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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中国档案学三次发展高潮的成因与启示
人类已经从20世纪进入2l世纪,在这新世纪到来之初,有必要对我国档案学在上个世纪发展过程进行百年回眸。综观20世纪,可以发现有三次档案学迅猛发展的高潮,而这三次高潮都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通过对这些成因的剖析,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出若干启示,这对探析如何为新世纪档案学发展建立相应的支撑环境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我国档案学的思想已经孕育和萌芽,并且它和我国的档案工作一样历史源远流长,在有关的思想中也存在一些对档案和档案工作问题的理性认识和总结,但是开始把档案和档案工作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而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引进到科学学科殿堂,却始于20世纪的20一30年代。从此后至40年代期间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出现丁20世纪第一次发展高潮。其形成的原因概括如下:
首先,古代封建社会档案学萌芽为我国近代档案学的产生以及档案学第一次研究高潮的形成做丁初步准备。由于古代封建社会对档案工作的束缚,使得我国档案学思想萌芽出现较晚,大约在清朝中期以后,档案学思想萌芽的条件逐渐成熟,如在清代我国已有了朴素的档案概念,“档案”一词,据现有的材料初见于清代的康熙年间的《起居注册》中:清着名学者章学诚认为档案为一种最可靠的史料,这已经包含了现代档案定义的某些内容;嘉庆年间编制的《清理东大库分类目录》基本上是以封建皇帝的管理职能活动为根据而划分的,它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档案分类思想的渊源;清代大量地进行档案文献汇编与公布工作,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原则与技术方法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果,这一切都成为了近代档案学形成和发展值得借鉴的重要遗产。
其次,我国历史悠久的档案事业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前机关档案为主的档案工作发展,呼唤着与此相关的近代档案学的尽早产生,这也为我国档案学第一次发展高潮的形成奠定丁实践基础。清代末期,随着档案数量的扩大,在各级政权机构中普通设立了档案部门,1912年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改革了公文制度和档案机构的设置,在一些档案机构中还制定了具体的档案管理制度,这标志看机关档案工作在20世纪20一30年代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同样这就要求有科学的档案管理方法与之相应,因此当时就有人开始对档案文件的登记、分类、立卷等方面进行了经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促使人们去研究档案学理论,进而形成研究高潮。
第三,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高潮形成的政治背景和直接原因。1933年国民党发起一个由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主持的“行政效率”运动,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党机关的办事效率,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对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在这场运动中,行政界的知名人士甘乃光、滕固、周连宽等都参加了档案学研究的行列,形成了档案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当时,行政效率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行政效率》杂志先后刊登有六七十篇文书档案工作方面的文章,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专门从事档案学研究的阵地。在这同时也出版发行了一批档案学专着,如30年代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答理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等,文章或着作均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研究和总结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档案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的形成起到极为重要的直接的促进作用。
最后,史学界整理明清历史档案和学术研究活动的需要以及近代意义上的档案教育的创立,也促使了第一次研究高潮的形成和发展。自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史学界开始注意近代史的研究,当时故宫博物院等学术机构在对明清历史档案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利用工作实践的同时,史学界对如何科学地整理和利用历史档案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1935年10月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文献特刊》后改为《文献论丛》,它是我国史学界研究档案学的最早刊物。此外,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适应各级机关增强行政效率的需要,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校创办了档案管理专科,1946年3月殷钟麒在重庆办了一所私立祟实档案学校,这些学校的一批教育者本身就是近代档案学者,其中如殷钟麒、博振伦等。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档案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形成,起步于总结整理明清档案实践活动之中,其发展也离不开史学界和教育界的参与和推动。
档案学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其意义在于使得中国的档案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突破——具有近、现代意义的中国档案学终于产生,并得到了初步发展,从此在中国的科学体系中有了档案学应有的地位。
二
建国后,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国家规模意义上的档案事业也于50年代开始起步,这为20世纪的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又提供了一次良机,从50年代初开始了第二次发展高潮,并一直延续到1965年。其形成的客观原因概括如下:
首先,社会意识形态的变更导致档案学必须进行全面的理论更新和重构。建国前的档案学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着当时统治利益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不能使用于建国后档案事业发展需要的,我们也不可能依靠它来指导新中国的档案事业。那么建国后随着政权的建立,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建立,要求必须在新中国档案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创建自己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档案学。
其次,现代中国档案事业已初步发展成具有国家规模的一项事业为档案学开辟了广阔道路,促使档案学研究必须面对现实,同步发展。从建国初到1956年底的七年中,全国档案事业的领导机构国家档案局和各省、市、自治区档案管理机构以及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建立、中央档案馆的筹建,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档案室工作普遍开展。这就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高潮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客观的实践基础。
第三,党和国家的重视,给档案学发展形成第二次高潮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档案学建立初期和渐进发展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党和国家的每一次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档案工作会议以及会议上的报告、通过的条例及法律文件,都是对档案学的最宝贵的研究和理论的总结;1956年3月27日国务院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的科学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也在1956年制定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中,把档案学列为该规划的独立学科之一,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最后,新中国档案教育的建立,为档案学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与发展提供了生力军。因建国后培养档案干部的需要,档案教育自然发展起来了。195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成立,并于1955年发展成历史档案系。由于高等教育的性质和特点,该室系的教员们在建设课程的同时,也就开始了系统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从此我国就形成了一个档案学的研究基地。
通过第二次高潮的发展,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日益密切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且能够支撑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得以构建并渐进发展,档案学学科地位逐步确立。
三
十年动乱以后,尤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包括档案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始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并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巨变。同样,中国的档案学发展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进入了20世纪发展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开创了档案学研究空前繁荣的新景象。其形成的客观原因概括如下:
