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沈洁谈民国初年共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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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沈洁谈民国初年共和的困境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此后十几年的乱象表明,共和与帝制之间的纠葛并未平息。何以走向共和的路如此艰难?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洁一直从事近代史研究,她认为:辛亥年底,各方能坐在谈判桌前,最终达成“妥协”,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契约精神”,而是一种悬空的“势均力敌”。革命党拥有风潮,江浙实力立宪派与袁氏的北洋结盟,帝室、皇族优柔力薄,被逼退位。这样的妥协,势必造成日后决裂。
问:就政治兴革的大势而言,晚清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走向共和的历史,但同时又是一部众声喧哗的历史,诸多的主张和蓝图并不都指向共和,这与辛亥以后共和的困境存在怎样的关联?
沈洁:在晚清民初“抵达共和”的过程中,确实能看到众多歧见,“立宪”与“革命”是一个化约的判分,在这个两分背后,其实还站立着面目各异的人群。从1912年这个关节点看,“驱除鞑虏”席卷起排满风暴,继而是帝室、皇族、袁世凯、北洋系、立宪派、封疆大吏、小官僚;同盟会系、光复会系、武昌系的革命派,在“五族共和”的旗帜底下暂时妥协。“帝政终局,民国始基”,可以说,“共和”是清室辞位的心理归依,也是形形色色的守节者放弃抵抗的时势;是各路革命党人掀起革命风暴的旨归,也是立宪派、袁世凯们背弃皇室的“大义”所在。但要知道,旗帜,总是特定政治理论和时代潮流的产物。从口号中的“共和”,到制度意义上的“共和”,进而到植于人心的观念上的“共和”,这中间,路途遥远,充满分歧。这种遥远和分歧,也恰恰是“妥协”本身带来的。这还只是达成了妥协的一方,实则还有不愿妥协的另一方。比如严复、恽毓鼎、陈宝琛等,对共和革命的观察与忧思,在他们看来,“共和”是通过“手枪”拿来的,“暴酷箝制,过于专制十倍”。这也因应了梁济弃世时的悲哀,原本以为“躬逢新国,亦欲一觇其改革如何”,目力所及,却分明是一个失火的世界、一个手枪和贿金横飞的世界。辛亥后的中国,严复讲,“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是脱序的时代。以短短数月终结两千余年帝制,中间必定存在大量脱节。党派纷争、民众于新制的懵懂、帝制时代的各式遗留、伦理和意识形态的混乱,都在以不同形式映射现代转型的曲折。从这些“复杂”,再折回去看晚清的“众声喧哗”,就能更多地理解共和革命是从哪里开始失序的,这个过程中又有多少人在试图建立秩序。战乱与政乱,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纷争,都是失序-秩序博弈的过程。如果把这个历史时段再拉长一点,辛亥是从帝制到民国的转折,辛亥之后,是对法统与共和解释权、定义权、掌控权的纷争,而1926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则基本终结了1911年以来有关“法”与“统”、“法”与“道”的离乱,晚清人物逐步淡出舞台,新主义、新势力登场,中国历史从这里开始,渐渐摆脱辛亥的遗产,超离出戊戌的理想,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也是从这里开始,帝制还是共和,不再纠缠中国人,“党”和“主义”成为历史的关键词。
问:辛亥革命之后,君宪已无可能,这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角力的结果,还是有其他原因?
沈洁:“君宪已无可能”,这种说法很能体现这一百年来革命史观对历史的笼罩。这是辛亥年直至当下,我们对民初中国的一种常识性认知。但如果回到民初,其实存在多种可能。这就不能不谈到洪宪和丁巳两次复辟。当然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我要强调,并不能依此论证“共和已深入人心”。需要追问的是,民国既已开始,仅十年之内,为什么有两次君主再临?这不是某几个人、几个派别以阴谋可以促成。恰恰证明,帝制倾覆后,政治淆乱及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洪宪帝制中的理论家,从杨度到古德诺、有贺长雄,几乎个个都是从辛亥的仓促革命、共和国体不适于国俗民情谈起。杨度《君宪救国论》强调的就是共和成立太骤,“并未听国民之自由研究,而以少数人之武力成之”。洪宪失败,杨度接受记者采访,坦言“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他以共和赋予的权利,坚持君宪的思想,这在民初中国算不上特别异议可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袁世凯处在如此思想和言论环境中,他想要返回君主制度以重建被辛亥革命打乱的国家秩序。这中间,是有情、理存在的。也因此,作为后世的观察者,可以抛开丑剧、昏聩这样的时代语言,更冷静地去看待帝制运动,它的成因,以及对政治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说到革命派与北洋、立宪派的角力,这也是构成民初政乱的重要原因。党人和袁氏,均意在独大。这种不肯妥协,就政治向度而言极易造成失序。从宋案到二次革命,就是梁漱溟评论的“助长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而革命党内部,同样是大小山头,明争暗斗,“革命尚未成功,牛鬼蛇神出现”。徐绍桢晚年评述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原因,曾说:“时民党为都督者十六省,皆志满意得,卒为袁军所败,或且投械于袁,以图自保其功名富贵,是不能自哀而人哀之也。”熊十力也说过,辛亥后的革命党“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所以,如果说民初存在“权威真空”,那也是多向度、多维度的,实际上,并非真空,而是多头权威,太多缠斗与掣肘,致使政治走向无序和无休止的争端。
问:清帝的逊位,包括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妥协,与立宪派的妥协,以及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妥协。这似乎是个很好的开始,可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对妥协的僭越,而不是对妥协的恪守,这是为什么?
