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在杨广的倒行逆施之下终于亡了，亡得很悲惨，起而代之的便是至今依然为人所称颂不已的大唐帝国。龙虎济，风云会，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唐初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平南扫北，中国四周的边患几乎一一扫平，国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道路，此时高丽问题便又一次横亘了在中国的面前。
 

　　隋朝几度在高丽的惨重失败，前后几十万中国士兵倒在了辽东大地上，唐朝上至太宗文皇帝，下至普通军民，谁不想把这笔帐讨回来呢?当时李世民说了这么一段话：“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而后来征高丽的诏令一下，立刻有数以千计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的志愿者要求参军报国，这些人都说：“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可见唐朝自上而下都没有忘记收复故土报仇雪恨，辽东永远只能是中国人的辽东，这土地上的每一寸上都浸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隋朝三次征高丽失败，高丽将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筑成了一座京观。(古代战争中，胜者为了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首，封土而成的高冢叫“京观”)“身既死矣，归葬山阳。山何巍巍，天何苍苍。山有木兮国有殇。魂兮归来，以瞻河山。”寒风吹来，京观上的薄土被吹去，立刻便露出下面的森森白骨，所谓尸山血海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几十万烈士的忠魂便在此不断地嘶喊，召唤。而国人并没有让他们长久的等待，李世民上台不久，在贞观五年(公元六三一年)，立刻派广州司马长孙师进入高丽，毁掉这个京观，将中国将士的尸骨一一收殓安葬。这次的行动是一个明显的讯号，他预示着远在长安的唐帝国并没有忘记高丽这块最后的领土。高丽方面自然也收到了这个讯号，于是高丽荣留王高建武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他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在东北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 南至大海修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长城作为屏障，以此作为对抗唐军的本钱，两国之间的火药味再次浓厚起来。

　　当然摧毁京观只是表明唐朝的一个态度，关中本位的唐朝注意力依然重点放在西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身上，等到了贞观十五年消灭掉高昌国之后，高丽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表了。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太宗皇帝心里虽然有这个念头，但是也不是说想打就打，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在战争之前的外交政治行为总要进行一番动作，毕竟强隋可以说就是亡在征高丽上面，这样就对后来者造成了一个阴影，甚至这个阴影会被无限夸大乃至神化。后世元朝两征日本不果，反而因为台风损兵折将，就给了朱元璋很大的心理压力，导致明朝也因为畏惧“天命”而没有向日本下手也是同样的例子。当然大唐此时英雄辈出，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天命”，而终明朝一世只能被动的防御倭寇这更是体现了开放进取与闭关自守之间的巨大差异。

　　当时唐帝国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派使臣进入高丽侦查地形地貌，天气水文，风土人情等等情报，为大军开进做好一切前期侦查工作。于是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之机，侦察其“山川风俗”。大德进入高丽境内后，先以丝绸绫绮贿赂当地官员，并告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于是，各地官员便甘为向导，带其游历，“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大德又遇到了很多留居高丽的华人，即向这些华人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及其“亲戚存没”消息。临别之时，华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探听，于八月十日回到长安，向太宗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高丽境内的山川地理形势。

　　唐朝的心思高丽王高建武心里一清二楚，这个高健武其实还是颇有谋略的，他一面修建“长城”作军备，一面加紧进攻百济和新罗，意图将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盟国全部扫平，以解后顾之忧，一面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年(公元621年)，七年(公元624年)频繁地遣使朝贡，并且和唐朝互相遣返国人，摆出一幅友好的姿态。到了太宗时代他更是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献上封域图，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派遣太子桓权入朝，并贡献方物。这样的几手动作下来，唐朝虽然有心发兵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借口，当时打仗尤其讲究一个吊民伐罪，所谓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的姿态摆得如此之低，这样就阻止了唐朝要发兵的可能。

我们要说，高健武如此动作，在当时其实是对唐朝最好的应对方式。高健武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率五百死士击退杀入平壤城的来护儿大军，他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是他清楚的认识到，太宗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隋炀帝时代的中国了，唐太宗的军事才能即使纵观整个中国史也是最为卓越的军事家之一，更何况现在的唐朝名臣良将如云，边患基本被扫平，高丽此时要是再继续桀骜不驯，那么全中国在隋代伐高丽时累积的怒火就将会一古脑降临在高丽的头上，那时再后悔就晚了。

