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与陈独秀突飞猛进式的关系，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来的更融洽、和谐。胡适和李大钊两人相互帮助，在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中，胡适为其撰写《李超传》。1920年，胡适等人发起的《争自由的宣言》中，李大钊参与其中，大力宣扬。在胡适访问俄国时，李大钊寄语胡适很多关心。

　　当李大钊被杀害后，胡适不怕风险，义无反顾的参加了李大钊的葬礼、在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存》中，胡适在扉页写下纪念四位最近失去的朋友中，李大钊占据首位。可见胡适对李大钊的深厚感情。1934年冬天，胡适凭吊完李大钊后，有又踏上看望南京监狱的好友陈独秀。作为旧时代的葬送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之间的友谊，让后人感受到他们鲜活的文化内涵和人格魅力。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恩怨

　　陈独秀，他在中国对于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国际联系颇深，关系十分复杂，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可谓荣也因此，辱也因此，但是陈独秀为人一生正气，绝不为了保全而降志，宁可接受最沉痛的惩罚打击，也不愿背离自己的理想，改变对正义的追求。

　　中国的革命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渊源难分难舍，尤其是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陈独秀从头到尾的思想与路线都与苏联有着难以割裂的千丝万缕般的维系。纵观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二者之间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大革命的失败为分界线。第一阶段期间，二者直接共事;而第二阶段，陈独秀则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共产国际的反思以及评价。

　　在起初的几次会谈中，陈独秀与马林之间产生了必然的分歧，其中的核心围绕着中国能否脱离共产国际的牵制，而独立自主。这个问题在之后也成为了所有矛盾的根源，纵观这些问题，陈独秀的立场始终是极其鲜明地维护共产党的独立与自主，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陈独秀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由于当时现状，陈独秀处于夹缝的位置，不得不违心地被迫屈从于共产国际的指挥，但在其错误的指导方针导致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忍无可忍，便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了。然而此时的共产国际却事不关己地将所有的责任推诿于陈独秀一人身上，使他背负了如此大的一个黑锅，遭到了沉重的惩罚，直到最后都没能将这个帽子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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