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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于梅舫：陈澧之学的两歧反应及不同立意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4年第3期
摘要：学人对于陈澧学说的认识在其身前、身后迥异其趣，而又前后呼应。在陈澧身前，学人最重其经史考证之作，而根本不提其有意超越江浙学术而精心结撰的汉宋兼采之学。经张之洞鼓吹，陈澧汉宋兼采之学在其身后成为显学，引起一些学有本末的大儒名家辨析其中精微，不仅显现同为所谓“兼采汉宋之学”的取径差异，更可见其中落脚根基的深浅。这些对陈澧兼采汉宋之学持批评态度的学人，对陈澧经解小学与地理考证之作皆极倾倒，不仅与当时学人在陈澧身前的认识接近，甚至与陈澧最终的自我评断一致，可见学术本身自有约束的机制，不受外在风气与权势的转移。
关键词：陈澧 经史考证之学 沟通汉宋之学陈澧是晚清岭南大儒，治学主张沟通汉宋，影响晚清学术既广且深，是民国以来学术史叙述中兼采汉宋之学的一大旗帜。前辈学人对于陈澧学说的研究已渐趋热门，对于其学说的流传及其反响虽未有专门研究，却可从各家自有主题的论着中发现东塾之学流传的大概脉络与学人反应的一定面相。①不过，若从历史演化的脉络出发，顺时考察陈澧学说在不同时期的流传，显现不同学人在不同时期的各异反应，疏证背后的立意及运思，可对此问题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今人多不注意当时学人对陈澧之学的认识在其身前、身后其实迥异其趣，而又脉络延续。在陈澧身前，学人最为重视的是其得自江浙学术真传的经解小学与地理考证之作，而非其精心结撰的汉宋兼采之学。在其身后，由于张之洞的鼓吹，东塾汉宋兼采之学成为一时显学，陈澧与汉宋兼采似乎也合二为一。这也引起了一些学有本末的大儒名家辨析其中精微，他们对陈澧兼采汉宋之学多持批评态度，对陈澧中年以前的经解小学与地理考证之作却一致倾倒，环绕一圈，似又回到原点。抛开以大帅领袖学界的张之洞的干预及循风气之说，真正以学为主的学人对陈澧学说的认识其实极为一致，甚至与陈澧晚年自我评断同调，说明学术自身本有规律约束，与外在的鼓吹与权势无关。而从陈澧学说的流传尤其是学人的不同反响落脚，不仅是从前后左右深入认识陈澧学说的上好角度，也可显现同为所谓“兼采汉宋之学”的取径差异，更见其中落脚根基的深浅。
一、江浙门径与经史小学
陈澧学说，出自阮元引江浙学术入粤的学海堂。虽然陈澧在中年之后以沟通汉宋相号召，有意超越江浙学术而自成一家之学，可是陈澧身前之所以能够成名于五岭之外，主要还是得益于出自江浙学术脉络的经史考证之学。有意思的是，这不仅是外界学人的认识，还是陈澧顺应风气的有意为之。
陈澧的后人称其“方弱冠，即以经术文章名于时，诸学长见所为文，皆叹赏之”。[1]大概与事实不符。陈澧自己承认少年雅好诗文，不喜经史考证之学。[2]真正“以经术文章名于时”，还是在入学海堂以后。陈澧在25岁时被选为学海堂的专课肄业生，渐渐深入江浙学术门径，六年后因学问优于同辈而被补为学海堂学长，遂以经史之学进入岭南学术主流。
陈澧的经史之学确实有其过人之处，后人称澧学出于阮元而精纯过之不无道理。[3]陈澧身前的学术声名大体都与经史之学有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广东高要人冯誉骥参加会试，次场《尚书题》为同律度量衡。冯氏“本郑注阴律阳律立说，余艺亦经义纷披，迥异常卷。房考某公惊异以示同校某编修”。此编修答道：“此必吾邑陈兰甫孝廉卷，最深经学者也。亟宜荐之以冀获售。”[4]虽为时人误判，实可见陈澧在岭南士人眼中精于经学之形象。道光二十九年，陈澧汇集经史考证之作刊刻《东塾类稿》一书，声名随渐流播于五岭之外。福建侯官人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称：“兰甫所着《东塾类稿》，谈经之文，博而且精，多纠江慎斋、阮芸台、段懋堂诸家之失。妙辞奥义，发前人所未发。”[5]
同治二年(1863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抚粤期间，郭嵩焘恢复因经费短缺已停罢多年的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并增加学海堂的常备经费以保证此举得以延续，以此重振学海堂声势。[6]郭嵩焘在此其中，甚为倚重已隐然为岭南学界领袖的陈澧。“始至粤”，便马上拜访陈澧。[7]且聘陈澧总核广东舆地图事，旋邀其主持修志，[8]复荐其入都为国子先生。[9]郭嵩焘仰仗陈澧，或有用陈之意，确也不乏知人之见。②此时恰逢高心夔来粤，高与郭嵩焘言：“欲游罗浮，不然，枉为广东一行耳矣。”郭嵩焘答道：“君至广东，已见陈兰甫，不枉此行。”[10]高心夔为肃顺门下六子之一，又深得曾国藩赏识，既具干才又精小学，郭嵩焘在高氏之前作如此语，对陈澧可谓推重不遗余力。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幕府中的贵州名儒莫友芝通过丁日昌之手，将其新作《唐宋说文木部笺异》转赠陈澧。