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帝王陵墓 作者:黄景略·叶学明


第四章 两周王陵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自文王至幽王共历13王。东周(前770年至前221年)自平王至赧[nan腩]王共历25王。关于西周与东周天子的陵墓,史书记载简略不全。洛阳金村和王城发现的战国时期大墓,许多学者认为是周王和西周公的陵墓。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东周王室衰微,政治上、军事上形成了诸侯争霸局面。在丧葬制度上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各国诸侯纷纷仿效天子,超越原有礼制规定,修建宏大的陵墓,随葬众多的器物。

  目前已发现的诸侯国君陵墓有:北京市房山区燕侯墓和河北省易县燕王墓,山西省曲沃县晋侯墓,河南省浚县卫侯墓,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贵族墓,山东省淄博市临淄故城齐公墓和田齐王陵,河南省新郑县郑公墓,安徽省寿县及淮南市蔡侯墓,陕西省凤翔县及临潼县秦公陵墓,湖北省随州市曾侯墓,河南省辉县魏王墓,河北省邯郸市赵王陵,河南省淮阳县及安徽省长丰县楚王墓,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等。这些陵墓多数属东周时期,其中一部分经过考古发掘,年代、墓主比较明确,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丧葬制度。

  两周时期的诸侯国君承袭商代制度,都有独立的陵区。陵区的位置或者在国都城外,或者在国都城内。在国都城外的有卫侯墓、秦公墓、魏王墓、赵王陵、田齐王陵、楚王陵、蔡侯墓等,大多位于丘陵地带,距都城近者仅数里,远者近百里。在国都城内的多数属于弱国,为了陵墓安全,常位于都城内一隅。如春秋时期郑公墓在东南隅,齐公墓在东北隅,东周王墓可能在成周(今洛阳市东)的东北部。

  国君陵墓中已发现陵园的有秦公陵墓、秦东陵和赵王陵。陵园平面近方形,四周有的利用天然沟崖,有的开挖壕沟,有的夯筑垣墙。每个陵园内多数埋葬一代君主,另有陪葬墓和陪葬坑。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有两种族葬墓地。埋葬贵族的“公墓”由“冢人”掌管,按贵族的爵位等级安排墓的位置及坟丘的高度。埋葬平民的“邦墓”则由墓大夫负责,不同家族在墓地中有各自的地域。已发现、发掘的两周时期的贵族墓地基本上属于排列有序的公墓,如晋侯墓、秦公墓、赵王陵、燕侯墓等,具体排列方式则不一定尽如《周礼》所记。

  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出现在墓上构筑坟丘,已知的战国时期诸侯国君墓上都筑有高大的坟丘。坟丘用土夯筑,形状有覆斗形和圆丘形,底部长宽可达40米左右,最高的达10余米。赵王陵和田齐王陵都建在山岗上,显示出皇权的至高无上。

  两周时期继承殷代墓上建“享堂”的遗风,属于西周中后期的卫侯墓,墓口上的夯土建筑基址大于墓口的范围,厚1.5米。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和战国时期的魏王墓、赵王陵墓上都发现有建筑遗迹。中山王〔cuo错〕墓上的享堂类基址可复原为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

  两周时期诸侯国君中已经出现夫妻异穴合葬,战国时期这种制度更为流行。大部分是两墓并列,一大一小,少数是一夫两妻并列。

  墓室都为土坑式,大部分有两个墓道,平面呈中字形。有的只有一个墓道,如安徽蔡侯墓、临淄齐公墓。个别的没有墓道,如曾侯乙墓,或有四个墓道,如秦东陵第1号陵园的2号墓。陵墓附近都设车马坑,埋葬真车真马。淮阳楚王墓的二号车马坑,埋车23辆,车有单辕、双辕两种。

  西周时期墓中的棺椁葬具有明确的等级区分。据文献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到东周时期这种制度就被打破了。如曾侯乙墓椁室分为四部分,内置双重木棺,中山王墓有四层套棺,湖南湘乡发掘的两座大夫级的墓葬棺椁多达五重。椁室都用枋木垒砌,搭接处以榫[sun损]卯相连。为了防盗、防潮,北方地区多在墓室内积石、积炭或屯砂。如经过发掘的秦公墓、魏王墓、齐公墓、中山王墓等。南方地区则流行在墓室内填充青膏泥。陵墓中的随葬品以成套的礼乐器等各种青铜器为主,礼器中又以鼎和簋最为重要,它们的数量和组合标志着墓主地位的高低。中山王墓、曾侯乙墓均出土大小成列的九鼎,魏王墓、燕下都16号墓则随葬仿铜的陶鼎九件,符合东周天子诸侯用九鼎的礼制。出土的编钟以曾侯乙墓最为完整。杀人殉葬的制度,在两周时期一直存在,但数量逐渐减少,如秦公一号墓有殉人166人,曾侯乙墓有殉人21人。

