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将校在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制造了爆炸事件。虽然铁路未受到损坏，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立即以这一自导自演的事件为借口，嫁祸张学良部队和武装“土匪”，下令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9连队向奉天城(沈阳)内的中国东北边防军营房发起进攻。受到突然袭击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部分仓皇逃遁，部分缴械投降。1小时后，板垣的共谋、驻扎旅顺的石原莞尔中佐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上一份颠倒黑白的报告，本庄立即发布了进攻命令。石原事先早就做了精心布置，关东军部队开出租借地，不到24个小时就控制了铁路沿线的战略据点，并做好了继续向南满洲主要城市进发的准备。①次日，日本宫廷从报纸上看到关东军定了调子的报道，声称责任全在中方。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飞报天皇：“相信事件不会太扩大”。②此时或几小时后，奈良还建议裕仁召集御前会议以控制局面，但遭到牧野和西园寺的否决。理由是，如果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落实，“陛下的圣德”将难免遭到“玷污”。③满洲事变如同一个连锁反应装置的开关，一经按动，便引发出一连串的国际反应和国内危机，它们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国家进程。中国马上诉诸国联，要求国际社会督促日本恢复原状。关东军则请求派兵增援。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向东京的参谋本部请战，要求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9月19日，日本政府依然是消息不灵，六神无主，若槻首相这样向元老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求助：
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报告，也没有陆军省报告……我刚刚通过川崎书记官长提醒了他们……支那在满蒙的兵力超过20万人(原文如此)，而日军只有1万多人，我问陆军大臣：“以现在的兵力就如此旁若无人轻举妄动，如果出现万一，怎么办？”他回答说：“从朝鲜出兵，”“好像都已经出动了。”听了这话，我呵斥他说：“没有政府命令就从朝鲜出兵，有点太不像话了吧。”可他说：“田中内阁时期(1927－1929年)，即有不经御准而出兵的事实”，似乎就没想过这样将为日后留下问题……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军部的了。倘若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竟擅自出动，那就太不成体统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或许我不该对您说这些，您有什么办法没有……真是一筹莫展。④当晚，宫廷近臣们聚到原田私宅开会。与会者有木户(其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卫、贵族院议员冈部长景和一位贵族。⑤这几个人都是四十多岁，对西园寺和牧野持批判态度，与试图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军部论调一致。他们也认为上级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再确认了天皇赞成内阁最初阻止事态恶化，以免日本的国际形象受到进一步损害的要求。据木户记录，问题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军部对宫廷派影响天皇的意见感到恼怒，尤其是敌视西园寺。因此，“今后除非万不得已，天皇以不讲话为宜。”另一部分是“只要形势没有变化”，就劝阻西园寺不要来京。⑥结果在原田私宅会上达成的一致是，裕仁应肯定军部的行动，西园寺和宫廷官员不应追究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小心谨慎，不要刺激军方。实际上，宫廷派在整个满洲战争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这一态度，从未立场坚定地反对过军部。⑦9月21日，若槻召集内阁开了6个小时的会，决定不批准从本国或朝鲜派遣增援部队，将满洲发生的战斗当做“事变”处理，避免正式宣战。⑧然而，3天来关东军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参谋本部允许朝鲜军司令官林中将的援兵越过鸭绿江进驻满洲。(地图：满洲，1931年－1933年)21日午后1时，东京的内阁会议还在进行中，在朝鲜的林竟自作主张，命令部队越过了边界。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天皇报告说，尽管命令部队警戒待命，可是朝鲜的混成旅团，依照战场司令官的独自判断，“已经越过国境，正向奉天进发”。⑨金谷当然清楚，任何一条作战行动的自主权原则都不能证明此时林的独断专行是合法的。
30岁的裕仁现在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支持若槻内阁，控制军部，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此时日本国内对满洲事件的观点不同，军部在政治上还处弱势。如果裕仁希望做一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而不是一个凌驾满洲，1931年—1933年于宪法之上的独裁君主的话，现在正是一个机会。
9月22日，奈良在日记中记下了裕仁在这个紧要关头的表现：
下午，依召拜谒陛下。陛下问，是否已告诫参谋总长(金谷)不要扩大行动。奉答：已经告诫，其实总长不待告诫，亦颇能领会内阁会议主旨与陛下圣意，已依次处理。但驻屯部队势成骑虎，多有越轨，诚不胜遗憾恐惧……午后4时20分，金谷参谋总长拜谒，奏请准许追认朝鲜军混成旅团。陛下指示，此度已无他法，以后务必充分注意。⑩考虑到关东军前锋部队在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有必要对其进行增援，裕仁把现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裕仁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
事件两周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支持军部。10月1日，裕仁已经明白事件是按照预先编排的脚本上演的。他知道了谁是策划者、谁是指挥者以及谁是实行者。他完全清楚那些高级军官命令部队进入他们管辖权限以外的地区，违犯了1908年陆军自己制定的刑法。尽管如此，正如侍从武官长奈良的日记中清楚记录的那样，裕仁只打算对陆军参谋总长和关东军司令官处以最轻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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