[11]此书为莫友芝用心之作，曾国藩《日记》记述莫友芝“新得唐人写本《说文》，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义，自作《校勘记》，比较孙刻大徐本、祁刻小徐本，异同甚多，佳处不可胜数，大喜，以为天下之至宝也”。[12]莫友芝与陈澧20年前在京城书肆曾有一面之缘，20年后因缘于陈澧求陈旸《乐书》于丁日昌，莫友芝遂主动题篆，复赠考证《说文》之得意新作，主要便缘于高心夔等述陈澧精于小学、声律、地理考证之说。同治七年五月三日，莫友芝复陈澧谢其赠书之信，便说：“客皖口，曾于友人案头，见大着《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其贯穿古今，海内无匹。既识高足冯竹儒，又故人高碧湄(即高心夔，号碧湄，笔者注)经过，并娓娓道先生文行。”[13]
郭嵩焘、高心夔、莫友芝皆为或曾为曾国藩幕府中人，或许因为此层关系，曾国藩本人及其幕府中其他学人文士亦渐深知东塾之学。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曾幕府中粤人陈兰彬自京城归来，特意赠送陈澧所着“《声律通考》一种、《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一种”，两天后曾国藩“略一翻阅，服其精博”。[14]时曾国藩为同治中兴重臣，又为理学名臣，为中外学人所尊仰。加之曾氏气魄大能容人，内藤虎次郎即称“近时曾国藩开府得人尤盛”，[15]故其幕府能网罗汇聚各色人才。曾氏曾与幕府中友朋论学时，叹服陈澧《声律通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精审允当。[16]曾国藩如此推重陈澧的声律、地理考证之作，势必促进东塾经史考证之学的流传。需要注意的是，陈澧此时早已有意超越江浙学术，幡然以沟通汉宋为自己的学术精神宗旨，可见学人的评断与其自我认同之间是有距离的。有意思的是，陈澧虽有心弃去江浙旧辙，还是欲以自己早年经史考证的旧作在岭外搏誉，增强时人对其经史小学的接受与认识。
同治元年(1862年)，陈澧弟子桂文灿入都向皇帝呈献《经学丛书》，皇帝赞谕：“所呈各种考证笺注，均尚详明。《群经补正》一篇，于近儒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经说多所纠正，荟萃众家，确有依据，具见潜心研究之功。”[17]桂文灿名声遂大振。汪鸣銮序其书便称：“兰甫弟子着录甚众，桂君文灿尤知名”，赞其“于群经无所不甄综，而尤精《易》、《诗》、《孝经》、《孟子》”，又“于国朝研经诸儒，洞悉源流，不独为粤中翘楚，抑不愧海内硕彦”。③李慈铭称其《群经补正》一书，为“不朽业也。以鄙人所见，《经义述闻》外，无与抗对”。[18]黄体芳称：“阮元开学海堂课士，末乃得文灿，为不负其堂。”[19]同治十年，桂文灿应邀在京参加龙树寺觞咏大会，同时与会者俱为一时俊彦，计有潘祖荫、张之洞、李慈铭、赵之谦、王闿运、秦炳文、陈倬、陈乔森、王咏霓、王懿荣、孙诒让等名士。此次雅集，后由秦炳文绘图，王闿运题诗，桂文灿作记。[20]桂文灿显然已进入当时士林主流。陈澧对弟子桂文灿能在京城得名极为欣喜，致信桂文灿道：“近与星南戏谈，皓庭在京似戴东原，吾其为江慎修乎?但此语勿为外人道也。”可见意气之风发。基于此，陈澧特意嘱托桂文灿在友人间分发自己的文集《东塾类稿》，称：“《东塾类稿》已托梁□□、叶菊台各带五部，已启程矣。此后尚可续寄。”[21]
《东塾类稿》是陈澧在道光二十九年刊刻的早年着作，体现其学术转变之前的学术实践与见识。陈澧曾说：“年三十时读《易》至志在随人所执下也，悚然汗下。于是学术一变，务求心得，不敢蔑弃成说，亦不敢轻循时趋。”[22]在留待后人的读书笔记中自述学术演进也说：“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全赖甲辰出都，途中与李碧舲争辩，归而悔之，乃有此二十年学问。”所谓时趋、近时之学，大体便是得自学海堂而反映在《东塾类稿》中的“近儒训诂考证之学”。[23]而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陈澧已刻成反映其学术转变之后精神宗旨的《汉儒通义》，同年更寓用意的《学思录》也开始着手。[24]陈澧在同治元年尚以近似弃去的《东塾类稿》搏誉，不免与自己立说的精神宗旨不符而与人之常情相切合。
桂文灿成名之后，宣扬陈澧经史小学以及以《汉儒通义》为主要表现的兼采汉宋之学，确实使陈澧声名一振，颇为近似戴震与江永故事。而同时学人仍旧看重其经史小学而非汉宋兼采之学。