  东周王墓

  周平王东迁以后,居洛邑王城(今洛阳市涧、洛两河交汇处)。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因避王子朝之乱,徙居成周,赧王时又从成周迁回王城。前后200年间,居成周的有九个周王。考王时(公元前440—426年在位)封其弟于王城,号西周桓公。西周第三代惠公时又封其少子于巩(今河南省巩县西)以奉周王,号东周惠公,此后周王畿地区由东西周公分治,直到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灭周。

  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览》记载:“灵王(公元前571—545年在位)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其冢民祀之不绝。”“景王(公元前544—520年在位)冢在洛阳太仓中。秦封吕不韦洛阳十万户,故大其城并围景王冢也。”集解又引宋衷曰:“威烈王(公元前425—402年在位)葬洛阳城中东北隅。”所记位置均在今洛阳市东的汉魏洛阳故城附近。

  1928年河南省洛阳汉魏故城内东北部金村有八座大墓被盗。据加拿大人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介绍,这八座墓排列有序,分为南北两排,北排六座,南排二座。形制均为一个墓道,平面呈甲字形。其中五号墓墓口方形,长宽各约12米。墓道长约80米,宽约三米。木构椁室,周围积石积炭,墓底铺石板。椁室内壁漆成深棕色,顶部绘有图案并嵌有镶琉璃的圆形铜饰。椁室中置两重棺,棺的左侧和墓道与椁室之间陈放随葬品。墓道两侧有“马坑”,坑内出错金银车马器。

  这个墓地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漆器、银器等。其中错金银的鼎、敦、壶、镜等铜器,透雕镶嵌的璧、珮、带钩等玉器以及铜和银的人物像等制作极为精美,当属王室用器。许多铜器上铸刻铭文,作器者皆为周朝的宗室或大臣。其中最著名的为二套共14件的[biao标]氏编钟和一对令狐君嗣子壶。前者铭文共65字,内容记载周威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进入长城事,可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印证。后者为令狐氏后裔所作,年代约当公元前400年前后。其他有些器物时代则属战国晚期。汉魏故城在东周时为成周所在地。这处墓地很可能是周敬王迁成周后几代周王的墓。

  洛阳市王城东北隅发现四座较大的战国墓,东西排列,互相毗邻。形制均为一条墓道向南、平面呈甲字形的墓。其中二座已发掘。一号墓墓室口大底小,口部长10米,宽9.1米,近正方形。墓道为斜坡式,长约40米。墓内填土均经夯打。墓室及墓道壁上彩绘红、黑、黄、白四色组成的图案。木椁为长方形,椁底有垫木15根,椁外积石积炭,椁内置漆棺。墓内出土的一件石圭,上有墨书“天子”二字。在这四座墓以南,发现一个长方形车马坑,内埋一车、四马、一犬。此外,在王城东城垣内,还发现多座甲字形墓。其中一座墓的四壁经过整修,椁用圆木垒成,外有积石积炭,内有两重漆棺。随葬品中有铭刻“繁阳之金”的铜剑一件,字以红铜错镶。王城内发掘的几座甲字形墓,年代均属战国时期,可惜均被严重盗扰,随葬品残留不多。这些墓位于王城之内,排列有序,规模巨大,墓主身份决非一般贵族。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居住在王城内的最高统治者是西周公。这些墓的主人应为西周公及其亲属。

