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南倭北虏”分别指的是什么?

南倭北虏又称北虏南倭,即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的侵扰和北部边境蒙古骑兵的袭扰,是长期困扰明朝廷、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两大问题。

  嘉靖年间,明王朝面临空前的边疆危机。北方的蒙古各部落统一后,势力强大。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求通贡市,世宗不许,屡请屡拒。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侵大同,后退兵开市。一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部边境蓟辽地区滋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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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南沿海边境,日本封建割据造成大批武士流亡,与海商和中国境内反海禁的私贩集团结合成武装力量,侵扰浙江、福建一带,即称“倭寇”,屡禁不止。二者造成的嘉靖年间的边疆危机,合称“南倭北虏”。

  隆庆时期,在经济、政治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壮大,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因素的条件下,明朝通过开放海禁、“俺答封贡”使一直困绕明朝的“南倭北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背景

  南倭北虏,是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的两大外患。明代外来的威胁,在北方主要来自游牧民族如蒙古鞑靼部、瓦剌部,在东南沿海主要来自倭寇。当时称为“南倭北虏”。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坚决反对对外滥用武力,他曾明确地讲:“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还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定下“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的以守御为主的国防政策。重建了以长城为主干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后来又建起了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墩峰相结合的海防设施体系,成功地抵御了外来的入侵。在北方明政府曾设九边以防“北元”,在南方则是采取建立卫所、设置战船等措施,加强海防以备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民众出海贸易,主要是与日本的贸易,导致走私活动猖獗。从1521年(武宗正德十六年)至1582年(神宗万历十年),北方少数民族鞑靼首领俺答汗日益强大,不时率兵南下骚扰,在东南沿海,倭寇也不断入侵,甚至窜至南京,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葡萄牙据中国澳门不走。地主阶级内部一小部分有识之士,从长远的统治利益山发,主张政治改革。首先是整顿边防,嘉靖末击败倭寇,隆庆时与俺答言和井注意防边。其次是整顿赋役,从局部到普遍施行一条鞭法。再次是整顿工商业,征收轮班银,准贩东西二洋,设水饷、陆饷、加征饷船引银。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还有整顿吏治,至张居正当政时较有效果。这一时期,在诸般矛盾中,显然以民族矛盾最为突出严重,也是处理得最好的。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趋势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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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倭

  明朝的“倭寇之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既有入侵与捍卫主权的斗争,又含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封建制度间的冲突。

  “南倭北虏”是困扰明朝的心腹大患。“北虏”是个老对手,而“南倭”是明王朝面对的一个新对手,没有现成经验供借鉴,往往采取极端的“海禁”政策加以处理。

  明成祖晚年,在郑和下西洋后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许可贸易)予日本进行贸易。但后来到了1523年(嘉靖二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

  朝廷花大力气在中国沿海进行“剿寇”作战,一直打了百多年,却无法阻挡如浪潮一般的“倭寇”,接连丢城失地,几易督帅不绝,“寇患”越演越烈,成为明朝海洋史上的不解谜团。其中深层原因是朝廷错定了打击目标,这些海上武装集团,既不是“倭”,也不是“寇”,实为一些被“禁海”逼迫、活动在大海上的商人武装团体,朝廷当做外国入侵来打击,战事越弄越乱。

  明廷以此中断一切对外贸易,中日贸易从业者生计大受打击,遂成海盗。倭寇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最知名的当是中国人汪直。

  明代倭乱,在嘉靖年间汪直集团兴盛时达到极点。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尽管“倭患”明初就存在,但当时势力尚弱,且明王朝十分重视海防设置,未能酿成大患。到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倭患渐起。此时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而海禁依然厉行,沿海民众和汪直集团与朝廷的斗争非常引人注目。“闰三月,海贼汪直纠倭寇濒海诸郡,至六月始去。”又载:“时胡宗宪为总督,诛海贼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复勾倭入寇,闽、广益骚。 ”

  据《明史·日本传》所说:“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中国的民间海洋人士,称为“假寇”。因他们对抗“禁海”,被冠名“盗匪”,又因被迫出走日本或其中雇有一些日本人,就被扣上“倭寇”、“汉奸”之名。由于“禁海”,朝廷将这部分本来并不反对王朝的基本人群推向了对立面,一概称为“倭寇”。

  所以,不管是外来的“真寇”侵扰,还是国内“假寇”的对抗,造成沿海乱局,都是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特有产物。“倭寇”不过是沿海民众求生存、海上集团图贸易之利的行为罢了。但是大明王朝守着“片板不准下海”的祖宗之法,极力压制民间海上贸易,导致“南倭”的发生,对于沿海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明朝放弃了开放、开发海洋的机会,却集中力量进行“剿寇”,而且错误地混淆了“真寇”、“假寇”的不同概念,导致越剿越乱的结局。而且,误导了社会舆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经过名将胡宗宪、戚继光与俞大猷的努力,倭寇问题在嘉靖末年基本被解决。 东南沿海倭患渐次平息以后,长期以来高悬在明廷头上的“南倭北虏”两把利剑,好不容易摘除了一把,朝廷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饬北方边务,消除蒙古鞑靼部落的袭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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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虏

