军人想就此征服中国或摧残中国到不能翻身的地步，这完全是错误的。中国怎样也征服不了，怎样也能翻身，而我们受重大损害之后，你们的损害恐怕更甚……以侵邻为政的日本，实在是眼看陷于不可挽回的错误了！”此番话语，让人们深深感觉到了悲愤满怀的《大公报》人对日本的鄙视和蔑视，显示出国人对必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心！
七七事变是近代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此前的中日关系，虽历经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及《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等等，其趋势是在逐步恶化，但国人仍在努力使中日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变、发展。七七事变，日本终于发动起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车。中国人民面对步步进逼的日本侵略者，已经退到了无法再退的最后一步，终于放弃种种幻想，投入了与侵略者的殊死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