同治十一年(1872年)，江浙名儒戴望“远道三千里”致书陈澧表示仰慕之意，主要缘于“曩岁高足桂君来金陵，同客四阅月，备悉先生着作等身，耄不废学，为海内灵光，深所忻慰”。故在“同学刘君叔俛处，见大着四种，《声律》、《音韵》、《地理》”与《汉儒通义》后，品评道：“皆辨析豪芒，而尤功来世者，为《汉儒通义》一书。望尝谓唐以后人之言道者，皆不出河洛太极之恉，佛老之说，得意汨乱其间，若汉人则有其粹，而无其疵矣。”[25]戴望虽肯定《汉儒通义》，却与陈澧撰写此书的本意大不同。戴望强调汉学不杂佛学、老学，与阮元《汉学师承记序》同意，所谓：“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26]陈澧本意，却是鉴于乾嘉以来学人重训诂而不究义理，并以此攻彼，故以《汉儒通义》发挥汉儒义理，以见汉学并非单纯考证之学，以此调融汉宋学。同治十二年，刘恭冕致信陈澧，转达汪宗沂、张文虎的仰慕之意，一如戴望佩服陈澧经史小学，说：“汪君仲伊、张君歗山皆倾倒于《声律通考》”，[27]而根本不提陈澧更为有心的《汉儒通义》。
二、大帅与大儒
陈澧提倡的新学风——汉宋兼采，在其身前影响大体不越五岭之外，身后的声势却是既大且广，以至于民国以来的学术史叙述中差不多已将汉宋兼采与陈澧之学等为一事。之所以如此，主要由于私淑陈澧的张之洞的推重鼓吹。不过，张之洞原本并不知悉陈澧学说，对其有一个接受、认识的渐进过程。
同治十年(1871年)，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后邀友朋雅集。[28]是时，潘祖荫、翁同龢为主盟前辈，张之洞便致书潘祖荫道：“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近年仅有，似不可无一雅集。执事人伦东国，众流宗仰。晚拟邀集诸君，款洽一日，如以为善，便请示知。”[29]并向潘祖荫“疏举诸客，并疏所长”。张氏排序中，陈澧弟子桂文灿高居次席，居于大名士王闿运之后，陈澧另一弟子谭宗浚则位列第十。张之洞介绍谭宗浚，称其为“玉笙中翰之子，极聪颖”，工于词章。[30]介绍桂文灿，则称：“学业略与谭论，实不可及，似不可不一识。”[31]张氏略疏桂、谭所长，只字未提陈澧，可见此时未必深识，或不以陈澧为大儒，故不必以名师证高徒。
张之洞得知陈澧学说，大体应该缘于桂、谭二人。桂文灿得自陈澧真传，对陈澧也极有知遇之恩，当时颇效戴震、江永故事，不遗余力宣扬乃师学说，张之洞当亦有风闻。谭宗浚与张之洞同官翰林，过从甚密，“一再谈宴”，张之洞称谭宗浚为“近世当家，已足高参一坐”。[32]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四川学政任满，继任者即为谭宗浚。张之洞在交接事宜上，拳拳相托，颇为知交。④谭宗浚学问不如桂文灿，尊崇推广乃师学问则一如桂文灿。王闿运曾记谭宗浚颇想假归，去依附陈澧读书。[33]谭宗浚对于陈澧更是大力推崇：“我朝阎、顾振声，戴、钱嗣响，高邮稍矜异派，仪征用集大成，莫不贯弗群经，喉衿百氏。继之者，其惟我兰甫夫子乎。”[34]甚而为东塾护法。陈澧极不以《虞氏易》为然，推重《费氏易》、《王氏易》，此与乾嘉以来诸大儒的见解大异，也一度引起非议。谭宗浚称：“窃谓王注善谈名理，标举玄远，诚与汉《易》不同。至其训诂，则有不能易汉儒旧说者。”且举例证王注与马融、郑玄注解大有相合者，进而论道：“其隐用汉儒意义，而变易其词者，尤不一而足，岂得指为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哉?且虞翻《易注》尚明言马、郑之失，而《王注》无之，其未尝轻诋前人，尤可概见。”[35]光绪年间，清廷重修《国史儒林传》，谭宗浚、缪荃孙任其责，此次编撰，陈澧列于儒林传之内。[36]
张之洞或许由于桂文灿、谭宗浚的影响，渐渐熟悉陈澧之学，进而倾倒之。光绪元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刊刻的《輶轩语》，为士子指示读书门径，其中就已吸收陈澧汉宋兼采的理念，道：“为学忌分门户。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谊无偏废，理取相资。诋諆求胜，未为通儒。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徒；号为宋学者，徒便其庸劣巧诈之计。是则无论汉宋，虽学奚为?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使行谊不修，莅官无用，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尤为大谬，无足深责者矣。”[37]随后，便对陈澧直接表示仰慕私淑之意。光绪五年，陈澧七十大寿，远在北京的张之洞联集《后汉书》中陈实、陈元传语，自京师撰写楹帖敬赠陈澧，称其：“栖迟养老，天下服德。”“锐精覃思，学者所宗。”[38]张之洞远在京城，能得知陈澧七十大寿的消息，大概仍旧缘于谭宗浚。此时的张之洞与谭宗浚因为四川学事的诸问题，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与张之洞同时，谭宗浚也精心撰写了一篇骈体贺寿文，从四川远道贺寿。张之洞与陈澧素昧谋面，如此之举，确实见其心意。袁昶乃张之洞在同治六年浙江乡试中所取士子，袁曾说明：“公于治经，最服膺陈兰甫先生澧，恨生平未见，寄篆联至自称私淑弟子。”[39]当时人称缪荃孙为张之洞一系汉宋兼采学人，亦可见一斑。至于张之洞是否真知陈澧之学，则是另一问题。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陈澧《东塾读书记》与王引之《经义述闻》并列为五经总义佳作，指引学者阅读，虽见张氏推重之意，也暴露张之洞未必确知陈澧结构汉宋兼采之学的真意。而事实是，陈澧对于王引之《经义述闻》极有保留，故而深知乃师学问的谭宗浚才会说王引之“稍矜异派”。[40]