  燕侯与燕王墓

  燕是周初武王分封的一个诸侯。《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的始封地在何处,历史文献的记载众说纷纭。直至70年代,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和燕侯墓地的发现、发掘,才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燕侯墓地位于琉璃河遗址东部,西北为西周时期燕国都城遗址。在这里先后发掘过带一条墓道、两条墓道或四条墓道的大墓多座。这些大墓分布在约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排列则无一定规律。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有“车马坑”,多在主墓北面。有的整车平放,杀死的马放在车辕两侧;有的先将杀死的马排放坑底,再将拆开的车部件放置其上,车轮斜倚坑壁。1986年发掘的1193号墓,是最大的一座。墓室口大底小,口长7.68米,宽5.35米,四壁整齐。墓室的四角上各有一条墓道,均为斜坡式,长4.05—5.55米、宽一米左右。这种在四角开设墓道的形制在其他地方尚未发现过。椁用方木构筑,四壁由五一六块叠置,椁顶用13块覆盖,椁底用九块平铺。部分随葬品放在椁上,填土夯筑以前普遍盖有草席。该墓被盗,棺制不详,出土随葬品较少,重要的有漆盾和带铭文的铜罍〔lei垒〕、铜盉〔he禾〕。铭文明确记载了西周初年周王册封燕侯授民授土,把九个国(族)一起划归燕侯管辖的史实。虽然学者对这些铭文中某些字句的释读和解释还不一致,但它确切无疑地说明这是一座西周初期的燕侯墓。墓地还出土带“匽(燕)侯”铭文的铜器多件,有的铭文记述燕侯赏赐下属奴隶、货贝。一件铜鼎记载堇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贡献食物并受到赏赐,可与文献所载召公以长子封于燕,本人仍在宗周辅弼王室的史实相印证。琉璃河燕国墓地和城址的发现证明燕侯始封的都城就在这里。

  《水经注》记载燕昭王((前312—前279)时营建武阳(今河北省易县东南)作为下都,而据考古发现,营建时代可能更早。至公元前226年秦军占领下都,燕王喜逃奔辽东,其间各代燕王可能都葬于下都。

  燕王墓位于燕下都东城的西北角,分为南北两个墓区,中间被古河道和隔墙相隔。北区有13座坟丘,南北分作四排,排列井然有序。最北一排四座,东西分为两组;最南一排三座,中间一座较小,位置偏南;中间两排,每排三座,东西并列。比较大的六座长、宽约40—55米,高7—15米。南区有10座坟丘,封土较北区小。南北分为三排。北面一排五座,其中西面三座为一组,东面两座为一组;中间一排四座,分为两组;另有一座单独在西南角。封土全系夯筑,大小不一。就其组合排列情况看,至少有九组。每组都有一座较大。这些墓特别是北区的墓每排可能为一代燕王及后夫人的陵墓。

  南区北排中间的一座已发掘。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10.4米,四壁夯筑后再用火烧加固。南北两端有略高于墓口的坑道,似为墓道。墓曾被盗,残存随葬的礼器、编钟,但无兵器、车马器。礼器均为陶质,形制完全模仿铜器,有九件列鼎一套,七件列鼎二套,簋八件一套,鼎簋数合乎文献所载的“王制”。

  晋侯墓

  周成王时(约公元前1054年),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地。叔虞子燮[xie泻]改国号为晋,称晋侯。自此之后至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前后立国600余年。《史记·晋世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括地志》认为在山西省翼城县西20里。史载晋曾多次迁都,且说法不一。今曲沃和翼城交界处的天马村和曲村之间有一处大型遗址,时代以西周时期为主。通过多次考古发掘,一些学者认为该遗址的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晋献公八年(前668年)迁都于绛之前,晋国早期的都城就在此地。

  自1992年至1994年在天马一曲村遗址东部发现了晋侯墓地并进行了五次发掘(图2)。墓地东西长约180米,南北长约140米,共发现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17座。其中16座墓葬分南北两排,每排八座,两座为一组,方向基本为南北向。这八组墓依时代从早至晚依次排列,连接紧密,并无空缺,当为依世系继承的八代晋侯。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年代最早的墓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即穆王前后;最晚的墓已入春秋时期。从出土铜器铭文中已经发现六位晋侯的名字,其中晋献侯苏的名字与《史记》记载一致。根据各组墓的先后顺序,结合《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世系,可以确定八组墓的墓主为父子相承的八代晋侯,即:武侯、成侯、厉侯、靖侯、釐[xi西]侯(公元前840—823年在位)、献侯(公元前822—812年在位)、穆侯(公元前811—785年在位)、文侯(公元前780—746年在位)。
 


  图2 晋侯墓地平面分布图(采自《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每组墓的规模一个大,一个小。大者随葬器物中铜礼器多,鼎簋之数比小者高一个等级而且有武器、乐器。小者随葬器物中礼器少,不见武器和乐器,一般有大量玉石器。每墓只葬一人,皆仰身直肢。经过对可辨人骨的鉴定,较大墓为成年男性,较小墓为成年女性。这种关系应属夫妻异穴合葬。

  墓室都为南北长的长方形竖穴,均有墓道。墓道有一条和二条两种,整体平面呈甲字和中字形。葬具有一椁一棺、一椁二棺和一椁三棺三种。椁室系在墓下组装而成,一般长四米,宽三米左右,高约两米。椁内壁悬挂有铜鱼、石鱼、铜铃、海贝等饰物。椁底下放置垫木,有的二根,有的三根。棺均髹[xiu休]漆并彩绘。多数墓的底部,椁顶和椁周填有木炭,有的墓还使用了积石。一部分墓葬内有葬车,多者七辆,少者一辆。葬车有的放在椁顶上或椁上填土之中,有的则放置在靠近墓室的墓道底部。

