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失败之后王安石为什么会被骂?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是北宋两次著名的改革运动,由于两次变法的领导者分别是范仲淹和王安石,这两次变法也被称为范仲淹变法和王安石变法。

  不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都是北宋的名臣,他们不论是才学、能力还是品德,都无可挑剔,两次变法也可谓是轰轰烈烈,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堪称是一次划时代的改革运动。可是,在两人主持的变法都失败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王安石的诟病似乎更多。提起范仲淹变法,大家最多说它有局限性,改革不彻底,可是提起王安石变法,抨击者却不胜枚举,自南宋以后,元明清官方更是直接对王安石变法进行盖棺定论,说它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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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评价差异不禁令人深思,两人的变法都失败了,为何相比之下,王安石却饱受诟病呢?两次变法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它们又是如何造成这种“贬王”的局面的呢?

  事实上,尽管王安石变法是对范仲淹变法的承继,但两次变法却截然不同。不论是变法的背景、内容、过程、影响,还是变法的主持者和支持力度,都存在巨大的区别。

  在背景上,范仲淹进行变法前,北宋由宋仁宗统治。仁宗是一位仁慈有余但魄力不足的皇帝,他在位时期,北宋官僚队伍和军队数量都太过庞大,冗官冗兵的问题十分严重。这导致北宋的行政效率很低,百姓生活的也十分贫苦,辽和西夏还威胁着北疆。范仲淹时期,北宋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但是到王安石执政时期,北宋的“三冗”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整个国家积贫积弱,不论是吏治、财政、军队还是土地,整个北宋社会几乎全部都是问题。与此同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也是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之一。

  背景的不同自然也导致两人变法涉及的领域不同。范仲淹向仁宗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通过范仲淹的条陈十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的变法主要是针对吏治。其实,这也是庆历新政的主基调,这次变法以整顿吏治为主,至于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范仲淹变法很少涉及。

  可是,到王安石执政以后,北宋的社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且,庆历新政的失败,也让王安石认为,光是整顿吏治,是没办法解决北宋的问题的。所以,王安石变法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广。短短数年之间,王安石就已经在富国、强兵、取士三个领域中全面铺开十多项改革措施,其针对领域之广,改革决心之彻底,改革措施之多,改革理念之超前,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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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改革的越激进,就越容易得罪人。范仲淹光是改革吏治,就得罪了不知多少人,王安石却一下子将改革伸到北宋的各个领域,他触犯到的利益、得罪的人之多,可想而知。反对派攻击新政的最好方法,向来都是攻击新政主持者本人,所以,作为变法领导者的王安石,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

  更何况,王安石本人性格上的弊端,也在变法中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变法需要强人来领导,但王安石太过刚硬,他不允许有任何人反对变法,哪怕变法出现了问题,官员们如实汇报,王安石也一概不理。王安石定下目标以后,便一心向着目标前进,至于实践当中的问题,他相信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也使得王安石变法一旦出现弊端以后,很少能够进行改变。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了确保变法进行,不惜制造冤假错案,他提拔的变法者中更是不乏投机取巧者,他们编制罪名,将许多正直的官员排挤出去,苏轼的“乌台诗案”便是其中一起。这样一来,王安石自然失去人心,文人中大多都对他颇有怨气,很多正直的官员看到百姓之苦以后,也对王安石愤恨不已。与王安石相比,范仲淹是外柔内刚,尽管他变法时也很果决,但他豪迈慷慨,不拘小节,深得同僚的尊重,即使是政敌也对他的品德大加称赞。

  除此以外,范仲淹变法时任人唯贤,与他一起支持变法的杜衍、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孙甫、苏舜钦、王益柔、石介等人皆是当世名臣,他们不论是能力还是品德都堪称一流。可是,王安石变法时,由于不得人心,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们基本上都不支持,他为了推行新政,只能大量提拔才思敏捷的年轻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品德有问题的官员纷纷混入改革队伍,他们以改革为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使得新政被严重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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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由于仁宗性格懦弱,缺乏魄力,他对于改革的支持力度是很有限的,庆历新政本身也局限于整顿吏治。这对于改革家范仲淹来说当然是悲哀的,但这也使得庆历新政没有产生什么消极影响,最多说它是一次失败的变法。可是王安石变法有年轻的神宗的支持,他很有魄力,力排众议,完全的信任王安石。皇帝的信任让王安石可以大展手脚,但这也使得他过分自信,加上他本人刚愎自用的性格,让他看不到改革中出现的弊端。

  王安石的各项变法基本上都有成效,但弊端也是明显的,他的新法常常出现危害百姓的现象。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续资治通鉴》)但新政颁布以后,皇帝的钱确实是多了,但百姓们却叫苦不迭,为了逃避保甲法,有的百姓甚至不惜自残。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当然是不公平的,但他的变法客观上确实贻害无穷。范仲淹变法浅尝辄止,却保留了名声,王安石变法大刀阔斧,却身败名裂,不知对于这两位改革家来说,何者更加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