　可是虽然高健武这边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对国际局势确实是了如指掌，算无遗策，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场宫廷政变将高健武及其手下的大臣们杀了个干干净净，政变成功的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正式上台。

　　泉盖苏文上台之后高丽的对外政策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高丽与百济结成同盟，全力进攻新罗，眼看新罗无力抵挡，灭国在即，新罗只能遣使入唐求救。虽说这样的故事在唐朝已经多次发生，可是之前的高健武都是在唐朝使者到来以后虚与委蛇，最多写个表谢罪之类的，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可是泉盖苏文不一样，唐太宗当时派遣司农垂相里玄奖持赐高丽书，令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贞观十八年( 644 年)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而莫离支盖苏文正率军南侵新罗，已破其两城，高丽王高藏遣使召还京师。盖苏文返回平壤后，态度极其狂傲，他向玄奖说，如果新罗不能将隋末侵占高丽的 500 里之地归还高丽，“恐兵未能已”。玄奖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当即反唇相讥：“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盖苏文这时以东方盟主自居，走上了一条与唐朝进行全面对抗的道路，自然这次唐朝的调停失败了。不仅如此，高丽还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陀汗国与唐的关系，打算在北面对唐朝进行牵制。在战备方面一面加固高健武时代建造的“长城”，一面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以及干山山脉之间广大地区集结兵力，构筑军事据点，并大力加强辽东城(令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企图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和登陆港口，并在这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企图在唐军粮饷匮乏之时乘机反攻。

　　这样明显的敌对行动，要是依旧容忍下来，那么唐朝作为整个大东亚的统治权威将遭到严重的削弱，甚至崩坏，甚至被平定的周边民族都有再度反复的可能，这显然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再加上无论是李世民个人还是整个中国的民族情绪而言，基本都是希望打这一仗的，因此大战已经无可避免。针对高丽，唐朝的战争机器再度高速运转起来。

太宗皇帝根据炀帝时候的战况，吸取了当时的教训，并针对这些教训想出了种种办法避免。炀帝征高丽，后勤就是一大问题，唐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携带了大量的食用牛羊，这样牛羊随军队行军，沿途还能背负辎重，大大减轻了士兵和沿途州府的负担。另外就是征伐高丽不进行全国征兵，而是采用募兵法，所谓“皆取愿行者”，结果，诏令发布以后，“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共募得天下甲士 10 万，这可谓是真真正正的志愿军。这样的军队不但士气高昂，素质优秀，而且对国家不会有什么伤害，不像炀帝时代的强征入伍，会给全国经济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士兵人数的减少反过来也大大减轻了后防后勤的压力，对国家不至于有所损伤。

贞观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放将作大监闰立德前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那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3州，督造运输军粮的船舰 400 艘;七月二十三日，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 2 都督兵及契丹、靺鞨(因为靺鞨当时分化为非常多的部族，有部分靺鞨族是被契丹族控制的，因此与契丹一起进攻高丽。)等部族兵众对辽东作试探性攻击，“以观其势”;又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专责河北诸州的粮草运输;命太仆少卿萧锐运输河南诸州粮饷入海，贮于乌湖岛(今山东南、北煌城岛)中，以供水军之需。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太宗乘车驾由长安行幸洛阳，欲御驾亲征，留宰相房玄龄和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守卫京师。十一月初，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唐军进至辽水西岸，正值河水泛滥，久不得渡。太宗以其畏惧怯懦，召回洛阳，欲治其罪。张俭到达洛阳后，向太宗具陈了辽水沿岸的山川险易和水草美恶，太宗大悦，令其重返辽西，待机渡河东进。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诏令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沪州(今属四川)都督左难当为副，率江淮、岭南及缺中诸州兵及长安、洛阳 3000 募兵，战舰 500 艘，从莱州渡海趋平壤;又令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为副，率步骑 6 万及兰(州治今甘肃兰州)、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二州降胡兵趋辽东。然后，两军合势并进。十一月三十日，诸路陆军集于幽州。太宗又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卿丘行淹督众工匠在安萝山制造云梯、撞车等攻城器械。这时，天下各处前来应募的勇士及贡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均亲加阅视，逐次取舍。不久，下诏布告天下，陈述了这次东征高丽的五条必胜之道：“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用以动员民众，增强士兵必胜信念。十二月二日，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二月十二日，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泊、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共同辅政，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从定州北进，向辽东进发，至此，可谓是万事俱备，战争的号角已经开始吹响了。