  随葬品放在棺椁之间和墓主人身上。棺椁之间放礼器、乐器、武器和车马器等。青铜礼器多数放在头部,乐器一般放在足下,武器和车马器则无固定位置。墓主人身上主要随葬玉制的“覆面”、项链、耳环(玦)等。青铜礼器种类有鼎、簋、壶、鬲、爵、觯[zhi至]、盘、匜、尊、卣、甗[yan演〕、方彝等。乐器有八枚一套编钟,还有石磬。各墓所出鼎均为列鼎,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簋的形制、大小、纹饰相同。鼎和簋的数量组合是当时葬礼中贵族等级的主要标志。晋侯及其夫人的鼎簋组合主要有五鼎四簋,三鼎二簋两种,七鼎五簋仅有一座。

  每组墓之东都有车马坑一座,最大的一座面积近300平方米,是现知西周时期最大的一座车马坑。南排西边两组还有陪葬墓和祭祀坑。陪葬墓每墓葬一人,均为女性。祭祀坑有的埋一马,有的埋一人,少数为空坑。埋马和人的坑内陈放有玉石器和辔饰等。

  卫侯墓

  周成王与周公旦平定武庚之乱后,大举分封诸侯,封康叔于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统治商都附近,是西周时期的一个重要藩国。

  卫侯墓地在今河南省鹤壁市辛村东、淇水之滨,距朝歌约20公里。已发掘范围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发现大墓十余座,已发掘八座,大抵属公侯或君夫人墓。墓地年代自西周中晚期至东周初年。墓葬按早晚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排列,未发现互相迭压或打破的情况。墓向一般头向北,殉葬坑在右,车马坑在左,这样的布置应是有意规划的。

  墓室都为南北长的长方形竖穴,墓室南北两面各有一条斜坡形墓道,整体平面呈中字形。椁的底部用圆木竖铺,四壁用稍加工的原木构成井字形。椁外有放置器物的夯土二层台。随葬品放置大多有一定位置:礼器在头部,车马器在足下,兵器在身侧,衣、甲、贝、玉在椁内和棺内。椁顶填土内多放置实用的车马器或车舆。

  墓地发现两组大墓,每组两个,东西并列,相距六米。右侧一座,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也较丰富。据出土随葬品推断,墓主为男子,左侧墓主是女子,这种关系应属夫妻异穴合葬。

  虢公墓

  虢国始封于西周初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虢有三处:一在今河南荥阳一带,称东虢;一在今山西平陆和河南陕县一带,称北虢;一在今陕西宝鸡一带,称西虢。

  1956—1957年在三门峡市(原陕县)的上村岭发现并发掘了虢国贵族墓地,1990年又在该墓地的北区进行第二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40多座和多座车马坑。墓地位于黄河南岸的高台地上,北面因受河水浸蚀,形成近百米高的深沟峭壁。墓地南边4.5公里处为北虢都城上阳,遗址尚存。墓地的时代最早可到西周晚期宣王、幽王时代,没有发现晚于东周早期的墓葬和随葬器物,和公元前655年灭虢的年代是相符的。

  已发掘国君墓两座,墓主一座为“虢季”,一座为“虢仲”;太子墓两座,墓主一座为“元徒”,一座为“车”。这些墓集中在墓地的北部,埋葬较分散,排列不很整齐,没有像晋侯墓那样两座并列成一组的现象。整个墓地没有发现早晚互相打破的情况,可见当时埋葬时有所规划。

  墓室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长5.3—5.8米,宽3.7—4.4米,深11—13米,没有墓道。墓室四壁平整光滑,表面均匀涂抹一层淡绿色的涂料。墓内填土均经夯打。葬具三重,有一椁二棺和二椁一棺两种。椁盖板四角放置圆形穿孔蚌饰,外棺上部有棺罩,棺罩上覆盖缀饰铜铃、铜鱼、陶珠、石贝等的织物。椁与外棺之间的底部铺一层席子。死者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向北。

