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皮，这两个字一听就叫人毛骨悚然，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凌迟。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
汉景帝时，广川王刘就曾经“生割剥人”，但他怎么个剥法已难查考。三国时吴国末帝孙皓曾剥人脸上的皮。吴亡之后，孙皓降晋，有一天，晋武帝司马炎和侍中王济下棋，孙皓在旁边观战，王济问孙皓：“听说你在吴国时剥人面、刖人足，有这回事吗？”孙皓回答说：“作为人臣而失礼于君主，他就应当受这种刑罚。”这时，王济的腿正在棋桌下面伸着，两只脚伸到司马炎坐的一边去了，他听了孙皓的话，立即把腿缩回来。这件事说明，孙皓对自己曾使用过剥人面皮的刑罚毫不掩饰，也可以看出，想王济这样有地位的人，听到剥皮之刑也会不由得产生畏惧之感。十六国时期，前秦苻生曾经把一些死囚剥去面皮，让他们唱歌跳舞，借以观赏取乐。北齐统治者高氏也惯会剥人面皮。侯景从北齐南逃回梁时，高澄命令逮捕侯景的妻和儿子，先剥下他们的面皮，然后用大铁镬盛油把他们煎死。幼主高恒继承了他的祖父辈和父辈的残暴，经常剥人面皮，亲眼观看被剥者的痛苦之状来取乐。
根据现在可见的史料，六朝以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元朝初年时，元祖忽必烈诛杀了阿合马籍没了他的家。阿合马有个爱妾名叫引柱，武士们搜查时从她的衣柜中搜出两张熟好的人皮，每张皮上都连着两只完整的耳朵。问她存放这人皮有什么用，引柱说，这是诅咒时用的，把它放在神座上，发咒语时人皮就会出现应声。世祖下令把引柱和画师陈某及阿合马的另外两名亲信曹震圭、王台判共四人，剥皮示众。
明朝时，剥皮之刑用得最多、最狠。从明初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到明末的张献忠，不少人都用过剥皮之刑，不少人都用过剥皮之刑。朱元璋开国之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用法峻苛，“剥皮揎草”就是他的一项重要发明。据叶子奇《草木子》记载，朱元璋对各地官员责治甚严，若有官员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官员贪污的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还要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府州县衙附近，都要设立一座厅堂，祭礼土地神，若需要对某人实行剥皮就在这里执行，因此这座厅堂便叫做“皮场庙”1。洪武年间，宫中的太监犯了死罪应当处死者，一般都不用斩首，而是凌迟或者剥皮。朱元璋的宫禁甚严，太监如果有娶妻者，也要处以剥皮之刑：明初开国功臣蓝玉被处死之后也剥了皮，朱元璋还下令把他的皮传示各省。因为蓝玉的女儿是蜀王妃，蜀王朱椿就把蓝玉的皮保存下来。明末张献忠占领成都时，他看见端礼门楼上供着一尊人像，穿着公侯的华服，皮肤和手脚都是人的肉身，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蓝玉。
朱元璋剥皮的手段传给了他的子孙。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了侄子建文皇帝，占了南京，对忠于建文帝的朝臣进行了残酷镇压，景清和胡闰都是被剥了皮的。景清刺杀朱棣未遂，被捕后骂不绝口，朱棣命令剥了他的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胡闰是被缢杀的，然后用灰蠡水脱他的皮，剥下来，揎上草，悬挂在武功坊示众。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赵鐩（即赵疯子）谋反，兵败被俘，同时起事的陈翰、贾勉几、庞文宣、郭汉、宋禄、孙玉、朱仓、孙隆、张富、李隆、孙虎等共三十七人也先后被俘，一齐带到京师午门，朱厚照下令把他们全部处死，并将为首的六人剥皮。当时法司官员启奏说对剥皮之刑曾有祖训让禁止，正德皇帝不听，又下令把剥下来的六人的皮制作成马鞍镫，他有时出行，就骑坐这备有人皮鞍的马。