沈洁:帝制终结,代表了“天命”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民心”、“民意”。但袁世凯以弄权接掌民国,他背后究竟凝聚了多少“民心”、“民意”,本身已足够令人怀疑;再加上立宪派、旧官僚三心二意,革命派强势对抗,新生的共和国已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度。所以黄远生说,“以国民之无根底,主动者之客气与感情,则革命之后,安得有善果!”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成王败寇,向来缺乏妥协,历代鼎革,也多的是持节“玉碎”。辛亥年底,各方能坐在谈判桌前,最终达成“妥协”,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契约精神”,而是一种悬空的“势均力敌”。革命党拥有风潮,江浙实力立宪派与袁氏的北洋结盟,帝室、皇族优柔力薄,被逼退位。这样的妥协,势必造成日后决裂。
再者,由帝制到宪政,政党是题中重要一义,也理应在共和政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宪政由一场仓促的革命肇造,政党政治及其社会基础不但不完备,可以说完全不具备。所以,民国伊始,一下子冒出大大小小无数政党、政派,在“共和”旗帜下合纵连横,合法地展开权争。辛亥元勋蔡济民说“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王闿运则更加直截了当:“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政客如鲫,植党若林”,这是民初中国的政坛实录,他们“各秉入主出奴之见,群挟尔诈我虞之机”,国事,遂脞于无形;庶政,亦败坏于冥冥之中。由政党流于政客,不单是称呼上的改变,因此导致的争端、国政败坏,也使得国人一度对政党、进而对民国失去信心。共和政治甫一成立,便迎来了长达十余年的持续政乱与兵乱。直到北伐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进入一种相对成型的政党政治。袁世凯想用旧专制(君宪)来恢复集权,但他面对的已是全新的问题,执旧方以医新病,注定乱局;而国民革命后的党治亦未形成法制底下的妥协精神,对如何建立基层组织缺乏能力。可以说,整个现代中国,以集权保障现代建设与宪政之间,始终充满扭结。
问:共和取代帝制以后,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包括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您怎么看其间共和与帝制之间的关系?
沈洁:前面已经讲到,复辟发生,几乎可以视为辛亥年的未完成及其继续。派别和利益群体的纷争是题中一义,政治理想、文化理想的分歧也是题中一义。这是精英层面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一般意义上的、被革命裹挟着“同去!同去!”的“咸与维新”的“中国”。讲几个具体的故事好了。辜鸿铭在北大讲堂上大发议论,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个‘王’字就不行”。北洋时期,战争连绵,内地乡下总有人问:“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老百姓不懂什么共和,却认为,天下总要有一个“真龙天子”。两个乞丐在闹市吵架,一丐厉声说:“今日尚有王法耶,都由共和民国成此大害,假令皇帝复生,必不容若辈如此横行。吾惟旦夕祷祈老天,复生一皇帝也。”民初,一位官员记其家乡乡民,只知道皇帝,而不知道新建立的共和制为何物,在他们看来,“现在国无王法,何分皂白?……京津保定,均被抢劫,皆系无皇帝管束之故”。虽经百般解释民主共和的含义,然而“愚者百说而不解,黠者群笑以为诳”,终日以无皇帝为虑。这都是历史中的真实影像,与辜鸿铭的说法倒是一致的,“皇帝”和“王法”高悬于上,对百姓至关重要,这代表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秩序和敬畏。民初,不少北京人家中常备各种旗帜,以应万变,其中当然包括大清国的龙旗。张勋复辟时京城内外龙旗飘扬,不是偶然,亦无法以“投机”心理一言以蔽之。皇帝观念依然在政统与道统的接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李劼人的纪实小说《大波》中,林小胖子和乔北溟谈论“文明演说”:“听来听去,老是那几句话:文明啦!野蛮啦!国粹啦!秩序啦!其实同我一样,啥也没弄清楚。”“啥也没弄清楚”,说的不但是小人物的懵懂,也是大人物们的慌乱。梁启超在反对袁氏帝制的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回忆徐佛苏在辛亥、壬子之交对他说过的话:“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国事如此,热忱、不易灰心如梁任公者,也只能自道“殊苦无术”,“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帝制与共和之间的反复与翻覆,是辛亥革命的自然延续;而此后,由共和衍出国民大革命,党权与党争之间再成反复与翻覆,这同样包含了中国革命的内在因果。
问:与政争和军阀割据相对应,共和以后,不但共和的信条没能建立起来,而且整个思想界亦呈现出极度纷乱的状态,为什么新文化运动能从这种状态中突围?
