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生活运动简介 新生活运动内容是什么?

民国新生活运动简介:新生活运动内容是什么?新生活运动有什么意义?本文这就为你介绍:

民国新生活运动简介

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指1934年至1949年在中华民国政府第二首都南昌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

新运以”礼义廉耻“重要思想为主,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新运最后因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而最终“暂停办理”,无疾而终。

1960年后,新运在台湾得到延续的推广,被称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新生活运动内容是什么?

一、四维

“礼义廉耻”(四维)是新运的中心思想。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

新运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

蒋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陈规陋习。

二、三化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的行动指引。所谓“三化”,就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并在各篇演讲中强调务必达到军事化的严格标准。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

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

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借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1936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

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新生活。

 

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纵使新生活运动未能达致预期效果,也招致社会上不少质疑,

但总的来说,新生活运动提倡改良生活,某程度上仍具积极意义。徐中约认为,这种提倡至少能达致心理上的积极作用,使国民在面对日本的威胁下,存有有所作为之感。

新生活运动有什么意义?

一、形式

由于当时在战乱下的社会,过度宣传最容易导致了形式主义的出现,“新生活运动”期间所产生的许多笑话和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殆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最大败笔。

一向同情宋家姊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

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

二、失败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并藉此让国人知道蒋夫人关心大家,其出发点不能说不正确,其用意不可谓不好。

但是,这场运动的背景是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贫穷的广土众民,再加上内战和侵华,宋美龄领导的这场运动就像许多运动一样,很快地走进历史而成为明日黄花。

三、理论

一边打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外人学习,这种奇特的“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

 

正因为存在这种“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动“新生活”的贺衷寒和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出现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观。

贺衷寒说:“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

张学良却大唱反调:“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

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将许多想要尊孔复古的人物和势力吸引进来,另一方面又不免将许多抵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适),“新生活”当日被知识界扣上一顶“尊孔复古”的帽子,并非无因。

四、组织

国民党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自然无法推动“新生活”

蒋氏夫妇本人虽然可以身体力行过标准的“新生活”,以为国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未变,楷模的力量其实也很有限。

国民党名义上号称“一党训政”,但“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如高华所言:“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正所谓多难,抗日以及内战,其组织影响几乎无法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党既不领导政府,也不领导军队,甚至连基层的“地方自治”,也几乎见不到党的影子。

“号称数百万党员,……大多数因军饷的缺乏而无法执行命令”,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

国民党在基层的党力如此脆弱,蒋氏也就只好寄望于社会的自觉了。但如前所言,“战乱社会下”,社会是很难“新生活”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