首先在第二次高潮中初步建立起的档案学学科体系与内容,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恢复、总结和提高,而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的迅速发展,也为档案工作实践中带来从宏观到微观的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些都迫切需要得到档案学理论的引导,需要档案理论界和实践部门作出相应的回答。为此国家档案局号召大力开展档案学研究工作,并且一直把档案学的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作为全面建设和发展我国档案事业的重点工作。
其次,良好、开放的学术环境得以建立,学术交流气氛十分活跃,从而推动了档案学研究第三次高潮的开展。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活动,不可能没有不同的观点。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档案界也摆脱了“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极大地激发了研究者的创造灵感,鼓励他们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这样就更容易形成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学术氛围和环境。在这段时期中档案学术界开展过一次又一次的大讨论,是前两次高潮中无法比拟的。
第三,国门的打开,使得档案学术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档案界的国际交流与交往日趋龋繁,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倾向也日趋增强,这可以说对推动档案学第三次高潮在已经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文革”前对外国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如前苏联。自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后,档案界已经摈弃了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对国外档案学的借鉴更具有客观性和全局性。
最后,档案事业其他一些方面的工作,如教育、学会以及宣传出版等工作的发展,逐步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档案学研究的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档案教育发展异常迅速,许多高校纷纷兴办档案专业,且学历教育的层次也有所提高,已经具备培养档案学博士、硕士和双学位生的条件,为档案学界输出了一大批研究人才;1981年档案学研究者有了自己的研究组织,即中国档案学会,这使得档案学研究从少数专家、学者研究发展为专家研究和群众研究相结合,而且由于档案教育的发展改变了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一家档案学研究基地的格局,发展成为以人大档案学院为研究中心、其他高校档案系或教研室以及各级地方或行业档案学会为两翼的研究格局;同时该时期档案学期刊迅猛发展以及中国档案出版社的建立,使得学术研究的园地日趋完善。
我国档案学第三次发展的高潮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档案学研究最辉煌的时期。通过这次高潮的发展,档案学研究得以繁荣发展,进而使得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拓展、深化和突破,学科体系也进一步得到完善。
四
通过以上对20世纪我国档案学发展的三次高潮形成条件的简要回顾分析,我们深深感到在20世纪这个不平凡的世纪里,在一定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和支持下,以及通过几代档案界的有关人员的自身努力,我国档案学从无到有且有了迅猛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发展我国档案事业的理论支撑体系。在新世纪到来之初,中国的档案学发展应当需要怎样的支持条件?这些应当是档案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上述分析中可以为我们提供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启示,它们或许对未来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启示具体如下:
首先,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宏观社会环境的保证和需要。一方面,良好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根本保证。在上述的档案学发展的每一次高潮期间中,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档案学的发展,如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就是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的主持下开展起来的,而且当时近代档案学研究主流是行政界,再如建国后的第二、第三次高潮中国家的各级政府和领导就更为重视和关心,都是把档案学列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规划的独立学科之一,而且档案学研究也有着良好、开放的学术环境,这一点尤其反映在第三次高潮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档案学研究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社会不断增长的对档案管理和服务的要求可以成为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通过对上述的档案学发展的每一次高潮的成因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或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必然要求档案部门扩展档案管理和服务的范围,并提高工作水平和质量来满足这些要求,而在这过程中人们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将不断得到深化,因而就会产生与之相关的、新的档案学理论。例如第一次高潮形成过程中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就是为了满足国民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以及国外行政管理科学化对中国政界影响的要求;再如我国的科技档案学理论就是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作为应用性很强的管理学科,中国档案学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20世纪档案学发展的三次高潮可以表明中国档案学是与中国的档案事业密切相关的,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孕育和提供了中国特色档案学发展沃土,正是中国档案事业的需要才是中国档案学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且从那以后,伴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我国档案学研究也步步深入,档案学研究的可行性“空间”也越来越宽广;而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又对档案事业的指导和推进作用也逐步加强,可以说中国档案事业的实践为档案学理论提供了“实验室”,而档案学理论反过来又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助推器”,只有档案学理论才使得中国档案事业得以广泛拓展和纵向深入,它是有效推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驱动力,今天蓬勃发屉的中国档案事业是同当今档案学理论的贡献紧密相连的。
再次,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也体现了循序和渐进、继承和创新的科学的一般发展规律。从20世纪20一30年代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学科知识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分散到系统、从低级到高级,档案学的科学体系是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学科地位也是逐步提高的,而且这种发展也表现为一定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综现20世纪我国档案学发展的三次高潮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后一次高潮中形成的成果都是建立在前一次高潮的继承基础上的并有所提高和创新,例如古代封建社会档案学萌芽就为第一次高潮的形成做了初步准备,建国后的第二次研究高潮中研究者批判地继承了第一次高潮形成的近代档案学的遗产,而在第二次高潮中初步建立的档案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则在第三次档案学高潮条件下进行了恢复、总结和提高,使之成为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档案学。
最后,在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过程中,档案高等教育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综观我国档案学发展的三次高潮的历史,不难看出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研究的主体,而这种主体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高等教育者,以及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学生培养而为档案学的发展提供的后备军。同样,在这三次档案学高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形成的发展的快速时期,因此可以说档案高等教育是发展档案学的重要因素,而档案学也是发展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基础,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结合和促进的关系。
(转载自国家信息资源管理南京研究基地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