  元朝残馀力量北逃后,是为北元,北元又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二部。其中鞑靼衰退,瓦剌遂成为中国北疆的最大威胁。此后由于与明朝的长期战争及内乱、内战不休,元气大伤,蒙古人逐渐丧失了进取中原的雄心。但在失去了原农业地区的支援和调节,单一的原始畜牧业和不发达的手工业使蒙古人的生活陷于困境。获取汉地的物资成为蒙古部落的期盼。而朝贡和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因而鞑靼、互剌诸部及兀良哈三卫不断袭扰明朝边地,往往是大掠之后自动退兵,形成历史上所谓的“北虏之患”。随着明朝吏治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边防力量渐趋削弱,“北虏之患”日益加重。

  瓦剌也先汗在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入寇中国,是为土木堡之变。蒙古在此后百年的内斗,鞑靼重夺主宰地位,鞑靼土默特部的俺答脱颖而出,于明嘉靖年间独立建国,进而威胁中原。

  嘉靖年间,鞑靼诸部屡屡入犯,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蒙古人骁勇善战的骑兵。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并求通贡市,明世宗屡次拒绝。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鞑靼首领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犯大同、蓟镇,大破古北口入塞,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而明军不仅京营官兵毫无斗志,各路“勤王”之师也怯懦不敢战,听任鞑靼军队在京师周围肆意劫掠八日,满载而去,史称“庚戌之变”。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廷答应开市,但北部边境蓟辽地区的滋扰直到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方始消停。

  1567年(隆庆元年),俺答数犯边地,而土蛮亦同时入寇,进犯蓟州,蹂躏昌黎、抚宁、乐亭、卢龙,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边境形势极为严峻。朝廷商议对策,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提议调两广总督谭纶、福建总兵戚继光、广西总兵俞大猷到北方“专督练边兵”。福建巡抚涂泽民则恳求:“戚继光才猷超迈,忠勇性成,功勋茂著,八闽爱戴,如出一口。……盖一日有闽即不可无此官,乞将戚某专心料理闽事”。兵部意见:“戚某与谭纶向在福建,文武相资,练兵御寇,立有成效,应取回京,共修戎政。”明穆宗朱载垕决定:“速召戚某同谭纶回京,训练兵马,以备缓急之用。”

  戚继光于1568年(隆庆二年)二月任神机营副将;五月,总理蓟、昌、保练兵事务,节制三镇与总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总理兼任蓟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谭纶则于1568年(隆庆二年)三月任蓟辽总督;四年十月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六年七月为兵部尚书,入掌兵部。戚继光兼任蓟镇总兵后,在长期的亲密战友谭纶的极力举荐和倾力支持下,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隆庆六年六月出任首辅)的高度赏识和极度信任下,开始了军事生涯的又一次辉煌。

  1570年(明穆宗隆庆四年),俺答为救孙儿把汉那吉,与明朝开始和谈,次年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史称俺答封贡。北虏问题至此告一段落,封贡换来北疆过百年和平,直到满清崛起时,九边烽烟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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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在大明王朝南边沿海的倭寇不断地走私、烧杀抢掠、扩大贸易,不断侵占明朝老百姓利益,并与中国流民、窝主及汉奸勾结,由开始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后来疯狂地烧杀抢劫;倭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修建研制了舰船、武器,总结研究出特有的战术,日本政府由当初的暗中支持,到后来明目张胆地纵容支持倭寇的行径,最后企图以朝鲜为跳板,悍然发动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企图打开明朝东南门户;明朝政治腐败、戎政大坏,让倭寇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烧杀抢掠,给中国人留下了血的教训;在关键的时刻,正义战胜了邪恶,团结的爱国志士战胜了贪污腐败、卖国求荣者,为抗倭的胜利赢得了先机;倭寇虽然最终在戚继光等一批爱国将领的努力下被消灭,但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0年之久的侵扰史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更留给了世代中国人民血的教训。

  而由于明初的蒙古胡虏问题没有解决,使明朝陷于南北两面作战的窘境,蒙古作为一个地方的割据政权,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威胁中央朱明的地位,但是零敲碎打,不断侵蚀骚扰长城防线,使明朝不得不长期投入巨大的国防和外交资源。可以说,蒙古人自从被朱元璋逐回草原那一天起,无时不想着“光复中原”,对于明朝的统一政策,必然是拼死反抗,和平统一是不现实的,明朝开通马市互惠蒙古人,其实也是养虎为患。随着满清的崛起,和蒙古人一拍即合,在战略上挤压明朝的空间,互通声势,曾经强大的明朝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一直到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