张之洞私淑陈澧，当然是其扩张东塾之学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张氏追踪嘉道时期的阮元，颇欲以大帅领袖士林，而扩张东塾学风是其引领士风的一大方向。张之洞少年成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时仅12岁)便成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又中顺天乡试解元。虽晚至同治二年(1863年)方中进士，成探花，点翰林，实已为人翘首以待，可谓晚来的名至实归。[41]值得注意的是，其时朝士风尚悄然转移，张之洞恰逢其会。咸丰年间，肃顺等大臣主持军机，“以干兴军国大事者为人物，以明通用人行政者为贤达”，视学人不过是“文学侍从之臣而已”。不久咸丰死于热河，慈禧等发动政变，“肃、端治罪”，“朝中要人，以朋党为厉禁，京师风气，一变而为谈诗文、讲学业。”[42]其时，潘祖荫以大臣提倡于上，张之洞等名流接引于下。张之洞于同治六年充浙江乡试副主考，旋放湖北学政，后建经心书院。张氏于所到之处提倡学术，造就人材，转移士习，与当时士林风气相契合，极为时人欣赏。
曾国藩在张之洞督学湖北后，曾致信许仙屏品评道：“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43]曾国藩一次与李小湖、范鹤生在莫愁湖上雅集，曾国藩对范鹤生说：“我有一事不如汝。”范愕然逊谢。曾国藩徐徐道来：“非是之谓也。乃谓我无佳门生，尔有好门生耳。”好门生便指张之洞。曾又道：“吾心目中所见直省学政，未有如张某之称职者。异日倘担当大事，以为国家科目得人之庆。”此时曾国藩尚未与张之洞谋面，评价如此之高，可见风闻之盛。[44]正缘于此，当时学人视张之洞为嘉道时期士林领袖阮元的接班人。俞樾曾致书张之洞，道：“闻轺车四出，延揽人材，所至以实学倡导后进。阮文达有替人矣。”[45]后叶德辉也称：“南皮骑箕，浭阳罢镇，一时文章之道，黯然无光，此二公虽不能上网毕、阮，然并此而无之，则读书种子几乎绝矣，可不长叹息乎?”[46]叶德辉言语中对张之洞虽有保留，还是以其为当时的毕沅、阮元。
世人的品评，大体反映张之洞的行事及抱负。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仿照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与学海堂的规例，在山西设立令德堂书院。[47]之后，张之洞在督粤期间，更是扩大阮元在督粤期间所兴文教。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张之洞札委运司在菊坡精舍开设广雅书局。[48]光绪十三年十月，张之洞上奏开设广雅书局刊刻经籍，道：“前督臣阮元校刊《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余卷，藏板学海堂，既已表章先正，亦以鼓舞来学。”“学海堂为当日创刊《经解》之所，是粤省尤当力任此举，勉绍前规。”[49]表明广雅书局刻书有意接续《皇清经解》。当然张之洞不限于此，与缪荃孙信中谈及刻书计划道：“广州开书局刊书拟分三类：一续《学海堂经解》，一补史、考史、史注之属，一洋务。”[50]张之洞幕僚王秉恩与缪荃孙信中也道：“春中宏开书局，大抵以经学续学海堂，别开史学与之并峙。”[51]不过，最终决定续修《皇清经解》之事附于汇刻史学书籍之后，梁鼎芬致信通知缪荃孙：“昨集众议定刻《史学汇函》，经学附刻。”[52]个中原因，袁昶解释道：“智者师古而不袭古，故光景常新，旌旂一变。孝达师知续《国朝经解》力必不能胜阮仪征，故开史学局，次第刻乙部有关舆地掌故之书，此避熟就生法也。”[53]可谓知言。在后人的眼中，广雅《史学丛书》确实也与《学海堂经解》相提并论。胡适在北大演讲时曾说：“学海堂之《经解》，广雅书局之《史学丛书》，为广东两大不朽名着。”[54]光绪十三年六月，张之洞上奏创建广雅书院。[55]广雅书院相比阮元所创学海堂，规模宏大，收人亦广。广雅书院规定课题“勿庸考试时文”，虽是秉承学海堂规制，[56]吴道镕还是指出张之洞“建广雅时，高掌远跖，直欲驾阮傅学海而上之”。[57]岭南藏书家伦明熟于学林掌故，其所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论及此事，颇能道出张之洞心思，谓：“盖之洞雅慕阮文达，文达轫学海堂，之洞亦轫广雅书院，文达刻解经诸书，之洞则刻考史诸书，不相袭而遥相师也。”[58]