嘉靖年间，着名抗倭将领汤克宽率兵平定海寇，将海寇首领王艮俘获处死，把他的皮剥下来蒙作鼓面，叫“人皮鼓”。这鼓放在北固山佛院内，后世不少人都见过它。它的声音不如牛皮鼓响亮，据说因为人皮比牛皮纹理厚而没有牛皮结实，所以它的声音不如牛皮。明初洪武时，韩观任两广提督，杀人成性，曾剥人皮作成坐褥，这人皮剥得非常完整，耳目口鼻俱全，把它铺在座椅上，人脸正好在椅背上，头发披散在椅后，韩观升帐就坐着这人皮，以示威严。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当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而且，魏忠贤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有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人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感到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当天夜里，众人都在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举着火把照了照每人的面孔，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也逮了去，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和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一使衣装鲜丽的显官，正是魏忠贤。魏忠贤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入取来熔化的沥青2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幅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明末张献忠将人剥皮的事例很多。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明朝统治者的虐政实行农民式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他大概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蓝玉被剥的人皮，所以他也对明朝的官员予以剥皮。他不仅使用了明朝皇帝曾经使用过的剥皮手段，而且还有不少独出心裁的花样。张献忠入蜀后动不动就拿人剥皮，而目大都是活剥。剥皮时，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脊背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问两侧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就像两只蝙蝠翅膀似的。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如果被剥的人当场致命，行刑的人就要被处死。3当时成都府彭县有个叫龚完敬的，本是崇祯十年（1637）进土，崇祯十六年（1643）因死了父亲回原籍守孝，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他表示降顺，被授予官职，但他心里不愿背叛明朝。张献忠想杀他，把他的仆人抓来问龚完敬每天在家中干什么。其中一个叫龚应登的仆人说，完敬每天五更时起床焚香祷告，不知祷告些什么，每天退朝回来只是叹气，不说一句话，过节时给祖宗绕纸后，记帐单下只写乙酉字样，不书大顺年号，等等。张献忠听到“不书大顺年号”这一句，勃然大怒，喝令刀斧手把龚完敬拿下，推出朝门，活活剥皮，并把剥下的人皮揎上草，晓谕四方。龚完敬的弟弟龚完淳、龚完敬熙及家属婢仆共一百余人同日处死。