　　唐太宗事前的考虑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且有了炀帝的前车之鉴，行事就更为的小心谨慎，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不免有些方面就会矫枉过正。在士兵的人数方面，此次攻高丽只派了十万人马，可是这一点人数显然远远不够，高丽当时基本为东北第一强国，实力自然很强劲，仅仅十万人马去攻打，就军队人数来看，反而变成了弱的一方。而且高丽国不比草原汗国，只要军队战斗力强劲就可以解决一切。在高丽国中有大量的要塞式城堡，战争打到后来往往就是攻城战，而攻城战往往军队的人数比战斗力更为重要。太宗此次出兵，还因为年老而没有带

再围辽东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三月底，大将李勣兵发柳城(今辽宁朝阳)，但在另一方面却大造声势假装要从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渡辽水，因此高丽将重兵放在了怀远这个方面，此时李勣出其不意，到达柳城后迅速北进，经甬道向通定(今辽宁新民)进发，在高丽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渡过了辽水，使得高丽人依仗的辽水屏障失去了作用。李勣这招声东击西其实也是逼不得已，高丽在边境上大修长城，如果正面行军，那么唯一可走的道路便是辽东那著名的沼泽区，而高丽对这一地区是严密设防的，李勣的先头部队人数不多，正面硬碰显然不行，所以只能绕道。唐军渡过辽水的消息传到高丽后，举国震惊，城邑均闭门自守，不敢出击。四月五日，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将兵数千人抵达新城(今辽宁沈阳东)，帐下折冲都尉曹三良引 10 余骑直压城门，城中军民惊恐骚乱，不敢抵抗。营州都督张俭以胡兵为前锋，向建安城(今辽宁盖州西南)进发，途中击败了前来迎战的高丽兵众，歼敌数千。

　　四月十五日，李勣和李道宗率唐军主力从西、北两面进攻盖牟城。经过激战，李勣部率先攻入城中，俘获高丽 2 万余口，缴获粮饷10 余万石。此次的攻城得手使得唐军缴获了极多后勤粮草，这使得唐军几乎不必再从国内继续运送多少粮食，使得本来就不繁重的唐军后勤负担进一步的减轻，也使得唐军在辽东有了一个据点。我们从打下盖牟城后的缴获也能看出高丽人对于依托要塞，长期据守的战略思想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之前已经讲到，当时一个成年男子一年能够消耗的粮食平均是7石，10万石的粮食几乎够城中的军民整整一年的消耗，而中原军队想要在辽东的环境下做到长期围城显然极其艰巨，高丽人在经过了长期的经营之后，在这个方面显然进行了非常周全的准备。

　　接着，李勣又麾军南下，向辽东城进发。这时，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从东莱(今山东莱州)渡海，袭击卑沙城。该城依山而建，四面险峻，唯西门可以攀登。唐军前锋程名振引兵深夜抵达城下，副总管王文度身先士卒，率兵冒死登城。五月二日，攻拔其城，俘城内男女 8000 余口。大总管张亮又分遣总管丘孝忠等耀兵于鸭禄水，骚扰高丽都城平壤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