张之洞所创广雅书局，名义上虽以李文田为总纂，实际主其事的是三位总校梁鼎芬、廖廷相、陶福祥，皆为陈澧弟子，其中尤以梁鼎芬最为要紧。费念慈当时参与其事，虽说“广雅局新设，刻书之事，尚是空言”，还是承认“南皮与星海(指梁鼎芬，笔者注)甚契，延领局事”。[59]张之洞本身雅好陈澧汉宋兼采之学，又加上东塾弟子实际主持局事，故广雅书局刻书在以史学书籍为主的情况下，陈澧所撰的经学书籍还是被广泛地印刷。时人称张之洞“开广雅书局于羊城，以刻陈氏遗书，故人亦称是为陈氏书局”，[60]颇为传神。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一如广雅书局，在用人方面同样偏重东塾弟子。广雅书院的首任院长便是梁鼎芬，而广雅书院的规条也大体出自梁鼎芬之手。费念慈曾致信缪荃孙，颇以不满的语气道出此事实，说：“南皮与星海甚契”，“星海长髯满腮，出入公廨，日事游宴”，“所立院课，规条甚严，而乡人不满之，广州属无一人投卷者，不知南皮何以调停耳。”[61]
由于陈澧本为岭南本土大儒，又加上张之洞的鼓吹推重，东塾之学成为岭南最具号召力的学问。吴士鉴作诗描绘阮元、张之洞前后赓续，振兴岭南学风的情状。其诗写道：“国朝儒风扇南服，前阮后张实赓续。阮公学海导先河，翕纳群流汇诸渎。子黼紬诗述毛郑，君谟穷经邃左谷。特夫格术致精研，大成乃有陈东塾。百年岭表开中逵，学派渊源可成录。”[62]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离开两广，调任湖广总督，次年在武昌仿学海堂建立两湖书院。⑤分“经学、理学、史学、词学凡四斋，斋一分校”。[63]梁鼎芬在两湖书院中实际“主院事”，[64]同时担任首届史学分校。除此之外，张之洞极有意延请东塾弟子，欲重兴广雅书院旧事。张之洞致书东塾弟子陶福祥，道：“两湖书院经弟苦心经营，乃获就绪。经学为院中首席，事赅体用，最切身心”，须“经明行修，始足楷模多士”，而陶“为东塾先生高弟，渊源宏深，经学、小学博综醰粹，平正精密”，最可堪此任，若能加入两湖书院，必能“昌明绝业，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65]另外，东塾弟子杨裕芬、马贞榆等人也曾分别担任经学讲席、理学分校。张之洞也曾延请陈澧少子陈孝坚担任经学分校。[66]之后，两湖书院改章，分东西监督，蒯礼卿为西监督，梁鼎芬为东监督，分管中西学。东、西监督相争，最终蒯礼卿不辞而别。[67]可见张之洞幕府中东塾弟子根脉之深。光绪二十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梁鼎芬又随之而去，主讲钟山书院。东塾流派，果然流衍中原，浸润江浙，渐有远播之势。
三、兼采汉宋与摭拾相似
张之洞的推重鼓吹，加上梁鼎芬等东塾弟子门生的推波助澜，陈澧有心开创的汉宋兼采这一新学风，确实在其身后成为一时学术趋向。同时，也引起一些学有本末的大儒名家辨析其中精微，不仅显现同为所谓“兼采汉宋之学”的取径大异，更见其中落脚根基的深浅。袁昶曾称：“阅二三场，先须辨各行省之风气师法所向。黔豫则郑氏子尹，钱氏衎石之流传已微；粤则陈氏兰甫；吴越则刘孟瞻父子祖孙、刘楚玪父子、陈氏硕甫、丁永之、管洵美、黄薇香丈、俞氏曲园；蜀则南皮师、钱铁江、王壬秋；湘则邹叔绩、杨性农、王逸吾；折津则李蒪翁；保定则黄子寿丈。非此诸家之门徒，则多野言，取去评，以是为准。”[68]科考与学风关系不浅，其说法代表一时学风之流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二十九日，日人馆森鸿撰文称“向自闽越抵江浙”，观察到“交游皆仰陈氏如泰山北斗”。[69]而据骈文名家李详所说，当时陈澧的名声已大到有学子冒认其弟子以图获取时誉。[70]东塾学风甚至已突破民间，进入宫廷。深知宫廷秘事的文廷式曾回忆道：“光绪甲午朝考，诸贡士卷中有明引《东塾读书记》者，阅卷大臣拟籖岀，翁叔平师云：‘上案头方置此书，日加披览，可无籖也。’师殁十余年，而书邀御览，亦可谓稽古之至荣矣。”[71]真正可谓朝市之显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在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还是发现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仍是承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72]于是在学术史叙述中，陈澧学说也渐渐与汉宋兼采等而一之。《清史稿》作为官方史书，陈述陈澧学问时称：“其于汉学宋学能会其通，谓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着《汉儒通义》七卷。晚年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论赞之，外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为《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论及陈澧也称：“学主沟通汉宋，于汉宗郑君，于宋宗朱子，博而能醇。所撰《东塾读书记》详言经学源流正变，并博考周末诸子流派，表章汉晋以后醇儒，尤谆谆以开风气造人才为先务，粹然为咸同间一大师。”[73]支伟成着《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便列一栏为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列传，其中陈澧为粤派大师。[74]