沈洁:新文化运动既构成一种突围,一种“文艺复兴”,同时也是晚清以降“向西方看”潮流的承续。梁启超概括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由器物到政制、到文化的三阶段论,新文化运动承接“五四”,是继“新学猖狂”、君宪与革命而来的,为现代中国寻求自我改造的第三阶段演进。文体问题、孔教问题、科学与玄学、人生观问题、文化本位问题,等等,这些论战和思想,凡能归入中、西、新、旧范畴的,都可视为戊戌维新思潮的延续,是西力东侵的产物。辛亥革命以后政界、学界探索共和政治的种种努力,其实都可以归拢到戊戌以降“向西方看”的历史脉络中。这个过程从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新文化运动,所有从新学、从西方的选择,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中国的现代改造。但“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转向,从个人主义转向群体主义,从英美转向苏俄,“到民间去”和社会主义广泛传播,这些转向的发生从根本处突破了戊戌以降国人的思维归属。这一转向,甚至比辛亥革命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由思想而思潮,由思潮推进为文化运动,再由文化运动演为政治转折,这在晚清到北伐以前的历史变迁中,基本成为一种规律。周作人后来说,从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若是没有这回政治性的学生对政府之抗争,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无论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结果,日久,或者就将被大家淡忘了也说不定”。胡适也曾在1933年总结过,中国现代思想可约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为“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以1923年为界,此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都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精准概括了新文化运动在二十年代的转向。“五四”新文化真正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陈秀独所说“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伦理觉悟恐怕还在其次,关键在于,这一转向直接导致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党化和组织化。所以说,把“五四”新文化仅仅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很表层的看法。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到政治的变化,完成了一种承上启下:承接晚清以降的西学思潮,也揭幕即将到来的大革命。
问:陈志让先生在《军绅政权》一书中说,辛亥以前中国是“绅军政权”,辛亥革命后中国是“军绅政权”。在民国初年的乱象中,军、绅势力的消长,对共和的走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沈洁:概括来讲,“绅-军”是帝制时代的政权,基础为绅士和军人的联合;“军-绅”则是1912年以后军人势力壮大,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变成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亦即通常所说,军阀统治的时代。这个时代,广义上从1912年一直延续到1949年,狭义上则圈定在1928年北伐结束之前。
辛亥妥协及民初乱象,带给军绅统制的政权的影响,最重要的有两点:政治上高度离散、持续于内战形态;外交上,军阀不以保卫国家主权完整为职,较少受民族主义影响。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分崩离析”,政治、经济、社会都分为派系和地区,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法律也不能控制军队,所以鲁迅说“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进一步讲,辛亥以后,帝制解体,中国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实质上却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然而,也正是在民初这十数年的乱象中,失序导出了新的秩序:因军阀多提倡儒家及其纲纪学说,于是而有反礼教、反传统;军绅政权不抵抗帝国主义,与之相对,精英与民众中则弥漫民族主义;经济上初步工业化的展开与政治上四分五裂相碰撞,则各种社会主义、工农主义、“劳工神圣”抬头。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背景下,1921年共产党成立,1923-1924年国民党改组,继而国共合作,汇成1926-1928年的革命运动。十年内乱,北洋已成鱼烂瓦解之势,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军起,则终于覆灭。北洋终结的,实际上是一个戊戌以来的中国;而它留给中国革命的遗产则在于,民族主义勃兴(至抗战臻于极点),我们开始奋力追求一个党、一个主义,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凡此等等,既是北洋军绅政权的反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