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后来投降了南明，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秦王。他也是个惯剥皮的能手。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1652），孙可望杀了陈邦传，并剥下他的皮传示各地。御史李如月向永历帝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永历帝不敢得罪孙可望，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可望的亲信张应科知道了，就向孙可望报告，孙可望大怒，立即命令张应科把李如月抓来剥皮。张应科遵命逮捕李如月，绑在朝门外，又准备了一筐石灰，一捆稻草，放在他面前。李如月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个人告诉他：“这是揎你的草。”李月如叱骂道：“瞎眼的奴才！这草颗颗都是文章，节节都里忠肠！”不一会，张应科站住右边角门台阶上，传达孙可望的旨意，喝令李如月跪下，李如月又骂道：“我是朝廷命官，岂能跪听反贼的命令？”于是步行到中门，向永历帝居住的南宫行跪拜礼。张应科命令把李如月扒掉衣服，按倒在地上，用刀割开脊背的皮肤，直到臀部，李如月大叫道：“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喊着孙可望的名字痛骂。剥皮剥到四肢时，把他的手和脚都砍断，再把他翻过来剥前胸的皮，这时李如月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了，仍能听得出是在骂人，直到最后砍断脖子时，李如月才死去。张应科又指使从人把李如月的皮用石灰渍干，用线缝好，中间塞满草，送到北城门通衢上悬挂起来。
从这里描述的剥皮经过可见孙可望的残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鲁迅在引述这段故事之后，评论说，张献忠的剥皮法是“流贼”式的，孙可望虽说也是流贼出身，但他既然是南明王朝的秦王，后来又降清被封为义王，因而他的剥皮法其实是官式的，这和当初永乐皇帝剥景清的皮的方法完全相同。又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没有剥皮之刑，在清代正史、野史及笔记中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剥皮这种酷刑并不能说已彻底绝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曾对反抗他们的中国人实行剥皮，电影《红高粱》所描写的剥皮情节，原来是取材于《高密县志》记载的真实的事件。
炮烙
商代末年，纣王的宠妃妲己心性狠毒，脾气乖戾，平时很少发笑。纣王为了讨她的欢心，想了许多办法，但妲己脸上难得有一丝笑容。有一天，纣王看见一只蚂蚁爬到了烧热的铜斗上，细小的蚁足被烙伤，不能继续爬行，只是在那里翻滚、挣扎，觉得很有趣，心想，如果人被火烙，那种痛苦挣扎的狼狈相一定更好看。于是，纣王就让人用铜制成方格，下面煨上炭火，把铜格子烧得通红，让有罪的囚犯赤着双脚在上面行走，囚犯痛得惨叫不已，有的人就从格子上掉下来，落入火中被烧死。妲己看到这种情景，果然高兴得咧嘴大笑。纣王大喜，以后经常用铜格子烙人逗妲己发笑，许多人被烙伤或致死。
关于纣王烙人所用的刑具，古代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铜格子。《史记·殷本纪》中的司马贞索引说，纣王“见蚁布铜斗，足废而死，于是为铜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荀子·议兵篇》记此事时说是“炮格”。《吕氏春秋·过理篇》有“肉圃为格”一句，高氏注云：“以铜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烂堕火而死。”显然，这里也认为是铜格。郑康成注《周礼·牛人》篇说“互若今屠家悬肉格意，纣所为亦相似”，与高氏注《吕氏春秋》所言相同。
但是，也有不少书中说纣王烙人用的是铜柱。《史记·殷本纪》的集解引《列女传》说：“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汉书·谷永传》有“榜棰僭于炮烙”一句，颜师古注云：“膏涂铜柱，加之火上。”说它是铜柱更能突出“烙”的意思，所以《韩非子》、《淮南子》等书就不称“炮格”而称“炮烙”。《淮南子·俶真训》又说，纣王所用的不是铜柱而是“金柱”。也许是铜有金色，所以称铜柱为金柱，或者是纣王既用过铜柱，也铸造过金柱，此事难以详考。但就刑具的形式和施行后果而言，铜柱和金柱没有太大的区别，兹不多论。
