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税收制度特点是赋重役轻。

首先，兵役基本消失。唐中叶以后，均田制破坏，府兵制解体，兵农分离的募兵制逐渐取代兵农合一的调兵制。南宋人王栐说：北宋“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募兵制已占居主导地位。兵源既不像唐代前期那样调集世袭军户，也不像南唐那样差调全国农民，^{[参 104]}而主要是来自招募和雇佣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饥民。府兵制虽有残留，诸如存在于某些特定地区的弓箭手之类的乡兵，但也不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北宋的基本状况是：职业士兵“以起军旅”，普通农民“无预征役”。^{[参 105]}政府一般不再“籍农民之身以为兵”，转而“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北宋人韩琦在比较汉唐调兵和北宋养兵的优劣时说：“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进而得出养兵“自有利民处不少”的结论。苏辙也曾将北宋兵制同前代兵制作对照，称：“古者兵出于民”，“民之于兵，可谓劳矣”；“近世兵民既分”，“民可谓逸，而兵可谓习矣。”从当时人这些前后对比和劳逸、利害之论，都是北宋农民大体摆脱兵役负担的确证。其次，厢军分担夫役。北宋农民的主要徭役负担是包括春夫和急夫在内的夫役。第三，夫役雇法推行。人们通常所称王安石的免役法或雇役法，指的是差役即职役雇法。
 

宋代的杂税名目众多，“经制、折帛钱为诸州之害，板帐、月桩为诸县之害”^{[参 106]}，此外还有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等，“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参 107]}其征敛赋税的手段，诚如朱熹所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参 108]}宋人的类似说法颇多，诸如：“正税之外，杂赋至繁，诡制异科，丑名暴敛”；^{[参 109]}“其色不一，其名不同。”以致世人“不能尽举”；“当官者不能悉其详”^{[参 110]}。蔡戡又言：“其赋敛繁重，可谓数倍于古矣。”各人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肯定赋税的名目繁多。赋税倍增的结果是：“民间苦赋重。”^{[参 111]}

政府又通过将税收大量投入到军队里，利用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的政策^{[注 24]}辅以一系列常设的社会救济政策（特别是对老人和儿童^{[参 112]}），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所以两宋时期没有爆发过如黄巢起义，元末民变那样的大规模民变。

宋代的农才赋役制度，名称和中唐之后的两税法一样，但内容不同，宋两税是单纯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土地税，标准是按各户所占有田地的数量和质量收取。而唐两税却是要综合每户的人丁和资产包括土地、桑、居宅、牲畜和钱财等定户等再以户等计算本户之两税。可知唐两税的范围远较宋两税为广，唐两税包括田亩税、户税、力役，而宋两税只是纯田亩税而不包括户税、力役。在宋，户税、力役是另算的，按各户人丁收的税称丁税，也就是户税，按户等财产分级别收的税称役钱，也就是力役的内容。也就是说，宋的两税加丁税再加役钱才约等于唐的两税。^{[参 113]}宋朝的税制是“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户别，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划为不同户等，按户等财产分级，高资产户纳税多，低资产户纳税少，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役钱则是宋制规定，凡应服劳役者可输钱免役，也就是付朝廷募兵制的费用。

宋商税主要有住税和过税。住税即买卖交易税，税率３％，过税即商品流通税，税率２％。宋公布商税则例，把应纳税的商品名目颁布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使商人了然。税务按照则例收税，商旅按照则例纳税，非则例所载（即假如税务私增收税条目），商旅可以拒纳并越级上诉。^{[参 114]}另一项税收是海关税。主要对商品进出口和流通收税。外船来经商先经市舶检查，抽取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的税。宋朝鼓励海上贸易，将制造的产品销往外地，市舶司甚至设在马六甲海峡，设到安南，赚取大量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