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本大作狂妄叫嚣“日本问题之解决、国运之兴衰”的关键就是牢牢抓住“满洲”这块地盘。当他看到张作霖越来越不听话的时候，又开始叫嚣必行“武力解决”的方针。他已经准备好铤而走险，刺杀他所说的那只狡猾的“螃蟹”——张作霖了
河本大作，1882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1903年，河本大作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毕业后，即参加了日俄战争。河本大作是一名狂热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他积极主张侵略中国。1914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中队长、日本华中派遣队参谋、参谋本部第一部部员、第二部部员、第四部部员、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等职。1926年，河本大作从中佐晋升为陆军大佐，并从一个小小的联队队副，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自从踏上中国东北这片土地后，就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将这块土地归入大日本帝国版图之内。在这一目标之下，河本一手策划导演了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1926年，河本大作刚到关东军司令部上任，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对中国采取积极进攻态势的侵略主张。他发现“用将士鲜血换来的满洲，如今一切都将被奉天军阀所蹂躏”，张作霖“忘恩负义的行动不胜枚举，日本的大陆经营全被搞垮了”。所以，为了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河本大作确立并开始四处兜售他“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基本方案。河本大作通过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得了势的张作霖，慢慢犯了老毛病”，他“多年的野心，即将如愿以偿”，是日本给予张援助，才使他有这一天，然而张却越来越不听日本帝国的话，所以应该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而北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北伐军的精锐军队的进攻下，“奉军一定马上又要使用逃回关外这一招了”，而关东军则可以乘张作霖的30万军队败退时，迫使张的部队在山海关解除武装，重新控制这个没有武力支持的张作霖，进而控制“满洲”。因为张作霖“像螃蟹钻入洞穴一样，一旦钻进洞穴，就很难抓到……在这里坐看时机，等阳气上升，就慢慢爬出来”，关东军不能再给张作霖这样重新爬出来的机会了。另一方面，如果“把华北和山东地区置于战祸之中”，则不利于日本的利益，所以“必须把北伐阻止在华北”。
这是河本大作就形势作的“绝妙”打算，他的主张获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认可和支持。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东方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并按这种思路，制定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基本方针。
1927年6月底至7月初，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侵略中国问题的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的一些要员参加了会议。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义的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在会上，武藤信义根据河本大作拟订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发言说：“满蒙问题除了武力解决外，普通的外交手段是无效的。关东军所属幕僚是与此意见完全一致的。”
在武藤信义和河本大作等人一再坚持之下，“东方会议”最后形成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奉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必定败退关外，要坚决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因为这对日本占领“满洲”十分不利；统治东三省的实力者张作霖，近几年自恃兵力雄厚，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不予答复，因此必须乘其败回关外之机，使用关东军武力解除奉军的武装，使张作霖成为“善良的统治者”；与张作霖订立关于“外交细目的协定，取得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居住权”和“土地商租权”，以达到独占东三省的目的。“东方会议”认可和制定了武装侵占的方针。河本大作返回旅顺后，根据这一方针，马上拟订了详细的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确定以山海关至锦州西北的险要地带，作为关东军的行动地点。
早在此前，河本大作就已经开始做好军队动员、情报搜集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了。他要求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气和作战能力，为战争做好准备。同时，他还要求关东军设在东北各地的谍报机关，加紧搜集有关奉军的兵力部署、军事地形、物产资源等的情报。河本大作还抓住一切机会，对关东军各部队的军官、士兵、日本商民代表和“满铁”代表进行战争动员，向他们灌输、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保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尽快解决满蒙土地商租、自由居住权”等侵略言论，宣称“东北人一见到日本人就非常蔑视”，“有意识、有计划、明目张胆地”压迫日本人，从而竭力煽动他们支持关东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不仅如此，河本大作还组织了一个“日本在满洲青年议会”，纠集一批法西斯分子到日本各地宣传他的侵略主张，以获得日本国内和大本营的支持。
1928年4月初，蒋介石开始二期北伐，主要目的是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此时奉军的势力已经开始向江浙一带扩张，但江浙一带南方军队的势力更根深蒂固一些。因而在北伐中，张作霖不得不向北方退却，加之，奉军李景林部倒戈，万福麟部哗变，张与北伐军的作战连连失利，军心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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