贞观十九年五月初，李勣和道宗率前锋部队 4000余骑抵达辽东城下。五月初八，盖苏文派步骑 4 万援助辽东守军。这时，唐军诸将都觉得敌众我寡，因此，主张深沟高垒，等主力部队全部集结以后，再行出击。唯副总管李道宗认为应乘敌军援兵“远来疲顿”之时，主动迎战，“击之必败”。李勣表示赞同，此时部将果毅都尉马文举也主动请战，面对十倍之敌，阵前豪气干云，长喝道：“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策马向敌阵冲击，所向披靡。由此两军于辽东城下大战。高丽军遭到马文举突击之后组织力量拼命反击，行军总管张君乂部遇到高丽优势兵力的反击，抵挡不住，向后退却，唐军局势上陷入不利。李道宗见到张君乂部陷入混乱，立刻亲自前往指挥，在收集散卒之后，策马登高远望，看到高丽军阵已经被马文举搅乱，于是率骁骑乘隙冲入，左右出入，势不可当，使得高丽军阵更为混乱。李勣率众与其后冲突，高丽军终于崩溃，被歼 1000 余人。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经北平(今河北卢龙)、辽泽(今辽宁北镇与辽中之间泽地)渡过辽水，此时太宗遇到的难题与隋炀帝是一模一样的，是时辽泽泥淖二百馀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大军才勉强得过，此时的辽泽上面还浮有很多当年隋军将士的遗骨，太宗当时就命人将之收敛埋葬。渡过辽水之后太宗下令毁去桥梁，以此向士卒表示背水一战的决心。太宗留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自将数百骑驰至辽东城下，对李道宗慰劳赏赐，超拜马文举为中郎将，并奖励了有功将士，处斩了临阵退却的总管张君乂。

　　辽东城对于唐军是有特别的意义的，炀帝三征，均止步于辽东城，因此对于唐军来说辽东城是必须越过的一道坎。

　　击退了高丽援军以后，李勣当即指挥唐军将士“负土填堑”, 准备向辽东城发起进攻。唐太宗也在马上负土递送，于是，随从官员一起与将士负土致于城下。不几日，城下沟堑俱被填满。接着，李勣下令先用抛车攻城。该攻城抛车体积庞大，可将重达 300余斤的巨石抛出一里之外，所至皆摧，高丽守军十分惧怕。为了防御巨石袭击，守军用巨木在城上建筑遮挡的战楼并用粗大的绳索结网企图拦截飞石，但仍被抛车所发巨石击溃。随后唐军又用撞车清除辽东主城左近的副楼，无不倾倒。就这样，唐军接连攻城 20多天，昼夜不息。李勣与张俭等，率领骁锐与契丹等少数民族兵一起，攻辽东城南。李道宗和张士贵等，攻辽东城西，李宏基等率兵填其濠堑，唐太宗亦率所统六军相助，将辽东城包围数十百重，水泄不通，鼓噪之声，震天动地。五月十七日，南风劲吹，唐太宗以火弩齐射，点燃了西南城楼，大火燃及城中住宅，火光冲天，接着下令精锐士卒登上冲竿之顶，一举登上城墙。高丽守军举大盾以短兵反冲击，企图夺回城墙，唐军以长矛列阵下击，后面的唐军在城墙上以擂石奋力下砸，高丽军终于抵挡不住，被歼 1 万余人，俘虏高丽军1万余人，俘获城中男女4万余口，获得粮食50万石。唐太宗遂以辽东城置辽州，并举烽火入塞，向太子所居定州通告捷报。

血战白岩

　　贞观十九年( 645 年)五月二十八日，唐军在辽东城稍事休整后，又向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挺进。次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矢所中，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唐军将士无不感动，故人人作战时均决死奋击不畏生死。盖苏文遣乌骨城万余守军援救白岩城。唐将契苾何力率劲骑 800 迎击，挺身冲入敌阵，铁骑冲突，纵横披靡。高丽军以长矛相拒，一时间战阵中长矛乱扎，契苾何力深入敌阵，被敌刺中腰部，血流如注。尚辇奉御薛万备挺槊单骑往救，在万众之中，将何力救回。何力勇气益奋，略略包扎，束疮再战，身边从骑奋击，高丽援军大溃，唐军追杀十余里，斩首千余级而还。后契苾何力伤口恶化，太宗亲自为他上药，并且将当时刺伤何力的高丽兵高突勃抓获，任何力处置。可是契苾何力这个少数民族将领并没有因为私怨随便处置高突勃，而是说：“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仇。”于是将此人放过。在初唐众名将之中，契苾何力虽然名声并不显赫，可是此人无论战功还是德行决不逊色于其他诸将，之所以名气不响不过是他担任主将的机会比较少，可是在初唐各大重要战役中，例如李靖击破吐谷浑之战，李勣击破薛延陀之战，高君集击破高昌之战等各大重要战役中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当时的“最佳副将”。

