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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政治学分析

清政府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基本上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为模仿对象。可是,中国并没有成就一个日式的君主立宪政府,何以如此? 国内外许多研究这一问题的论文和论着主要把重点放在中日两国在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不同的探讨上,而笔者看重的却是政治体制因素。
一
从政治发展的危机论角度观察,清末中国的政治体系面临着权威危机和参与危机。彭怀恩说:“政治体制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政府的‘合法性’( legitimacy)被成员所普遍接受。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权威的接受与支持上的。”[ 1 ] (P14)
政治学者道尔(Robert Dahl) 、伊斯顿(David Easton)研究发现,合法性与政府的能力密切相关。一旦政府不能有效“输出”决策及行政力量,人民所“回馈”的是减少支持,导致权威合法性的基础减弱。在此观点下来观察清末的政治环境,可以说清政府由于无法有效地回应外在环境的挑战,在内忧外患频仍相侵下,政治权威逐渐面临到危机。
1840年,英国的舰队到达广州,用炮口强迫开港并签订《南京条约》, 1854年,美国的舰队到达江户,也用炮口强迫日本开港并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这种境地,使中日两国的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西方文化随坚船利炮而至,中日两国在外力压迫下,不得不从事改革。
清政府的改革较日本为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中国了解西方及科技方面比日本领先,一度日本想了解西方还得通过中国。但明治维新后,日本强,而中国仍弱。甲午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皇帝支持下,起而变法,发动了大规模的制度层面的改革,却因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不仅如此,庚子之役,清政府丧权辱国,革命呼声日高,清政府权威随之瓦解,甚至传统君主专制的体制之合法性都开始被否定,权威危机严重暴露。彭怀恩说:“清廷为时势所迫,不得已重走百日维新的路子,可惜时不我予。因为传统权威一旦崩溃,人民不是重建旧有权威,而是摧毁权威,重新建立新的权威形式。所以清廷最后十年虽然力图振作,从事大幅度的改革,但知识分子已开始寻求新的政治符号及新的团体去认同。所以,改革不仅不能挽救固有的权威,反而逐步腐蚀固有权威所依恃的政治神话、符号、规范与伦理,这些权威所依据的文化及心理基础一旦被怀疑,政府的合法性不再被人民视为‘正当的’。因此,为革命奠下基础的不仅是革命分子,也包括那些改革者。因为清廷试图引导的一连串的变革,最后导致国人生活形态之改变与清廷本身的改变,这些并不能阻止将来倾覆清廷的反清势力与离心势力的增长,此消彼长,无可避免的,满清政府权威瓦解,甚至依附儒家传统的专制王权体制的权威, 都一并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扬弃。”[ 1 ] (P16 - 17)
清末,中国的政治体系除了面临权威危机之外,还面临另一个严重的危机就是“参与危机”。由于民族生存危机、民主思想的影响,新式教育的普及,宪政运动的训练,刺激了知识分子的觉醒和采取政治参与行动表达愿望的冲动,而固有的政治权威体制无法成功地建立制度化的管道,将这些新兴的政治势力成功地纳入到政治体系系统之内,所以造成了内部冲突的紧张、高涨,进而摧毁统治的基础。
传统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现代意义的“官僚体系”,透过考试制度,“成就取向”代替了家族、血缘等“身份取向”的人才引进功能。这不仅维持了官僚制度,也无形中制约了政治体系的精英分子,提供给他们制度化的社会流动之管道,防止他们在体系外采取非法的参与方式,影响政权的安定。但是,西方传播塑造出新式知识分子,其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已异质化。而传统政治体系制度化的人才引进管道过于僵化,缺乏弹性,无法回应快速社会变迁所动员的新兴团体之精英分子,所以很容易导致政治体系出现参与危机。例如,科举制度废除前,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传统人才引进制度下,就无法被纳入体系内。1894年春,尚抱改良思想的孙中山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毫无反响,后走上革命道路。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后,立宪派采取结社、办报、办学、请愿要求一年后召开国会,清政府并未同意,而立宪运动的失败代表清政府处理政治参与问题的失败,使革命派拥有更多的支持群众及团体,也决定了清廷的命运。
从政治革命的政府理论观之,清政府允诺立宪是提升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却激起更多团体的政治参与,结果清政府不仅未扩大政治参与的机会,反而立宪运动成为满洲亲贵扩大掌握中央权力的工具(成立的责任内阁为皇族内阁) 。上升的期望未能实现,导致挫折,进而产生攻击行为,辛亥革命于是爆发。
二
从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上观察,现代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社会变革过程。在那些现代化是原生的并且最早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法国,传统体制对现代化功能的适应比后来进入现代化的社会所展开的要缓慢。这些国家尽管经历过革命和复辟的震荡,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实质性变革却是循序渐进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在化的事实(即未受到激烈的外来干预,因而首先根据的是国内各种利益的平衡)导致了传统体制相对有秩序地、平衡地对现代化功能的适应,从而确立了能够涵容和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事实的现代体制。