  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且品类繁多。铜礼器放置在棺外西侧和北侧,棺外东侧和南侧主要放置兵器与车马器,玉器等装饰品则放置在棺内和棺盖上。铜礼器有鼎、簋、鬲、盨[xu须]、方壶、圆壶、簠[fu府]、豆、盘、尊、爵、觯等;乐器有编钟、编磬、钲[zheng争]等;兵器有戈、矛、镞。多件青铜礼器上铸有铭文,为识别墓主提供了可靠证据。随葬列鼎有七件一列和九件一列,规格相当周礼记载的天子和诸侯,可见僭越的现象在两周之际的虢国已经出现。随葬的动物形象玉器品类众多,造型生动,几乎包括了我国北温带地区所有的动物品种。覆盖于死者面部的缀玉面罩,以玉制品组合成面部形象,包括眉、目、鼻、口、耳、下颚、左右面颊、印堂等部位。这种面罩应即周礼记载的“幎[mi密]目”,反映了当时的丧葬礼俗,而且影响及于后世。虢季墓出土的一件玉茎铜柄铁剑,系用人工冶炼铁制作的,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炼铁实物。

  秦公与秦王陵墓

  秦本为西陲小国,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始封为诸侯。公元前677年,秦德公迁都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至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迁都栎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武屯镇东北)。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又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秦建都于雍近300年,其间共有君主19人。这个时期秦公墓地在凤翔县南渭河北三畤〔zhi志〕原上,北距雍城10公里。陵区范围约21平方公里,外有一条壕沟(隍)围绕。陵区分为13个陵园,每个陵园均有隍壕围绕。隍宽一般三一四米,深2.7—3.5米。各隍总长达35公里以上。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面积最小的约2.7万平方米,最大的达35万多平方米。每个陵园内有一个、两个或三个主墓,主墓在陵园的偏南部,一部分两侧用马蹄形的内隍围绕,构成双重隍壕。这里共发现大墓21座,而秦在建都雍城期间仅有19位王,有的墓可能是君夫人的墓。其中有三组两个中字形大墓共用一隍,两个墓中一个较大,一个较小,有的学者推测它们应是国君与夫人的异穴合葬墓。这些大墓地面上均无封土。37号墓的墓口两侧有河卵石平铺的散水,墓室正上面残存夯土基础。1号墓墓室上部残存一排柱洞,陵墓周围散布有各类瓦片。推测原来墓上应有覆瓦建筑,其形制功能应与殷墟妇好墓上的享堂类建筑近似。

  墓都为东西向,平面分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和一条墓道的甲字形两种。中字形大墓共18座,墓室平面长方形,东西两面各有一条墓道,东墓道为主墓道。有的墓在东墓道开一个或两个耳室。其中1号墓规模最大,全长300米,总面积5334平方米。甲字形大墓共三座,墓室平面长方形,东面有一条墓道。各墓之间的排列有一定顺序。每个大墓的右前方均有一个平面呈凸字形或目字形的车马坑。在1号和2号的陵园中还发现许多小墓,推测是墓主人的陪葬墓或祭祀坑。

  1976年至1986年历时10年,发掘了规模最大的1号大墓。墓室四周有三层台阶,宽度二—六米,上下层相距5.3—7.6米。第三层中部为椁室,平面呈曲尺形,分为主副两部分。主椁室位于中部,东西长,南北狭。椁室四壁以双层枋木叠垒,首尾用榫卯结构衔接,椁底以双层枋木铺垫,椁上用三层枋木铺盖。南北向的枋木两端均有榫头伸出,组成长方形框式结构,外观如同长方体的木屋。这种框式结构应是后来“黄肠题凑”式椁室的前身。副椁室位于椁室西南,南北长,东西狭,四壁及底盖均为单层枋木叠筑,两端无榫头。两椁之间有小门相通。整个椁室属于三重椁结构。每根椁木长5.6—7.3米,重数百斤,经鉴定为清一色柏木。这种规格及用材按史籍记载为天子等级,属于对周礼的僭越。椁室周围填充厚3.3—3.8米的防潮木炭。1号墓因历史上曾多次盗扰,随葬品绝大多数无存,仍出土金、玉、铜、铁、石、陶、漆木等各类随葬品2000多件。一件石磬残块上刻有“龚[赵字乂换亘]〔yuan元〕是嗣高阳有灵”八字篆文。

  1号墓墓室的三层台上及墓道内共殉葬166人,均有棺,侧身屈肢跪卧。葬于椁室周围的72人,棺内有框架,外用枋木叠垒;靠近墓室四壁的94人棺作匣形,棺板极薄。从埋葬的位置和葬具的不同,分析他们的身份是不同的,有姬妾、近臣,也有家内奴隶。填土中发现人骨20具,有些是填土时埋葬的,有的则是大墓建造完成后又重新挖坑埋入的。这部分人的地位应当更为低下。《史记·秦本纪》记载:“武公(公元前697一前678年在位)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到了献公时(公元前384—前362年在位)才“止从死”,废除了落后的人殉制度。据石磬篆文推测,1号墓应为秦景公(公元前576—前537年在位)之墓。这个时期正当秦国奴隶制发展的时期,殉葬之多反映了这种历史现实。