　　六月初一，李勣率部抵达白岩城下。该城依山临水，四面险绝。但城主孙代音却胆小如鼠，当他听说辽东城被唐攻破的消息后，即遣使请降。但当唐军抵达白岩城下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城池地形险要，而且还有乌骨城的援兵，便反悔了当初的决定，企图凭险抵抗。可是乌骨城的援兵被轻易击破，李勣率军将城池团团围住，用抛车、撞车攻城，飞石流矢，雨集城中。不久，唐太宗亦率六军抵达白岩西北，听到孙代音反悔后大怒，诏令军中：“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于是，唐军攻势更加猛烈。孙代音的如意算盘这下子打不响了，看到唐军攻势大盛，城池也摇摇欲坠，而且太宗有言在先，城破之后等待他的下场必然是极为凄惨的，于是赶紧又遣心腹请降.约定唐军临城后，以“投刀钺为信”。唐太宗遂把唐军旗帜交给使者，并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 可是这样一来唐军将士不干了，本来还盼着打下城池能有巨大的收获，可是人家一投降，那之前的努力也就功亏一篑了。所以李勣帅甲士数十人进谏说：“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令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太宗是个马上皇帝，自然不会用腐儒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来劝解手下的将士，于是说：“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以重金赏赐的办法平息了手下将士的不满。

不久，孙代音果然把唐军旗帜插于白岩城上，城中兵民都以为唐军已经登城，遂相率归降。由此，唐军获城中男女数万。唐太宗临水设置帐帏受降，给城中百姓赏赐食物，年八十以上赐以锦帛.他城之兵在白岩者，全加慰谕，分给粮饷器仗，予以释放，任其所之。又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原被盖苏文所遣援助盖牟城而被唐军俘获的加尸城(今朝鲜平壤西南) 700 多名高丽兵士，被唐太宗的优抚战俘的政策所感动，均请从军效力。但唐太宗却说：“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故对其赏赐粮饷，全予遣放。六月三日，唐太宗又将盖牟城改为盖州。

　　当日午后，安市城中传出猪、鸡鸣叫之声，唐太宗估计高丽守军可能夜袭唐营，遂严兵设备。果然，高丽数百人于夜半缒城而下，唐太宗亲自驰至城下，麾军急击，高丽军死者数十人，余者只能退回城中。第二天，唐太宗又令江夏王道宗督众在安市城南修筑土山，以逼城内。城内守军亦增高其城，与唐军相拒。双方兵士又分番交战，每天都要六七回合。唐军兵士用冲车炮石，摧毁楼堞，城中守军即用木栅塞堵被打出的缺口。李道宗在修筑土山时，足部受伤，唐太宗亲自为其针灸。因此，筑山昼夜不息，先后历时 60 多天，用工50多万人次，山顶距城仅有数丈，下临城中。道宗派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土山之顶备敌。由于山顶过高，根基不固，屯兵过多，土山塌倒，压坏了城墙一角。这时正值伏爱擅离职守，高丽守军数百人从城缺处杀出，占据了土山，“堑而守之”。如此一个绝佳的攻克安市城的机会被如此浪费，还反而被对方转为自己的防御屏障，太宗怎能不大怒?于是将傅伏爱斩首示众，令诸将率兵夺回土山。但接连 3 天进攻，均未奏效。道宗赤脚行至旗下请罪，太宗以其破盖牟和辽东之功，特予赦而不罪。这时，安市城不懈的防守终于将唐军拖入了九月，辽东地区寒霜早降;草枯水冻，加之军粮将尽，士马难以久留，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下诏班师，围攻太宗征高丽之战至此结束。

　　回师前，太宗皇帝十分欣赏安市城城主的顽强，特别赐百匹绸缎以资奖励。而城主杨万春亦登城拜谢，遥送唐军回国。安市城之战无论攻方守方均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所谓英雄惜英雄，虽然作为敌对的双方，但是最后都表现出了亚洲式的骑士精神，可谓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征讨高丽的整个过程中，太宗皇帝不但亲上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在修筑攻城的工事，过沼泽时铺路等等这些苦力活均亲力亲为，最后回程的时候跟士兵一样破衣敝裳，坚持不换他那件已经满身是洞的黄袍。“无衣”的歌谣传唱了千年，太宗皇帝恐怕是最得个中三昧的君王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