与上述范型的国家不同,对于那些由于受到外部现代性的挑战而外生的后起实行现代化国家来说,当他们面临西方现代性挑战时,必须一开始就具备一个强大有效而又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具备协调和控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观念诸方面的紧张关系的功能。正如布莱克所言:“对于一个在包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的(国际)环境中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需要比‘早发达国家’有更大程度的民族团结和控制。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想失掉经济独立,甚至政治独立的话,必须在各个方面高速前进,并且一定要能控制这种高速带来的紧张局面。”[ 2 ] (P98)
应当说,从政治体系讲,中国比日本更有利推行现代化。传统中国在汉朝就发展出相当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在唐朝就建立了完备的、以成就为取向的文官选拔制度,完备的政治结构达到相当高的效率。从比较政治的眼光,中国较日本有更优良的行政组织和文官制度,具有现代意义的官僚体系,中央集权制度中国早已具备。从理论上讲,中国在面临西方现代性挑战时,是最有可能成功回应这种挑战,并顺利赶超发达国家的。然而,历史却嘲笑了中国,老大的天朝上国,先败于西洋,后败于东洋,最终传统政治体系全面崩溃,也并未成就一个现代化国家。
究其原因,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处在西方现代性挑战环境时,中国却处在难以扼止的政治衰败过程之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衰败的趋势愈益严重,根本没有出现一个强大有效率的而又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政府,从上至下推行现代化。所以,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基本丧失殆尽。对于中国朝向现代化努力失败的原因,美国学者沃拉曾说过:“中国失败的原因的确应该归咎为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央政府。”[ 3 ] (P121)那么,当时的中国为什么“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央政府”?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中缺乏推动现代化的力量。
从启动现代化的动力群体看,西欧是属于资本家主导
型,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民间,政府几乎没有发挥过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政府与现代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运用政府权威的力量破除阻碍现代化的一些政治障碍;二是对现代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和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做一些弥补性工作。这是早发达国家的特点。后发达国家就不同了,日本属于政府官员主导型,南美( 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国家属于现代军官主导型,中国则可称之为知识分子主导型。到了当代,中国则可称之为政府官员主导型了。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当时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地方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中央是奕祈、文祥。但在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中,现代化推动者的力量对比并不占据优势,曾、左、李均是地方势力,而且即使当时最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也没有对当时的制度进行根本变革的考虑。就晚清新政来说,直接参与其事的枢臣疆吏有奕劻、载泽、戴鸿慈、袁世凯、端方、荣庆、铁良、寿耆、世续、载沣、瞿鸿机、那桐、廕昌、载洵、绍昌等。这批人才,凡有立宪倾向的,大多只是“言官”而没有实权,其余绝大多数仅有王朝自救意识而无变革意识,既无实施宪政的诚意又缺乏推行宪政的能力。从1906年的“仿行宪政”到1911年“皇族内阁”的出台,统治集团中的各种势力和派别,围绕着权力的再分配展开了残酷的内讧。一方面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皇室贵胄惟恐大权旁落,而拼命想借“预备立宪”之名推行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地方督抚要“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权限”,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削弱君主与王公大臣的权力,结果是愈改愈乱。在这关键时刻,光绪皇帝和有统治能力的慈禧几乎同时(1908)去世。摄政王载沣独揽大权,罢斥袁世凯,不久年事已高的张之洞去世。袁、张二人均崛起于地方,后袁、张被调入军机处,实际上起着联系中央与地方的作用。张去世,袁被黜,一方面意味着地方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失去了在中央的代言人,从而更增强了这些地方力量的离心力;另一方面,中央政权也丧失了对地方势力施加影响的已经极为有限的手段。而且,载沣还让自己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陆军和海军,组建的责任内阁, 13个内阁大臣,满人占8名,汉人占4名,在8名满人中,又有5人是皇室贵族。其直接促成立宪派认同革命。这个内阁组成后不到一年,辛亥革命便爆发了。总之,清政府根本就不是一个强有力而又有现代化取向的政府。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虽然最初的现代化推进者大多形成在各藩中,但在德川幕府被推翻、天皇亲政以后,其中的一些最有才干的人便陆续集中到中央政府之中,从而以中央政府为依托,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强有力的推进现代化的中心。
三