从学风流衍的角度，陈澧确实已经摆脱江浙学术门径的经史小学，而在身后开启了由其精心结构的汉宋兼采之学。而从学术自身标准的角度，陈澧构筑汉宋之学，成一家之说，意在超越代表一代学术高峰的江浙学术，却未必符合江浙学人的认识。黄体芳曾巧妙地评价阮元创办学海堂，后期乃得桂文灿，才最终不负其堂。[75]言外不以当时已极富时名的陈澧为然。同样主张打破汉宋门户的黄以周，批评当时一些学人持平汉宋不过是调停两是，道：“今之调停汉宋者，有二术：一曰两通之，一曰两分之。夫郑、朱之说，自有大相径庭者，欲执此而通彼，瞀儒不学之说也。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朱子之训诂，亦有胜于郑君。必谓训诂宗汉，义理宗宋，分为两戒，亦俗儒一孔之见也。”[76]看似泛言，心目中应有对象。黄氏门下弟子唐文治请教汉宋兼采学人应当以何者为佳，黄答道：“王白田先生是已。”[77]不以融合汉宋闻名的陈澧为上选。私淑黄以周的章太炎，称陈澧“鸠合汉、宋，为诸《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78]恰能说明黄以周所斥调停汉宋之说的内涵。
参观黄以周与章太炎的批评，陈澧沟通汉宋之学的症结，大体在于不能尽知汉、宋学的家法宗旨，只是摭拾相似之言，故不能回复之前不分汉宋、择善而从之境地。不分汉宋与分不清汉宋，颇有高下之别。朱一新指出“近儒欲沟通汉宋，亦徒据一二端之近似，而未能尽观其深”，[79]即是此意。朱一新所分境界与黄以周所言相通，大致反映浙粤学人处理汉宋的差异。“徒据一二端之近似”，内涵与黄以周辨析的“两分之”“两通之”相通，皆为两是的调停之学。“两分之”似分实不能分，“两通之”似通实不能通，如此沟通汉宋，往往只是摭拾类似曲加附合，门户仍旧横亘当中。自然不能“尽观其深”而博观约出，只能“徒据一二端之近似”，就像章太炎所说的“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时在朱一新之后的江苏学人刘师培评陈澧学说，称其“崇郑学而并崇朱学，惟不能察其异同之所在，惟取其语句之相同者为定，未必尽然也”。[80]又称：“澧学沟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会，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81]分析问题所在，大概便是朱一新所指出的汉宋大儒大旨上固然相合，“节目不同处”也很多，学人不仅应该“知其所以合”，“又当知其所以分”，“事事求合，窒碍必多，斯穿凿附会之说起。”[82]后世门户既分，若不能分清汉宋原来面目与清人后设“汉宋”之见的差别，又欲突破门户、融通二者，自然只好“徒据一二端之近似”了。故而叶德辉称：“东塾似接亭林之传，而实非亭林之正脉。亭林之世无汉宋，则有意兼通汉宋者，不得谓之师法亭林。”[83]
当然，另有一类江浙学人从立身行事角度，对陈澧之学颇表认可，自然是另一层意思。袁昶读《东塾读书记》后，称此书“所言，皆闳深平实可行，此今之安定胡先生也”。[84]后又“补读《东塾读书记》”，谓：“先师钟子言：凡为学立身待人处事，皆当用尽心平心四字诀。今观陈先生所言，醇深而闳实。每喜因端竟委曲畅旁疏，不惮反复言之，无几微陵驾先贤之意。可以想见有道者气象。”[85]甚至称：“论宋湻熙以前人物及古今学术得失，以朱子为准。论宋元明时政学术得失，以亭林梨洲二先生为准。商榷乾嘉以来学术得失，以曾文正、陈兰甫之言为准。”[86]以为：“今之为士，合于古人之义者，若张铭斋、陈兰甫、兴化刘子兰先生，殆不肯降志辱身。”[87]又谓：“国朝学术如亭林、梨洲两大儒，吏治如陈文恭。近日治政事不废日课如曾文正，文学条理简当如陈先生澧，皆可为百世之师。行之无弊，所谓先正之言明且清，差差然而齐，与近世浮华之士，为文章匿而采，誻誻然而沸者，迥乎不同。涵养深，根柢厚，则心光气魄自然不同，岂特外着语言文字之迹哉。”[88]
不过若纯从学术标准而言，袁昶的认识与陈澧之学亦有距离。以《易》学为例，陈澧不喜清代讲《虞氏易》者，其言：“昔之讲理学，今之讲训诂，固有堕其云雾中而以为真可者矣。如近人喜虞氏《易》者是也。”[89]甚至说：“看《易》真是错了，看《虞氏易》更错了。‘《易》只是空说个道理，只就此理会，能见得如何，不如《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难理会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礼乐征伐是自太子出，是自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会褒贬。