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1931年一年裕仁都对他的臣民缺乏有效统治，他的表现一直是迟缓的、不连贯的和自我矛盾的。在一些琐碎小事上，他行使大权，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却让步于不顺从的陆军军官们。比起那些操纵满洲事变的参谋将校，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对西方的经济依赖，因此他很担心外交孤立和国际经济制裁。可是他却从未公开地或私下里批评过陆军在满洲的行动。相反的，他以过度的宽大，认可了行动的一次又一次扩大化，并放纵越权不服命令的高级军官，拒绝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对于陆海军的年轻军官来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天皇主要关心的是事变的成功，而服从东京的中央指挥则是次要的。由于裕仁向“昭和维新”的策划者和鼓动者表明天皇并不总是以顾问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进一步促使了军队违反命令行为的发生——尽管这个结果确实不是他的本意。
1931年12月11日，若槻首相辞职。他在控制军队、遏制经济大衰退乃至获取宫廷派支持等方面均告失败，而后者是最致命的。此时满洲事变进入第二个阶段。宫廷近臣们商议之后，决定让当时在国家议会和府县议会中的少数派、更为沙文主义的政友会来组织下一届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曾反对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之后又坚决鼓吹满洲事变的合法性。他还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满洲问题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中不断重提的说法)”，开拓“独立自主的新局面。”
宫廷派知道犬养在满洲事务上对军部很纵容，随委托西园寺与犬养就任命他作总理大臣的条件进行交涉，意在避免任何在外交或者国内经济政策上的激进变化。在与牧野伸显、铃木贯太郎、一木喜德郎和天皇商议后，12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西园寺与犬养见面相商。4天后，犬养获得了裕仁组阁的裁可，由森恪担任内阁书记官长、荒木中将任陆军大臣，较为自由主义的高桥是前任财政大臣，这是一个由不协和音阁僚组成的内阁。
犬养担任首相后，首先是立即中止了日本两年来对金本位货币制度的依存。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商品和信贷资本的流通都建立在这个金本位制的基础上。这个行动，使日本加入了以英国为首的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来恢复经济的列强行列。其次，犬养要求天皇批准派遣两个大队去天津、一个旅团到满洲。从12月初开始，关东军在天津集结兵力，准备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12月23日，就在裕仁向兼任外务大臣的犬养首相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和“尊重国际间信义”指示的时候，关东军正继续向锦州逼近。美、英、法警告日本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12月27日，根据奈良的记述，天皇又一次告诫犬养“深为轸念攻击锦州之对外影响”。然而，关东军继续推进占领锦州，从而加剧了日美紧张局势的恶化。
可是，当太阳旗飘扬在被占领的锦州上空时，裕仁将他的担忧放到了一边。1932年1月4日，他发布《军人敕谕五十周年纪念日赐陆海军人敕语》，号召全体将士对明治天皇敕谕进行认真思考。实际上这是一篇非常温和的诏告。四天后，大概是接受了闲院亲王的建议，他又发布了《赐关东军敕语》，嘉奖不服从上级命令的关东军在“自卫”和打击中国“土匪”的战斗中英勇作战，“向内外宣扬了皇军的威武”。通过广播和报纸诏书在全国得到广泛宣传，起到了镇压反对意见和推动民众趋近战争的作用。勿需说，对于犬养尝试的恢复陆军军纪的努力，它没有起任何正面作用。
之后的几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授勋和晋升，他们都是在满洲战争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员。这两个事件在日本国内均得到极大的支持，而在海外却恰好相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裕仁对于陆军在满洲作战的公开支持，正好与他即使在他们违反了命令时都没有予以惩罚的做法前后一致。
从1932年1月末至3月，日中冲突延伸到了上海，西方对日本的谴责有增无减。当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1908—1912年在位)领导下的“满洲国”傀儡政府建立时，犬养有意保留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承认。作为一个分裂的政党内阁的首脑，他的统治需要枢密院的帮助，要依靠紧急敕令和无视议会预算制定权威的紧急财政措施才能得以进行。即使在政友会以压倒优势赢得了2月总选举以后，当犬养按照宫廷指示努力维持国内现状时，仍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不断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同时党内的主要改革者森则试图打破政党体系，策划联合军部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独裁的政治秩序。
在犬养任职的早期，陆军通过拥戴皇族的长老闲院宫载仁亲王为陆军参谋总长，强化了与皇室的联系，由此也排挤掉了高级指挥官金谷将军，他是宇垣派的核心成员。与此相呼应，海军推出了在清洗伦敦海军条约支持者中起主导作用的伏见宫博恭亲王，任命他为军令部总长。这两个强硬派的晋升意味着陆海军大臣权威的衰落。两个相互竞争的军种现在可以利用它们高贵的皇族“权威人物”向天皇施加影响，控制它们在亚洲大陆上的军队。
在犬养内阁5个月的短命期间内，裕仁成为一个公开的、积极主动的事变参与者，而在事变开始时却绝不是这样。1932年初，他最优先考虑的是维护皇权相对于政治党派，而不是相对于突然得了民心的军队的独立性，同时动员公众对满洲军事行动的支持。他还希望能够保证政策和内阁人事两者的连续性。因此，当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他从一个阅兵式乘马车返回的途中试图刺杀他的时候(1月8日樱田门事件)，天皇坚持内阁留任，而不是依照惯例全体辞职。此时，犬养取得政权还不到一个月。裕仁轻描淡写了事件的严重性，就如木户建议的那样，避免了任何直接地、公开地表达他对恐怖事件的个人感受。新闻报道对事件起到了间接地、进一步淡化的作用，报道说他向被炸伤的两匹马“恩赐三公斤半的胡萝卜”。
这期间，日本继续侵略满洲和内蒙古，没有遭到中国或苏联的军事反击。1931年12月31日，由于日本侵略的铁蹄逼近了与北满洲边界划分不清的苏联远东附近地区，受到极大困扰的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提案。不清楚裕仁对苏联这一提议的反应如何(假设他知道有这回事的话)，但是犬养内阁干脆将其束之高阁。日本表示拒绝的正式回答是在1年后的1932年12月。不过，斯大林的签订协议的提议一直坚持到1933年末，这时他判断日本的威胁已经暂时消退。
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在奉天召集了一次中国合作者头面人物会议，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第3天，委员会宣布了新国家“满洲国”的独立。3月1日，“满洲国”正式宣告建国。关东军司令部自信犬养内阁将会执行陆军的政策，所以便不断向东京施加压力，要它马上承认这个新国家。11天后，犬养内阁果然同意了将满洲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来，建成一个“独立”国家。不过，在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上，犬养拖延了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犬养与军部、森内阁秘书官长和外务省的一些官僚发生分歧。外务省是准备将对“满洲国”的责任置于所有其他国际义务和协作之上。犬养一方面努力遏制陆军中的激进派，同时也对日本恶化与美国的关系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日本在市场、技术、资本和原材料方面都有求于美国。
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政权在犬养同意陆军占领锦州之后，对日态度马上变得硬冷起来。随后国务卿斯廷森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决定了此后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对日政策。1932年1月7日，斯廷森通过向日中两国正式递交外交照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压力，他宣布美国政府将不承认由日本以武力在满洲制造的任何政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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