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新政的背景

庆历新政(1043年-1045年)是庆历年间北宋仁宗授命范仲淹进行的一项政治改革。但因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最终失败。

此次新政改革了吏治,提高了庆历年间的行政效率,改善了北宋的政治腐败。但减弱了吏治能力,使得北宋的社会问题更加严峻;同时,间接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失败。

积贫积弱

北宋立国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政治上,于内庭设“中书门下”(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

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

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冗员”问题突出。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

至仁宗时,总人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形成“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内忧外患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

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12月,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又爆发了。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

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