  随着秦都的东迁,秦国君主的陵墓也向东转移。《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秦武王(公元前337—前309年在位)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正义引《括地志》:“秦悼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据考古调查确定,这两座陵墓在今咸阳市周陵乡的北塬上。现存覆斗形封土,高10余米,南北相距200余米。它们长期以来被误为是周文王和周武王陵,陵前尚存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墓碑。

  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秦的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49年在位,陵名芷陵)和唐太后,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在位,陵名寿陵)和华阳太后,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8年在位,陵名阳陵)和帝太后以及宣太后、悼太子皆埋葬在芷阳,帝后均为合葬或会葬。因在雍城诸陵以东,总称为东陵。《汉书·萧何传》载:秦末召平曾任东陵侯,负责东陵陵园管理事务。

  按《汉书》、《水经注》等记载,秦芷阳县一说在灞河之东,一说在灞河之西。据考古调查发现,秦芷阳城遗址在灞河之东临潼县韩峪乡一带。1986年以来,在这一地区先后发现了四座陵园,从其出土文物和陵园建制判断应是秦东陵。

  已发现的四座陵园,分布在秦芷阳城东骊山西麓的山前冲积扇上,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均按自然地形布局。每座陵园周围均有隍壕设施,一号陵园东西长4000米,南北宽1800米,二号陵园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隍壕有的是利用自然沟壑,有的是人工开凿的,壁面用天然石块筑砌,既利于防洪排水,又起到围护陵园的作用。陵墓建在高丘之上,地面无封土。主墓平面形状有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三种。一号陵园主墓为两座并列的亚字形墓,二号陵园为一座中字形墓和三座甲字形墓,呈品字形排列。墓室基本都呈方形,如一号陵园和四号陵园的亚字形主墓,墓室大小基本相同,长宽皆为55—58米,深26米。亚字形的墓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其中东面墓道最长。中字形的墓东西各一条墓道,也是东墓道最长。东墓道是陵墓的主墓道,墓的方向应是坐西面东。墓道为斜坡状,平面均为里侧宽的梯形。大部分墓道的一侧挖建耳室,形制大小基本相同。

  陵园内建有礼制性的建筑,一号陵园陵旁有四处,二号、四号陵园各有一处,三号陵园有两处。据《后汉书·祭祀志》载:“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这些建筑当属陵寝类建筑。

  陵园内有陪葬墓和陪葬坑。一号陵园有两处陪葬墓区。陪葬墓有甲字形墓,也有小型土坑墓。两个陪葬坑位于墓的前方,坑内有马骨、漆木痕迹等。二号陵园陪葬坑内曾出土过铜车构件和马饰。推测这类陪葬坑可能是埋葬车马的。

  东陵陵园建制,墓室构造,从葬车马坑的设置等基本上沿用凤翔秦公墓,规模更加宏伟。对各陵园的墓主,研究者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四号陵园为昭襄王的陵墓,有人认为一号陵园为昭襄王的陵墓。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掘。

  齐公和齐王陵墓

  周武王时封姜太公于齐,是当时一个较大的诸侯国,都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约公元前9世纪中叶的西周晚期,齐献公由薄姑迁都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历经春秋战国,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都于临淄达600余年。

  据对临淄故城及附近的调查、勘探,西周到春秋时期齐国国君的墓地在故城内东北部,已发现大中型墓20余座。其中一座已发掘,有一条墓道,平面呈甲字形。墓室四周用大石块砌筑成椁室,厚1.5—2.5米。墓的东、西、北三面有相连的殉马坑,已发掘部分殉马228匹,推测共有殉马约600匹。墓中随葬品已全部被盗,据马坑出土陶器判断,年代属春秋晚期。按文献记载,并结合其规模推测,该墓主人可能是齐景公。

  公元前386年田氏代替姜氏为齐侯,至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共历八王。

  田齐王陵在山东省临淄故城东南约11.5公里的泰沂山脉东北麓,以北为广阔的鲁北平原。陵区范围约六平方公里,分布着坟丘20余座。其中两组尤其高大,南北相望,形制一致。组为四座并列,俗称四王冢;一组为两座并列,俗称二王冢。北魏时期的《水经注》认为是东周时期齐国国君墓,据考证应属战国时期田齐国君的陵墓。