从政治衰败的角度来观察,晚清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必然的。根据美国当代着名政治学家亨延顿的看法,政治衰败是与政治发展相对的概念。如果说政治发展是指政治活动制度化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中央政权权威的强化和统治能力的增强,政府效能的提高,政治局势的稳定等方面的发展;那么,政治衰败则以下述现象为特征:“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受到破坏,被统治者对政权的认同和自愿服从的程度下降。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削弱,政权的渗透能力和主要统治集团的统治能力下降。政治活动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的水平降低,一般政治活动的规则受到破坏,特别是关于权力继替的程序和规则受到破坏。来自权力体系内部的离心和反叛现象增多,底层民众爆发大规模的造反行为,而政府丧失应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腐败现象日益普遍化和严重化,统治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自己及其一般官员的道德约束力。”[ 4 ] (P1～9)
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政治衰败过程有着明显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来说,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并不是自身内部现代性不断孕育、生长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在受到外现代性挑战时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和选择。而政治衰败过程则直接削弱了这个国家对挑战做出有效回应的能力。
在整个19世纪中,中国政治衰败的迹象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自19世纪初以来,清政府政治体系变化的一个显着之处就是向过分专制型集权发展。而过分专制型集权趋势的加强,不仅损害了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而且打破了权力体系的平衡与稳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权力的纵向关系中,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皇室) ,从而导致省一级和县一级政权的萎缩,后来当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时候,则表明出明显的离心倾向;二是在中央政权内部,重大政务几乎无一例外要经过军机处,而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私人的工作班子。但权力向中央,特别是向皇室集中,决不意味着中央政权日益变得强大。因为尽管权力在集中,政府动员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却没有相应增强。特别是当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失去了久已存在的均衡之后,中央支配偌大的一个社会的手段也就在不断丧失了。
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中期已经非常明显。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央政府不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自己的权力体系以解决国内的反叛问题了。与之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是,各种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受到损害,中央和地方政权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实际上是在萎缩。到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由于总督开始多由汉人充任,而巡抚又往往成为总督的亲信。这样,便在中央与省的中间层次上形成地方势力发展的有利土壤。到19世纪末期,虽然这些地方势力表示对朝廷的效忠,但在许多问题上,已经在用阳奉阴违的形式进行抗命,在许多情况下,朝廷不得不听之任之。随之而来的,便是政令懈怠、敷衍塞责之风盛行,官场腐败现象日趋广泛和严重。
从1905年开始的新政最为首要的目标即是解决政治衰败的问题。其中就是削弱地方离心势力,恢复和强化中央政权的力量和权威。如地方力量最大的张之洞和袁世凯被调入中央任军机大臣,同时地方上的权力也就被剥夺,这对强化中央政权有明显的作用。同时,也制订了一系列旨在直接强化中央政权的改革政策,如改革行政部门,设商部等,撤并一些有名无实的部门;建立单一领导制,而不是满汉各一;与腐败现象有密切联系的捐纳制度被废除;明确官员的职责。同时,统一中央财政管理,规定只有度支部有权举借外债;中央各官署筹备的资金要上报度支部;各省筹措的资金都要上报度支部。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效能。然而,清王朝制止政治衰败的努力最终失败,这一切也许都来得太晚了。在这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政治衰败以及内外因素相交织的总体背景下,辛亥革命顺理成章地爆发了,而清王朝也顺理成章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者鲜明的差异,而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决定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
参考文献:
[ 1 ] (台)彭怀恩.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M ]. 台北:洞察出版
社, 1989年.
[ 2 ] (美)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M ]. 北京:商务印
书馆, 1984.
[ 3 ] (美)兰比尔·沃拉. 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M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 4 ] (美)塞缪尔·亨延顿.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资料来源：《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第23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