后世谈到炮烙之刑，多说是铜柱。有关的故事还对施行炮烙的详细情形作了具体的描述，相传明末有个名叫俞寿霍的，崇祯年间的某一天夜晚做梦被阎王差遣的小鬼拘拿到阴曹地府，阎王高坐在阴司大堂，宣判说，俞寿霍平时经常屠杀毒害生灵，应该受炮烙的刑罚。于是，鬼役们抬过来一根铜柱，竖在大堂边一角的地面上，高约七八尺，铜柱的中间是空的，燃烧着木炭，烈焰飞腾，把铜柱烧得上下通红。阎王喝令用刑，两名青面红须、状貌狰狞的鬼卒齐声答应，立即动手，一个抓住俞的头发，一个脱掉俞的衣服，要把俞往铜柱上放。俞寿霍吓得浑身打颤，心胆俱碎。这虽然是笔记小说作者的虚构，但这个故事毕竟反映了人世间确实实行过的炮烙之刑，也反映了古人对炮烙的用刑方法的理解。
也有人说炮烙的刑罚并非始于商纣王，远在夏桀时代就使用过。《符子》记载，桀在瑶台观看炮烙囚犯，对在场的大臣关龙逢说：“你觉得快乐吗？”龙逢回答说快乐。桀说：“观看别人手这样的酷刑，你怎么没有一点儿恻隐之心呢？”龙逢回答说：“天下人认为苦，但君王认为乐，我是君王的股肱重臣，哪能不说快乐？”桀说：“听你的话的意思，好像是想劝谏我。那么你就说吧，如果谏得有道理，我就改正，若谏得无理，我就让你也尝一尝炮烙的滋味。”龙逢说：“依我看，君王的帽子是摇晃欲坠的危石，君王的鞋履是薄脆欲裂的春冰。头顶危石而不被压死，脚踩春冰而不塌陷，那是不可能的。”桀冷笑道：“我的生命是和太阳共存亡的。你只知道我将要死亡，却不知道你自己已离死不远了，现在就让你受炮烙的刑罚，我要亲自看一看你是怎么死的。”龙逢从容不迫地唱着歌，纵身投入火中而死。
关龙逢是传说中的着名忠臣，他死于炮烙的说法仅见于《符子》。《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都没有提到夏桀曾使用过炮烙之刑的事例。罗泌《路史》也说炮烙之刑始于商纣，而非始于夏桀。大概因为夏桀十分暴虐，世人共愤，人们才把炮烙这种极端残忍的行为也加到他身上。综观诸书记载，说炮烙之刑始于商纣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的始祖西伯在向商献洛西之地时，曾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不得已而答应了。西伯的意见顺乎人心，所以他得到人民的拥护，后来武王举起罚纣的旗帜，终于灭商兴周。但是，炮烙之刑并没有随着纣的灭亡而绝迹，它被后世的一些暴君酷吏继承下来。
辽穆宗耶律璟即位后，嗜酒好猎，不恤政事，其残忍横暴的程度，不次于商纣。他对待宫中的五坊、掌兽、近侍、风奉膳、掌酒等御用杂役人员，发现他们稍有小过就加以炮烙或铁梳之刑。所谓铁梳，顾名思义是铁齿梳子，用来梳罪人的身体，把肉一条条地刷下来。铁梳和炮烙并用，其惨无比。罪人受过炮烙之后，身上的皮肉都被烙熟了，再用铁梳，很容易把肉刷掉，只剩下白骨，这样罪人必死无疑。应历十五年（964），虞人沙剌迭丢失一只鹅没有找到，就被处以炮烙和铁梳之刑而死。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时，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金人掳去，也受过类似于炮烙的酷刑。据小说《说岳全传》描写，金人把徽钦二帝俘虏后，老狼主传令把银安殿的地面烧热，将二帝换了衣帽，给他们头上戴上狗皮帽子，身上穿了青衣，身后挂一条狗尾巴，腰间挂着铜鼓，衣带上挂了六个大响铃，手上绑着两根细柳枝，然后把他们的鞋袜脱去，让他们赤着脚站到被烧热的光地上。徽钦二帝脚底板挨烫，忍不住双脚乱跳，这样，身上的铜鼓和铃铛一齐响起来，手上的柳枝乱晃，好像在跳舞似的。金邦的老狼主及其臣僚们在旁边饮酒，观赏作乐。金人的行为，目的在于显示侵略者的淫威，他们不但没有把徽钦二帝当作皇帝，也不把二帝当人看，而是视为可以尽情蹂躏、任意耍弄的动物。大宋朝的威严和脸面，在金国侵略者的暴行之下完全丢尽了，难怪当时宋朝的名臣李若水看到这种情景，不顾一切地把徽钦二帝从银安殿抱下来，然后骂敌而死。这段情节仅见于小说，正史中未有记载，是否真实，尚待考证。
