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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纪念义和团运动110周年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2-7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10周年。110年前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是历史进入20世纪第一年国际上的第一重大事件。如何客观、全面地评价义和团运动，不仅仅表现为纯学术上的讨论，实际上也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社会。本期中国社会科学报特别策划“义和团运动110周年”专题。
20世纪第一年国际上的第一重大事件
张海鹏
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召开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是1960年，到现在，50年过去了。半个世纪的光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与110年前的中国，显然是今非昔比了。从1980年开始，中国史学界举办第一次义和团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后每10年举办一次，今年已经是第四次了。每次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热心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云集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地山东，大家贡献各自的研究心得，共同推进了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我们知道，在中国以外也曾举办过至少四次以义和团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说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110年前发生的震惊中国和世界的这次运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长期的、广泛的关注。这些充分说明，110年前在中国华北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在当时是何等震惊中国和世界的一件大事，也表明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时期历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回顾110年前的中国，西方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尤其是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出兵侵占了胶州湾。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被一次次践踏，真可谓到了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救亡图存已经成为中国各阶层有识之士强烈的政治诉求。
我们翻开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从太平天国到戊戌维新，再到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人民对这一强烈政治诉求的真切表达。
时代在发展，学术研究也在与时俱进。义和团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趋势、热点，以及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等也日趋多元。其中一个显着的总体的趋势就是：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国际视野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是历史进入20世纪第一年国际上的第一重大事件。10年前，法国一家电视台为即将过去的20世纪拍一部电视片，分成100集，每年一集，每年选一张代表性照片进行解说。他们选定的第一张照片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屠杀义和团。这一集是请我来解说的。我认为，法国这家电视台是有眼光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国内发生的大事，每一件都吸引世界的眼光，每一件都与世界相联系，不是主动地与世界相联系，就是被动地与世界相联系。进入21世纪，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中国近代史学者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在东西方列强和中国国内各种势力作用之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同时，这个概念也告诉我们，中国近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形势下，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列宁早在20世纪初就分别提到这个概念。中国共产党接受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广泛运用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论战中。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接受这个概念，是在1940年代以后。
认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革命者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概念。正是在这样两个基本概念的指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胜利，并且在1949年后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最近100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证明了认识上述两个基本概念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义和团运动正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运动的性质本身就具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品格。义和团本身并不知道何谓帝国主义，何谓封建主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义和团的斗争方向，它符合了反帝反封建这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近代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的大方向。其实这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人已经看到了。1901年，留日学生的杂志《开智录》发表《义和团有功中国说》的文章，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义和团的历史功绩。文章说：“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有次数功，则我国民精神从此振刷矣。”孙中山在1908年就从义和拳看出中国人民有敢死之气。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说“三民主义”，高度评价了义和团，说义和团的“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其实外国人何尝没有看出呢。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过，通过义和团的反抗，看出中国人“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英国人赫德，是清朝政府聘请的海关总税务司，他通过义和团事件认识到了中国人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了20世纪初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侧面。
义和团是以中国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松散组织，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这场运动表现出一定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也是必然的。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一些共同特点，只是义和团运动更具有复杂性和典型性罢了。
义和团运动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许多问题还有待中外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还有相当一批珍贵的外文资料有待翻译、整理利用，这批资料或许会给我们解决某些重要历史疑案提供很有价值的线索或证据。有学者就利用多种外国档案文献，从国家间战争的角度来解读义和团运动，认为八国联军6月17日突然攻陷大沽炮台，标志着“义和团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是否是“义和团战争”，或者是八国联军对华战争，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民教冲突，而民教矛盾的激化除了中西两种不同宗教文化的冲突外，其根本原因则是西方列强长期依仗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中国进行的武装侵略和文化扩张。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就很说明问题。在这个教案中，由于传教士的干预，民教双方围绕一座玉皇庙的争夺，从同治八年（1869）开始，一直延续了近30年之久，甚至惊动总理衙门和外国驻华公使。民怨长期累积，申诉无门，最终的结果是星星之火一旦燃起，必成燎原之势。
如何客观、全面地评价义和团运动，有时还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纯学术的活动，实际上它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社会。近年来，国内有人把义和团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对义和团做了彻底的否定。如果把义和团这样带有蒙昧主义、笼统排外主义的反抗列强侵略的精神都否定了，中国的近代史还怎么解释呢？在历史研究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些极端主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义和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跨学科发展趋势，学术发展的水平逐步提高，研究领域也逐步拓宽。我们热切希望专家学者审视旧课题，拓展新领域，以义和团运动为切入点，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互相切磋，共同探讨。
义和团运动：颟顸愚昧清政府之镜
李学智、迟维强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其根本原因当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加之西方传教士欺压民众，官府又畏惧洋人“袒教抑民”，遂激起民众反抗。
同时，义和团运动之发展，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有直接、重要的关系。清政府对义和团由剿而抚，是义和团运动发展并走向高潮的直接、重要原因。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和态度，又与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及后党集团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慈禧及后党集团控制的朝廷中，弥漫着仇视西方的气氛。清政府对义和团由以“剿”为主到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是控制清政府的后党集团“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制止列强扶保光绪，让西太后继续垂帘执政，使溥儁早日即位，以保证他们更加飞黄腾达”。这一转折出现于1900年5—6月间。
义和团运动威胁着在华洋人的生命，同样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所以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有剿有抚、以剿为主。而西方列强则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镇压不力。
由于西方列强在戊戌政变中袒护维新派，之后又阻挠慈禧太后的废帝立储计划，引起慈禧及后党集团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和愤恨，此导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由剿杀转向招抚和利用。清政府招抚和利用政策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特别是进入北京达到高潮的重要条件。
纵观戊戌政变之后的慈禧及其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可以看出，慈禧及后党集团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朝廷的大权能否掌握其手中以及其政权能否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慈禧及后党集团的政策均以此为出发点，对义和团是剿是抚，亦均以此为据。义和团成为慈禧及后党集团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牌。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曾遭清政府镇压。而清政府当镇压政策未果且与列强矛盾加剧之时，出于一己之私转而利用义和团对抗西方列强，其愚昧且近乎疯狂的举动，招致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的劫难。这一撼人心魄的悲剧，为后人留下了永久值得回味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对辛亥革命的发生和进行有一定的影响。经过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之变，仁人志士更加看清了清王朝的颟顸愚昧、腐朽反动。吴玉章指出：“‘八国联军’的侵入北京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一切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非常耻辱和痛心。”孙中山指出：经庚子之变，“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由此，革命者推翻清廷，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迫感更加强烈，对推动清末革命运动的发展及辛亥革命爆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三位革命党人不幸被捕，在回答清政府官员“为何要造反”的责问时，彭楚藩答称：“庚子之役，仇教仇洋，引起战祸，及至兵临城下，又将汉族良善臣民任意杀戮，甚至瓜分倡议，不惟无以挽救，犹谓将中国送与外人，不予家奴！”此番言辞表示了对清政府庚子年间之政策作为的强烈谴责，从中可以感觉到庚子之变给予革命党人思想上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