要求圣人之意，千百年后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圣人说出底犹自理会不得，不曾说底更如何理会得。’今人受《虞氏易》是理会圣人不曾说底也。”[90]反而对于王弼《易》学倒表示认可，与当时江浙学人所本不同。而袁昶在《易》学上恰是本于江浙学人之见，对《虞氏易》颇为推重。其言：“六书先指事而后象形，四术先义理而后度数。孔子以三物教人，以诗书礼乐课士，先人事而罕言性与天道。至五十后乃学易，乃知天命，晚年始作十翼，明诎信往来升降消息之故，是皆以人伦日用为急先务也。独至学易则不然，必先象数而后言义理，先天道而后人事，盖其序不同也。凡王弻、胡瑗、王安石、杨万里，空言义理者，皆去之远矣。而邵氏先天之说，尤野言不可信，此其说当质之李鼎祚、朱子、王深宁、黄石斋先生，国朝之惠定宇、张茗柯，而禘源于乾凿度及太玄卦气之说，然后易家之门径粗具，此不可以空言争。”[91]若袁昶深读陈澧着作，不知会作何感想。
与沟通汉宋之学的态度相反，学人对于陈澧学出江浙的经史考证之学，尤其是其声律、音韵、地理诸作，极表认可。朱一新曾论及舆地之学：“中国舆地自《禹贡》外，《班志》最古，顾其书简奥非有疏证不能通其说，《水经注》即《班志》之义疏也。国朝治《班志》《郦注》者甚多，全谢山、赵东潜、戴东原、钱竹汀、钱献之、洪筠轩、董方立、汪梅村、张啸山、陈兰甫诸人皆足名家。”[92]章太炎与支伟成言清儒音律之学“亦有二派。其一，借此衍算，如钱溉亭是。其一，专明乐艺，如诸琴谱是。兼综二者，盖只凌次仲、陈兰甫而已”。[93]黄侃论陈澧音韵之学：“往者，古韵、今韵、等韵之学，各有专家，而苦无条贯。自番禺陈氏出，而后《广韵》之理明，《广韵》明，而后古韵明，今古之音尽明，而后等韵之纠纷始解。此音学之进步也。”[94]又道：“顾、江、段、王虽能由《诗》、《骚》、《说文》以考古音，然舍《广韵》，亦无以为浣准……番禺陈君《切韵考》，据切语上字以定声类，据切语下字以定韵类，于字母等子之说有所辨明，足以补阙失，解拘挛，信乎今音之管钥，古音之津梁也。”[95]黄侃从音韵学发展的脉络中，言陈澧之学足能集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以来音韵学之大成，而又能开示新途径，可称大师。眼高过顶却能服善而从的黄侃，甚至说没有陈澧便无黄侃之学，可见一斑。
如此一来，学人对东塾之学的品评论断，又回到陈澧身前的情况，即重其经史小学，轻其兼采汉宋之学。这种品评论定，甚至与陈澧自断一致。陈澧去世之前一二年，沈曾植曾与东塾有一面之缘。沈曾植与袁昶谈及此事，说陈澧“顷已七十余，善忘矣。自言生平所着，于律吕、音韵二书最深，作篆隶皆有法则”。[96]沈曾植所述看似与陈澧的自我抱负不符，却极有意思。沈曾植为乾嘉以来难得的通人，相信不至于误记，若真的如此，陈澧在对待自己真实的学问根脉与提倡的新学术之间确有高下的最终判定。因此，真正从学问本身出发的品评论断，在陈澧身前身后几乎不随外在势力与俗世声名的影响，达到惊人的一致，说明学术自身本有的规律约束，要远大于外在的权势干预。
作者简介：于梅舫，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
注释：
①桑兵在梳理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时，扼要勾勒了东塾之学的流传脉络与学人反应。(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绪柏在论及东塾学派时，以分类的形式，梳理了学人对于陈澧各种学说的评断，交代了相关线索。(李绪柏：《东塾学派与汉宋调和》，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78-81页)
②《陈澧遗稿•孝经、纪事》记道：“今亦有知我者矣，郭中丞也。然我不肯为之用。”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③汪鸣銮序，《南海桂氏经学丛书》卷首，此序实为叶昌炽代作。
④其中尤以尊经书院为张之洞心血。张将它托付于谭宗浚谓“他年院内生徒各读数百卷书，蜀中通经学古者能得百人，执事之赐也。”张之洞：《致谭叔裕》，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卷282，第10129-10130页。
⑤袁昶：“闻座主张孝达督部师在鄂州又建一大书院，立六学，每斋置一学长，以督课之。仿阮文达建广州学海堂遗法。”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五)，《历代日记丛钞》总第72册，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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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王闿运着、马积高主编、吴容甫点校：《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9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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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袁昶：《壶公师寿言节略》，《渐西村舍丛刻》，清光绪年间刻本。
