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设天下兵马大元帅、副元帅。由太子、亲王总领军政。

大元帅府，设大元帅、副元帅，由大臣总军马之政。

都元帅府，设兵马都元帅、副元帅、同知元帅府事诸官，由大将总领军马之事。

东、西都省，分设东、西都省太师，掌军马之政。

大将军府，设大将军、上将军、将军、小将军。各统领所治军伍之政令。

辽朝的南面官制大抵沿袭唐制，后来又兼采宋制而略有变通。中央亦有三省、六部、台、寺、院、监、诸卫、东宫之官。只是中书省初名政事省，中书令为政事令，中书舍人为政事舍人。此外，特设汉人行宫都部署院及十二宫南面行宫都部署司，是汉人参加契丹本部组织的机构。地方官也仿唐宋之制，设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统军、招讨等使，以及刺史、县令等官。因为是杂采几朝的制度，所以官号不免有些紊乱。如财赋官，上京置盐铁司，中京置度支司，东京置户部司，南京置三司，西京置计司，辽西、长春、平州各置钱帛司，山后置转运司。官称虽殊，但职掌则同。《武溪集·契丹官仪》说：“置使虽殊，其实各分方域，重其出纳也”。

北面官制与南面官制的区别，主要在于北面部落以下和南面州、县以下官属的不同。至于南北两班朝官，称号固然有异，其职掌则多相同。《辽史·百官志一》说：“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这段引文中的南北是指衙门的方位，所以北枢密和南枢密又称为北衙和南衙。

南面官不全是汉人，契丹人做南面官的也不少，并且也穿戴汉人衣冠。辽朝选派契丹大臣分任南京留守和西京留守，对当地的汉官起监督作用。南京留守通常由皇弟或皇叔充任，镇抚幽燕二州，虽以备宋为名，实亦寓有预防汉官不测之意。可见，南北两套官制是通过一定环节联结起来，统一到中央。

此外，辽朝还酌情采用了渤海的旧制。例如，渤海设中台省，辽朝也设中台省；渤海分建五京，辽朝也分建五京。

辽代的地方官制，于五京设官。五京是：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在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五京各设“宰相府”，各有左右相、左右平章政事等官。各有“留守司”、“都总管府”等机构。

辽代学习汉官制，也有节度使，分道设之。道下有州，州有州刺史，县有县令，均沿用唐宋之制。

辽的地方行政组织，还有一种“头（或作投）下军州”。这种州，都是由辽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的人，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获的人口设置的。大的州都修建城廓，被俘获的汉人和渤海人，大部分安置在适宜于农耕的地区，有技艺的则令其从事手工业。这些从事农耕的人，一方面要向头下军州的贵族交纳实物地租，另外还须向辽政府交纳课税。城市里的商税，除酒税交给辽政府外，其他均归头下军州的贵族所有。头下军州的官吏除节度使以外，都由各州的贵族委派。头下军州的户口（头下户），一面依附本主，一面依附辽政府。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头下户逐渐演变为“二税户”，与农奴身分接近。从十世纪末期（辽圣宗时）以来，在辽的行政组织上，中央集权的趋势已日益加强，过去所建立的一些头下军州，或因其领主的后嗣断绝，或因其领主犯罪，已逐渐收归中央直接管辖，法制也更多地采用汉制。

辽国的部落编置，在耶律阿保机时期，按照当时部落的情况，编为二十部。但是这二十部并没有包括契丹部落的全部。因为在调整编排前后，把各契丹部落内几个最尊贵的部落、氏族抽出来，称为“内”部落，其地位比其他部要高得多。这几个“内”部族就是：遥辇氏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国舅别部。到了耶律隆绪时期，把他们确定为“辽内四部族”。

圣宗耶律隆绪时期，又把契丹贵族统治下的非契丹族各个部落和人户加以调整，编成三十四部。编入这三十四部的非契丹部落，也并不是非契丹部落的全部。耶律隆绪的调整编排，对于太祖二十部中的契丹族部落并没有作什么变动；对于其中非契丹族的部落，也只是把“奚王府六部五帐分”这个被称为“大部”的单位划分成六个一般的部落。

耶律阿保机设置“二十部”以前，各契丹族和非契丹族部落的首领本来都称为“夷离堇”。他为了突出五院、六院、乙室三部的地位，于设置二十部时，特别保留五院部、六院部和乙室部首领的夷离堇称号，而把其他部的首领改称的令稳，以显示这三部是大部，其他各部是小部。到了耶律德光时期，会同元年（公元938年）五院部、六院部夷离堇改称大王，二年（公元939年）乙室部夷离堇也改称大王。到了耶律隆绪时期，除了三个大部以外的契丹族部落首领均改为节度使，非契丹族部落的首领也称为节度使了。这一措施不仅是名称上的划一，而且是在封建化道路上前进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