  陵墓建在山岗上,以夯土构筑。下部陵台连成一体,平面长方形,似为三层台阶式,逐层收缩。陵台上分建坟丘,底部方形,上部圆形,高10余米。此外在“二王冢”和“四王冢”的西北和北面有五座坟丘,西南方的谷地和山坡上有八座坟丘,形制近似,仅大小不同。这些坟丘中相当一部分是两个并列成一组,其中一个较大、一个较小,应属于夫妻同茔不同穴的合葬。

  赵王陵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自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迁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至公元前228年秦破邯郸,赵王迁投降并被流放于房陵(今湖北省房县),其间共有八王。关于赵王陵墓史籍没有明确记载。

  赵王陵在河北省邯郸市西北20多公里的丘陵地带,分属邯郸市和永年县。现有坟丘七个,分成五组,其中两组各包括两个并列的坟丘,分别修筑在五个小山上,组成五个陵园。

  坟丘筑于山巅,以山为基,上筑“陵台”,规模宏大。台面平坦,呈南北长的二层台阶式,底边长181—340米,宽85—216米,四周经夯打加固。上部封土在台中部,底边长43—66米,宽30—47米,残高3—15米。各“陵台”东边有东西向的大路,应即神道。路呈斜坡状,宽61—78米,残长85—286米,边缘经夯筑,非常坚固。陵区内还发现一些中小型墓,有的有封土,有的不显封土,应属陪葬墓。

  三号陵陵后有两座陪葬墓。排列成品字形,三墓之间尚有一些不显封土的小墓。四周原有围墙,地下尚存夯土墙基,平面近方形,每边长约500米。其中西北的一座墓封土较小,上面散布有许多瓦片,早年似有木构建筑。1978年经过发掘。墓室东西两面有墓道,平面呈中字形。内有二重椁,外椁为石砌,内椁为木构。棺已不存,仅有红、黑两色的漆皮。西墓道有殉葬坑,内埋两个殉葬人,东墓道有车马坑,内殉两匹马。墓内几经盗掘,随葬品一无所存。从规模、殉人等分析,墓主人身份较高。

  陵区中的五个陵园,恰好与史书上没有记载葬地的五王(敬侯、成侯、惠文王、孝成王和悼襄王)相符,可能是他们的陵墓。其中两座陵园中有两个并列的坟丘,有可能是夫妻异穴合葬,也有可能是后世个别文献记载葬于常山和灵邱的肃侯与武灵王的陵墓。

  魏王墓

  魏国是战国时期七雄之一。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历六王,至公元前225年被秦所灭。根据考古发现,魏王墓分布在黄河以北的河南辉县、汲县一带。1950—1951年在河南辉县城东三公里的固围村,发掘了三座魏王及夫人墓。三座墓东西并列坐落在一片高地上,高地利用天然丘岗整修而成,东、北、南三面为断崖,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35米,高两米多,四边经版筑。另外高地南面0.5公里处有一座大墓,规模与此相当,西南一公里也有一座大墓。整个墓地的范围或应更广。

  三座大墓居中者较大,两侧较小,形制相同,应属魏国王室的异穴合葬墓。墓葬建造虽有先后,但布局规整,当是事前经过规划的。

  墓室南北两端有墓道,平面呈中字形,通长达150米以上,深15米以上。墓室平面长方形,底部平铺多层巨石,上面用枋木垒砌椁室。椁室底部用单层枋木铺排,四壁用枋木叠垒,厚达一米,顶部盖两层木板。周围用巨石砌墙,墙内填充细砂。椁室以上填土夯实,椁室内置棺、椁,空间填木炭。木椁也用枋木构成,四壁和上下的枋木搭接处以榫卯相连。椁外涂黑漆、里面涂红漆。1号墓南墓道前端发现放置两辆马车的木室。

  墓室上原建有瓦顶享堂类建筑,基址略大于墓圹。中间一座为七开间,基址方形,包括散水在内每边长27.5米。两侧的享堂较小,大概都是五开间。

  这些墓早年都已被盗,仍出土了较多的随葬品。有仿铜陶列鼎九件,还有错金银马头形车辕饰,由五块白玉和两个鎏金兽头构成的大玉璜,包金镶银带钩和多件用固体还原法冶炼成的多种铁器。此外被盗卖到国外去的漆棺残片、夹纻[zhu注]大鉴、黄金饰物等据说即是2号墓出土的。

  中山王墓

  中山属白狄别种,春秋时称鲜虞。公元前5世纪初始称中山。公元前407年被晋所灭,至公元前388年复国并迁都灵寿,前296年又被赵国所灭。其间80余年共历五王,后二王一个死在齐国,一个被赵灭后送回老家肤施(今陕西延安),前三王的陵墓大概都在灵寿。