[43][50]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4、52-53页。
[44][68][88][91]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六)，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73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572、40、184、184页。
[45]俞樾：《与张香涛学使》，《春在堂尺牍》(四)，春在堂全书本。
[47][48]吴剑杰编着：《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9、168页。
[53][87]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四)，《历代日记丛钞》第71册，第87、32-33页。
[54][64]许衍董总编纂：《广东文征续编》，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88年，第254、106页。
[56]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47页。
[57]吴道镕：《澹盦文存》卷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辑，1975年，第46页。
[58]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60]邱炜菱辑着：《朱九江先生论史口说》附录《五百石洞天挥尘》，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63]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七)，《历代日记丛钞》第74册，第135页。
[69]馆森鸿：《读东塾读书记》，《亚东时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70]李详：《药裹慵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4-115页。
[72]转引自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73]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37，民国退耕堂刻本。
[74]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泰东图书局民国十四年刊本。
[76]黄以周：《南菁书院立主议》，《儆季杂着•文钞》卷6，光绪乙未年刻本。
[77]唐文治：《朱止泉王白田先生学派论》，《国专月刊》第2卷第5期，1936年1月。
[78]章太炎：《清儒》，《訄书初刻本重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1页。
[79]朱一新：《答濮止潜同年书》，《佩弦斋文存》卷下，拙盦丛稿本。
[80][81]刘师培着、朱维铮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09、398页。
[82][92]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6、97页。
[83]叶德辉：《与戴宣翘校官书》，《郋园论学书札》，清光绪年间刻本。
[84][85][86][96]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三)，《历代日记丛钞》第70册，第308、320、422、298页。
[89]《陈澧遗稿》第1合订本，《世说新语》(三)，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90]《陈澧遗稿》第51合订本，《日录•朱子全书三•读书法》，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93]章太炎着、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3页。
[94][95]黄侃：《黄侃论学杂着》，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94、149页。