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把华北当作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我人力物力的劫掠日甚一日。从此，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随着一九四二年的到来，平原上长出一批批面目可憎的怪物。这种怪物，呈圆筒状，但它又决不是烟筒；说它是高楼，却浑身都张着黑乎乎恶狠狠吃人的血口。它就这样光秃秃直挺挺地做立在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田园。日日夜夜都在监视着这土地上的人们，把他们当作犯人，看作可以随时处死的奴隶。如果谁敢于接近它，或稍有不敬，它会立即使你死于非命。这种怪物，按军语说叫做“堡垒”、“碉堡”，按老百姓的说法叫做“炮楼”。过去蒋介石曾把它奉为神明，用来对付缺少重武器的红军，现在日本法西斯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来窒息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据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统计，敌人在边区共构筑了三千多座据点和碉堡。从来深沟高垒必须联成一体，所以日寇又挖掘了将近四千多公里的封锁沟、筑起了将近五百公里的封锁墙，企图将根据地活活扼死。一九四二年的晋察冀军民，就是在这种点碉如林、沟墙如网的围困之中浴血苦战。
周天虹所在的东线，敌人正在易县、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以西和以北地区，继续推进，企图挖第二道封锁沟。单说周天虹面对的满城，敌人在七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修了一百七十多座炮楼，挖了三百多华里的封锁沟。这些沟深宽各两丈，沿沟修着炮楼，道口设有哨卡和吊桥，要想随意往来决非易事。平原和山地，是根据地血肉相连的两个部分。平原依靠山区得到巩固；山区依靠平原的粮棉得到补充。现在平原被敌占领，而且向山区步步蚕食，山区根据地不能不陷入严重的困境中。
在反蚕食斗争的尖锐时刻，一天，周天虹去营部开会，副营长刘福山笑嘻嘻地递给他一纸命令，还半开玩笑地说：“高升了！”周天虹接过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着调一团四连政治指导员周天虹同志任第三游击支队支队长；着调一团四连连长左明同志任第三游击支队政治委员。”周天虹红着脸看完，心中虽然高兴，也感到这副担子不轻。因为他知道这个支队是活动在保定和满城的平原上，这是敌我斗争十分尖锐的地区。同时他觉得把左明调来同他做伴，又特别合乎自己的心意。左明是他的引路人，同自己情投意合，且有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很可能是上级有意让这位兄长式的老红军来扶助自己。想到这里，他就微微地笑着说：“老连长，这不都是你们培养的吗！”
左明得知这个消息，也很高兴。第二天营里就派了一头骡子，驮着他俩的行李前去上任。
三支队驻在距山口子三四十里的一个山村里。村子名叫钟家店，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两个人在下属的三个连队里转了一遭，得悉每个连不过七八十人，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小营。全支队不着军衣，一律便装，看去有如当地农民，然武器装备齐全，战斗力颇强。尤其是每人身披一件大棉袍，有如旧戏中江湖好汉的大氅，走起来呼扇呼扇的，颇有些古代英雄的风采。这一切都使周天虹和左明眉开眼笑。但是有一点使他们郁郁不乐的，是各连的干部一致反映，粮食的定量太低。他们说，几乎每天都要到第一线执行任务，把敌人修成的和没有修成的炮楼拆掉，要折腾一个通夜，第二天不等天明，就饿得顶不住了。
其实，这个问题他们不去调查也是了解的。因为他们的肚子就是凭证。按照上级规定，前方战斗部队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为一斤半，后方机关为一斤二两；为了救济地方的灾民，部队每人还要节省一两半或二两；这样就只剩下差不多一斤了。如果肉食、蔬菜充足，肚子里还有油水，一斤粮也是可以的；而此时肚子早已被刮得空空的，一斤粮要做出三顿饭就难办了。所以有的部队机关就改为每日两餐。而战斗部队任务重，活动多，自然不行。只能是一稀两干。这样，按老秤十六两一斤，早晨六两，其余两顿均为半斤、半斤米煮出饭来，也就平平的两小瓷碗。部队的每个成员都很自觉，盛饭时只平平地盛上两碗，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一份。如果有哪一位偷偷地多盛上一点儿，或者用勺子摁上一摁，那别人就要吃亏了。即使把这两平碗饭全都吃到肚里，又能顶几时呢？一般说，离开饭还有一两个钟头，就渐渐顶不住了。不是你的肚子咕咕地响，就是他的肚子咕咕地叫，全都提抗议啦。这就是那个苦战年代的真实情景。
两个人回到支队部，对这些问题商讨了一阵，简直没有任何结果。只有盼清明时节早来一点儿，今春雨水大一点儿，树上早长出绿叶，地上早长出更多的野菜，好来作为部队粮食的补充。
自从苏德战争以来，政治机关给每个单位都印发了一张颇为详细的苏联地图。坚持敌后抗战的战士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发展。他们制作了一些小红旗，随时追随着红军的脚步，就好像是一条战线休戚相关的两端。共同的反法西斯的战争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周天虹和左明望着墙上的苏联地图，又议论起那里的战事。这时苏联红军的不利局面还未结束。英美早答应开辟第二战场，但迟迟没有行动。这使敌后的军民感到愤懑。两个人大骂了一通这种企图牺牲盟友的自私心理。