《说岳全传》所描写的金邦老狼主对付徽钦二帝的方法，本来是女真人虐食动物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到清代仍有人使用，名为“烧鹅掌”。康熙年间一位满族王公大臣就爱吃这样的鹅掌。办法是在地上支起一块铁楞，下面燃火把它烧热，像北方的汉民族烙饼的鏊子似的。把鹅放在铁楞上，用铁笼罩住，鹅脚被烫，必然一边惨叫，一边不停地跳跃，不一会鹅掌被烙熟，胀大如同团扇，鹅却还没有死。这时把鹅取出来，割取鹅掌，调以佐料，味道佳美无比。某王公用这种办法吃了许多鹅掌，饱享口福。康熙二十八年（1689）夏包子作乱时，将这位王公活捉，有人知道他有爱吃“烧鹅掌”的嗜好，就决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铁楞把他活活烙死。*某王公的下场，比徽钦二帝还要悲惨。乾隆时着名文学家袁枚曾提到“烧鹅掌”，认为它和用钩刀取活鸡的肝脏烹炒而食的做法一样，都是残害生灵的行为，绝不可行。1其实，烧鹅掌并不是女真民族的发明，汉族的历史上早就有人这样做了。唐武则天时，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分别掌管控鹤监和秘书监，都受武则天的宠信，二人比赛似的显示豪奢和残暴。张易之制作一个大铁蒸笼，笼内燃着炭火，火旁边放一个铜盆，盆里盛着五味汁。鹅鸭放进铁笼中，受到烘烤，必然焦渴，就饮那汤汁，而汤汁也已被烤热。这样，鹅鸭内外受热，不一会就毛落肉熟而死。张昌宗则是建造一间小房子，密不透风，中间燃上炭火，火旁放置五味，把一头毛驴拴在房中，像张易之烤鹅鸭似的直到把驴肉烤熟，供他食用。此类做法甚多，不仅食鹅鸭，食驴肉是这样，还有一种食鳖的方法也与此相似。古代文人记载这些虐食动物的行为时，都持谴责态度，说这些人肆行酷虐必然不得好报。如果用这样的方法作为惩治人的刑罚，那就更不合乎人性的了。
但是，这种非人性的酷刑在汉民族的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南宋初年的着名抗金将领曲端就是被铁笼烤死的。曲端为人忠直，富有谋略，抗击金兵屡立战功。建炎四年（1130），秦桧党羽张浚诬告曲端谋反，将他逮捕，关进恭州（今四川巴县）监狱。那边八月初三日，狱官遵照张浚旨意，让曲端坐在一个铁笼子里，四面煨火烘烤，曲端又热又烫，口渴难忍，向狱官要水喝，狱官就把白酒递给他。曲端饮酒后，正如火上浇油，不一会便九窍流血而死，终年仅四十二岁。
明代宣德初年，明成祖的次子朱高煦的死与曲端相仿。宣宗朱瞻基即位后，高煦自恃勇武绝伦，妄图谋夺帝位，失败后被监禁。宣宗到狱中去看望这位叔父，高煦出其不意伸脚把当皇帝的侄儿绊了一个大跟斗。宣宗大怒，立即命令武士抬来一个大铜缸，缸口朝下把高煦扣住。这铜缸有三百多斤，高煦在里面用力顶，竟能把铜缸顶得左右摇晃。宣宗见高煦难以制服，又叫人取来木炭堆在铜缸四周，用火点燃，铜缸逐渐被烧红，后来熔化为铜汁，把一个英雄无敌的朱高煦活活烧死。清初尤侗作《明史乐府》诗，其中云“可怜高煦亦英雄，顷刻烧死铜缸中”，就是指的这件事。
上述的铁笼烤和铜缸烧，其实都是炮烙之刑的另一种形式。此外，明代拷讯犯人时，常用炮烙之刑来逼取口供。正德年间，着名思想家王守仁的学生冀元亨就受到炮烙。王守仁率军平定了宸濠的叛乱，宦官张忠、许泰等反而诬陷王守仁与宸濠私通。他们审问宸濠，宸濠开始不承认王守仁与自己有来往，后来被盘问不已，就说曾派冀元亨拜王守仁为师。于是，张忠等人拷问冀元亨，并使用炮烙，冀元亨始终不招。张忠等人无可奈何，只好把他监禁，知道嘉靖改元才被释放。但冀元亨因刑伤过重，出狱后五天就死了。
有些酷吏审讯犯人时，所用的刑具有烙铁、火钳等，也属于炮烙一类。明天启年间，魏忠贤控制的镇抚司使用的刑具有一种名为“红绣鞋”。就是一双铁鞋，把它放在炭火中烧红，用铁钳夹出来，让犯人赤脚穿上，脚一进入鞋中，立即皮焦肉烂，严重者造成终身残废。“红绣鞋”到清代还保存在库房里，顺治时，刑部尚书图海认为这种刑具太惨酷，下令把它毁掉，免得后来再有人用它。但是，这位刑部尚书只是毁掉一种刑具而已，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炮烙之刑。后来，某些酷吏审讯犯人或者统治者对造反的民众进行报复时，仍然常常使用炮烙。如太平天国的一些将领和骨干在被清军俘虏后，不少人就受到炮烙一类刑罚的摧残，事例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