  墓葬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城北约10公里、古灵寿城址的内外。墓地分为两处,一处在城西二公里的西灵山下。两座大墓东西并列,西侧1号墓已发掘,为中山王墓,年代约当公元前310年左右。另一处在城内西北部,地处东灵山下,由南向北排列三座大墓。南端6号墓已发掘,也是一座王墓。两座王陵上部都有夯筑的高大坟丘。附近有车马坑和陪葬墓等。

  已发掘的1号和6号墓结构基本相同,坟丘上原有享堂类建筑。1号墓坟丘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7.5米,呈三层台阶状。上部建筑基址可复原为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墓南北有墓道,平面呈中字形,全长110米。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14.9米。椁壁石砌,葬具为四层套棺。椁室两侧有放置随葬品的东、西库。大墓以北两侧有陪葬墓,南面两侧各有一座车马坑,西侧有一座船坑。

  1号墓出土的陵园兆域铜版上用金银镶嵌出中山王陵园的规划图。图上详注陵园各部位的尺度。图中长方形丘坪上整齐地排列五个享堂。居中为王堂,两侧为王后堂、哀后堂,两端为夫人堂,大小分为两个等级。丘坪之外绕以内宫墙和中宫墙。前侧正中有门直达王堂,后部两墙之间有四座方形的宫。图上王堂标注的尺度与1号墓上建筑址的尺度大体相符。这种以一个国君为中心的墓地布局与魏王墓、赵王陵基本一致。图上标注各墓所用的葬具大体分为三个等级。

  两墓虽经盗扰,仍出土随葬品19000余件,主要发现于椁室两侧的库中,包括九鼎、四簋、编钟、编磬等成套铜、陶礼器、乐器和大量用具、装饰品。其中1号墓出土有长篇铭文的鼎、壶,记载了燕王哙禅位后引起内乱,中山乘机出兵伐燕夺得土地的事实,也反映了中山国的政治、文化状况。金银镶嵌龙凤形铜方案、十五连盏铜灯、银首人俑铜灯和几件错金银动物形器座(神兽、牛、犀、虎、鹿等)制作精巧,造型逼真,艺术价值极高。

  曾侯墓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的曾国在今山东峄县和河南睢县两地,随国在江汉地区。但江汉地区多次出土曾国铜器而未见随国铜器。1978年和1981年在湖北随州市西郊发现并发掘了两座战国时期曾侯国君的墓葬,其中1号墓主人为曾侯乙,引起人们对曾、随问题的关注。大部分学者认为曾即史籍上的随,是东周时期的一个小国,位于汉水下游以东一带。该墓保存完好,出土遗物丰富,年代稍晚于公元前433年,是研究东周时期江南地区葬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墓地原是一个圆形大土坡,名叫“东团坡”,据推测原先应有较大的坟丘。墓室开凿在丘陵的岩石中,形状不规整,面积220平方米,深约13米,无墓道。底部置木椁,周围填木炭,总计约12万斤,木炭上铺青膏泥,再上为经过夯打的填土。

  椁室和墓室形状相同,分为东、西、北、中四室,由171根方木垒成,高三米以上,共用木料约380立方米。各室均为长方形,隔板下部有方形小洞相通。这种将椁室用隔板间隔出多室的结构是当时楚地大中型墓的普遍形式。二重木棺放置在东室,制作相当考究。外棺用青铜柱构成框架,其间嵌木板,四周有铜纽。棺内外髹漆,外绘彩色花纹及神兽、武士。随葬品置于北室和中室。东室和西室放置陪葬棺,21个陪葬人均为青少年女子。

  此墓共出土随葬品10000多件。在各种青铜礼器中有“升鼎”九件,簋八件。还有全套编钟、编磬,钟64件(加上楚王所赠的一件镈[bo驳]钟共65件)、磬32件,较好地保持着原来的悬挂状况,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场面。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中心部分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其他各种乐器品类众多,有些是失传多年的古乐器。所出的尊盘造型精巧、结构复杂,其透空附件部分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反映出早在先秦时期我国青铜铸造已达到相当高超的水平。曾侯乙仅是当时一个地位不高、疆域甚小的侯国君主,其随葬品竟如此华贵、齐备,充分反映了当时上层贵族生活奢靡、礼制僭越的历史事实。

  2号墓在1号墓西约100米处,规模较小,年代约为战国中期,随葬品2700余件,也使用九鼎八簋,并有成套编钟、编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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