正在这时，手摇电话机丁零丁零响了一阵，周天虹连忙拿起耳机，原来是分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的电话。只听电话里声音朗朗地说：“你是新任支队长周天虹吗？”周天虹应道“是”。对方又说：“奉司令员和参谋长的指示，你们今晚务必要把满城方面大栅营的碉堡彻底平掉。你们要知道，这个碉堡正好堵住我们的嗓子眼儿，敌人下一步就要把碉堡修到你们的炕头上去了。你听懂了吗？”周天虹连称“听懂了”，随后放下了电话。
他同左明简单商量了一下，就通知部队于晚饭后出发，同时也通知满城县武装部，与民兵一起行动。原来大栅营的碉堡，敌人在白天修起，我们在夜里拆掉，已经连续了七个昼夜，今天是第八次了。这就是当时蚕食和反蚕食的艰巨斗争，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太阳离西山老高，他们就出发了。前面走的是部队，后面走的是民兵。全是便装，一时不易分辨，不过民兵背的都是镢头铁锹之类。一路经过白堡、上紫口、下紫口，山口外就是保定以西、满城以东的那块平原了。
此时已经夜幕低垂。周天虹和左明站在小山上往下一望，大栅营就在脚下。远处从东到西，贴着山边子，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鬼眨眼似的灯光。这自然是那道深深的封锁沟了。周天虹当即作了部署：以一个连作第二梯队，两个连分别隔断两侧的敌人，由民兵来拆除将要修成的两人多高的碉堡。
枪声响了，曳光弹鲜艳的红线不绝地扫过漆黑的夜空。周天虹已俨然是一派老战士临战不惊的神态，高高地站立在一块岩石上，全神贯注地望着战场的变化。左明惟恐民兵有失，早跑到下面村子里去了。拆除碉堡的镐锹声，嚓嚓嚓地响成一片，大约能听出好几里远。
枪火，寒夜，杂乱的铁镐声和偶尔的叫喊声，一直持续了一个通夜。将及拂晓时镐锹声停了下来。大栅营的碉堡已经彻底摧毁。三声长长的号音，表示了鸣金收军。
这时东方天际已经撒下银色的晨曦。队伍开始回返。哪知大衣上的霜花还没有抖净，阴霾的天空又飘下雪花来。
在归途上，周天虹默默观察着自己的队伍。尽管人们劳苦了一夜，但是情绪还是很高的。行列里不断有人哼着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周天虹自然更为高兴，因为他第一次独立地率领部队完成了一项任务。
雪越下越大了，很快就落下了厚厚的一层。身上枪上和毡帽头上全是厚厚的雪花。有个小鬼在山坡上滑了一跤，爬起来就骂：“这老天也是汉奸，现在是春天了，还下这么大的雪！”周天虹笑道：“小鬼，你别骂，要没雨水，怕你连野菜也没得吃咧！”
这时，一连通讯员从前面跑过来说：“报告支队长，有一个战士昏倒在山坡上了。”周天虹未加细问，就带着通讯员和卫生员赶上去。只见路边，一个战士侧着身子倒卧在雪地里，身上已经盖了一层雪花，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也搁在一边。守着他的指导员，显出很焦急的样子。周天虹在那个战士身边蹲下来，仔细一看，见他身高体大，方面大脸，生得十分魁伟。但他的脸却蜡黄蜡黄，连一点血色也没有了。周天虹摸了摸他的脉搏却依然在跳，额头上浮着一层虚汗。
“他平时有病吗？”周天虹问指导员。
“没有。”指导员说，“他是我们连最棒的劳动力了，一个人能顶几个人干活儿。”
“那是怎么回事？”
“我看他是饿的。”指导员不好意思地说，“他叫柳郁文，人们都叫他柳大个子。你想这么大个人，每顿吃两平碗饭怎么能行？再说他是共产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实际上吃一碗多，就悄悄地把碗筷放下了。日久天长怎么能顶得住？”
“你们也照顾他一下嘛！”
“怎么照顾？一人一份，可钉可铆的！我多次提醒他，我说柳郁文！你就吃够你那一份吧，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他只笑一笑，过后还是那样。你想这样下去，谁受得了？听说，他过去给地主扛长活，能吃一扁担长的馒头……”
“一扁担长的馒头？”
“就是说把一个一个馒头摆成一扁担长，他全能吃进去。可是地主富农还是愿意雇他，因为他一次能打几百斤，能干好几个人的活儿！”
周天虹听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声，心想这么一个大食量的人，现在一顿吃一碗多饭，是靠什么力量支持的啊。想到这里，心里一酸，几乎要落下泪来。他握着柳郁文的大手，轻轻叫道：
“柳郁文！柳郁文同志！”
“柳大个子！”别人也跟着喊。
这时只见柳郁文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柳郁文同志，你是怎么了？”周天虹亲切地问。
“不怎么，我只觉得眼一黑，腿一软就……”他望着众人，像很抱愧似的。
“你是不是饿了？”
“我是觉着……有一点儿……”他像孩子一般害羞地说。
周天虹连忙把他扶起来，一边转过头对通讯员说：
“把我的干粮口袋拿过来。”
通讯员从脖子上取下干粮袋，周天虹解开口，把一些炒黄豆倒在柳大个子像小蒲扇般的掌心里。这时的柳郁文在众人面前显得十分忸怩，就像自己出了什么漏洞，存在着什么缺欠似的。但是由于饥饿过甚，也就低下头，一把一把地吃了。
周天虹还要劝他吃，他已经摆手谢绝。接着把水壶打开，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了一气，就站起来，连忙背上机枪追赶队伍去了。
这时政治委员左明，已经从后面赶了上来。周天虹同他谈起这事，他也唏嘘不已。最后他们商定，用两个人的名义向上打一个报告，以特殊的事情特殊对待作理由，要求司令员明白宣布给柳大个子发双份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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