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正始年间(公元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他们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提到魏晋风流，竹林七贤是一定要说的。竹林七贤是一个有故事的群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点赞量超多、非议也不见少的朋友圈。
嵇康、阮籍、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相聚之初，如七棵青翠的竹子，于无序和黑暗的魏晋时期，在山阳县的竹林之中，喝酒、清谈、纵歌，恣意形骸，豪迈不羁。他们虽然学识渊博，满腹经伦，却厌烦甚嚣尘上的政治倾轧，明争暗斗，于是他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着意于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开辟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用在那时的竹林七贤身上，自是再贴切不过了。
竹林七贤具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特质，他们不同流俗，漠视功名，内心旷达，超然洒脱。他们独特的言谈举止，体现了独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所形成的社会形象和时代精神，纯粹而纯情，具有颖悟、旷达、真率的人格魅力。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但他们在生活上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不拘礼法，清靜无为，聚集竹林，纵酒佯狂，以文讽世。只是，因为思想倾向上的不同，性情上的差异，竹林七贤最后在政治重压下分崩离析，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刘伶终日以酒为伴。向秀、阮咸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但不为所重。山涛、王戎投靠司马朝廷后，高官厚禄，优游暇豫。
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非嵇康莫属。他爽朗清高，心性放达，通晓文学和音律，奇才大略，远迈不群。《晋书·嵇康传》中说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可以说，嵇康是内外兼修，集俊朗与才华于一身的尘世传奇。但嵇康的俊朗并非是最重要的，最难得的是，嵇康由内向外透出来的飘然凛异、遗世独立的高贵气质，是一般美男子难以企及的。更有嵇康的一曲《广陵散》，堪称人间绝响，让人一听倾心，再听止步。
太过优秀的嵇康，自然而然引起了各方的注意、重视，司马昭就一度想拉拢嵇康作为他的幕僚，但嵇康以自己只想远离政治为由一再拒绝。他的好友山涛曾劝他做官，他竟然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忿然以怼。
嵇康有打铁的爱好，每到夏天，就领着帮手向秀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柳树下，脱了上衣，露出一身腱子肉在那里“乒乒乓乓”地打铁。一天，司马党徒钟会，有心再次来探访嵇康，请他作官。嵇康却头也不抬一下，自顾自地打铁，让钟会好生没趣。就此，也埋下了天大的祸患。时隔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影射司马昭“任性而为，随心所欲”的行径，表现出了对司马氏篡魏的激愤之情。文章一出，被钟会有心加以渲染，彻底戳痛了司马昭的嫉恨之心，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就这样，在东市高高的行刑台上，四十岁的嵇康含笑面对他的三千学生，弹着《广陵散》引颈绝尘而去。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249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当然，迫于司马氏的淫威，阮籍也不得不应酬敷衍，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阮籍为逃避人事纷争，常借酒避祸。相传，晋文帝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绝，只好一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马昭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解，阮籍竟主动找晋文帝要求补步校尉之缺，此举让刘伶不快，阮籍笑对刘伶说：“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够我们享用一番了。”从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饮，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辞职。司马昭的谋士钟会，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烂醉如泥，使钟会无法罗织罪名。阮籍靠酒的掩护，躲过一场又一场灾祸。
竹林七贤
刘伶呢，魏末之时，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时，刘伶被召问策，因力主无为而治而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他惟以饮酒为乐事，常纵酒狂饮，累月而不醉。他时常赶着鹿车，揣酒在怀，命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嘱令说：“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刘伶的妻子看不过去，常对他苦苦劝说。刘伶不加理会，还说：“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下不了决心，只能借神鬼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办酒肉敬鬼神吧!”妻子信以为真，高高兴兴准备好酒肴，要刘伶对鬼神起誓。哪知刘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取过酒肉大吃狂喝，顷刻，便喝得烂醉如泥。
嗜酒佯狂的刘伶，性情旷达，任性放浪。不为礼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脱光，裸体在室内一边喝酒，一边晃来晃去。一天，有人去访刘伶，见他如此模样，实在看不下去，就讥讽说：“你也是礼教中人，似这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刘伶听了，醉眼一翻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这么贱，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客人听后，负气而去。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在嵇康锻铁为歌戏弄钟会的时候，向秀在旁边给嵇康拉风箱。嵇康、吕安赴死后，向秀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在嵇康被害，物是人非的大环境下，本想隐居不出的向秀，最后还是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不得不应征到洛阳。司马昭接见向秀时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向秀回答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就这样，向秀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他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
向秀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颇流传，但旧注“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影响甚大，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乐》。稍后，郭象在《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补完《秋水》、《至乐》注释，又加发挥，成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
阮咸是阮籍之侄，被时人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并没有重用他。
阮咸同阮籍一样，放达任诞，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還家，但阮咸要求把脾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也来寻酒喝，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一时间，“与豕同饮”传为笑谈。
看似俗不可耐的阮咸，却是当时的琵琶大师，有《律议》传世。他的弦音凝结着透人的灵气，清澈、圆润、典雅，在云水相伴的竹林幽世中，将尘世的悲喜化作秋叶的宁静，秋水的清凉。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极具风神气度。王戎评价他说：“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由此可见，山涛质素深广，器度宽宏。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终归是志趣不同，由举嵇康却引出绝交一事即可说明。
竹林七贤
有见识的山涛，像他有分坟地饮酒一样，谨小慎微地接近权力。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氏。司马氏知道他的来意与抱负，便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
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他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时交情。
至于王戎，是个十分聪明有悟性的人，年轻时，他神采秀彻，善于高谈阔论。是竹林七贤中最后到来的一位。阮籍曾开他的玩笑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由此可见，王戎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
离散后的王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更是个极其贪吝之人，他拥有的田园遍及各州，聚敛的财富不计其数。就算这么富有，他还要亲自执掌算盘，没日没夜地算计，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相传他家种有很好的李树，果实丰盈，家人吃不完，只好出售。但他恐别人得到他家的种子，便以铁钻将李子之核取出来而后出售，这样的小人行径自然为世人所不齿。
应该说，竹林七贤结缘之初，也就是魏晋交会之际，有崇尚，有理念，文著丰硕，表达了缘于内心的声音，缔结了一个“志同道合、豪放不羁”的文人群体，可谓影响深远，不啻为精神史上一道极其自由、极其解放的独特风景。不管是嵇康的刚直，阮籍的谨慎，刘伶的佯狂，还是阮咸的乖张，向秀的无奈，山涛的随机应变，王戎的随波逐流，他们的人生，都值得后来者慢慢回味、细细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